記者 | 王磬
編輯 | 崔宇
2022年進入下半場，伴隨著俄烏衝突與新冠疫情的雙重壓力，全球物價攀升、能源與糧食危機加劇，一個來自上世紀70年代的幽靈，重新盤旋在世界經濟的上空。
幽靈的名字，叫做「滯脹」(stagflation)。它是指經濟增長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局面。滯脹與通脹不同，小幅度的通脹是決策者樂見的，但如果通脹過高且迅速上漲，會侵蝕家庭的購買力和擾亂企業的經營決策。滯脹則是指價格上漲與增長放緩、企業大幅裁員同時出現的情況。滯脹如果持續得不到緩解，經濟將最終陷入衰退。
滯脹通常被視為上世紀70年代的「遺毒」。英國議員Iain Macleod在1965年首次使用了這個詞：「我們現在有著兩個世界中最糟糕的情況——不僅僅是一邊通脹，或者另一邊停滯不前——而是這兩種情況同時存在。」彼時，滯脹的種子才剛剛被埋下：上世紀60年代末，時任美國總統詹森通過越戰支出和他的「偉大社會」計劃等財政手段來刺激增長，但美聯儲為了「配合」財政擴張而未能充分收緊貨幣政策以控制通脹。
上世紀70年代初，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試圖通過對工資和價格上漲實施控制來抑制通脹，但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大幅推高了能源價格和整體通脹水平，供給端的衝擊使得抑制價格上漲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在此期間，二戰後維繫了三十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土崩瓦解，央行的失信又進一步強化了通脹預期。時任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則持續低估通脹壓力，並未意識到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同時「嬰兒潮」一代湧入勞動力市場，使得失業率持續攀高。上世紀80年代初，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Adolph Volcker）不得不將利率快速提高到20%，引發了經濟衰退和高達兩位數的失業率，70年代的滯脹最終在痛苦中結束。
今天人們對滯脹重來的擔憂不無道理。一方面，全球各地的通脹率屢創新高。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份歐元區的通脹率高達8.9%，為歷史最高；半數以上的歐元區國家面臨高達兩位數的通脹率；美國、英國也面臨著接近40年來最高的通脹率。另一方面，經濟增長預期下調。世界銀行在6月份大幅下調了對全年經濟增長的預期，並警告滯脹的出現。
與上世紀70年代類比也其來有自。通常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導致了70年代的滯脹：一是二戰以後始終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貨幣超發；二是供給約束助推高通脹，1973年和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推升油價，同時導致需求萎縮，出現大量失業人口。這與今天面臨的狀況有相似之處：一是新冠疫情之後流動性愈加泛濫，比如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自2008年以來持續擴張了7倍，自疫情以來擴張了一倍；二是新冠疫情使供應鏈受損、降低了全球生產和運輸的效率，俄烏衝突又加劇了全球能源與糧食的供應危機。
今天的世界可以擺脫滯脹的詛咒嗎？當我們在談論70年代的時候，我們談論的究竟是什麼？當今的狀況與彼時有何相似與不同？如果說可以從70年代的狀況中學到一些教訓，可能會是什麼？
界面新聞近日就相關話題專訪了亞當·圖茲（Adam Tooze）。1967年出生的亞當·圖茲是西方近年來炙手可熱的經濟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史及全球政治經濟史的研究而聞名學界，目前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2019年，《外交政策》雜誌將他評為十年來全球頂尖思想家之一。對世界級大危機的興趣，貫穿了亞當·圖茲的學術生涯，其關於一戰、二戰、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的多部著作，兼具歷史學的厚重與政治經濟分析的尖銳。
以下為訪談實錄，刊發時有編輯整理。
請下載界面新聞客戶端併購買VIP會員，以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