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誌。對於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來說，古文字的研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歷史上，釋讀古文字可以追溯到漢代，宋代以後已經成為一種學問，但一直被視作從屬於經學的「小學」。到了近代，古文字學逐漸獨立，但仍只有少數學者從事研究，因而有「絕學」之稱。只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這一學科才得到空前發展，研究隊伍逐步擴大，成為介於考古學、歷史學和語言文字學之間的一個學術領域。目前，古文字學已有四個學科分支，即甲骨學、青銅器(金文)研究、戰國文字研究及簡帛學。古文字學的繁榮發展，對探索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基礎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古文字學的發展過去之所以受到限制，一個重要原因是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大都屬於珍貴文物，流散秘藏於眾多藏家，學者不易接觸。甚至著錄有關材料的書籍也多是價格昂貴，不是一般讀者所能問津的。例如，羅振玉所編的甲骨書《殷虛書契》前、後、續編和《殷虛書契菁華》，金文書《三代吉金文存》，在圖書館裡均列為善本。
為了克服成為學科發展障礙的這種材料困難，在新中國成立伊始的上世紀50年代，就有古文字學專家提出建議，由新成立的國家科研機構組織編纂甲骨文、金文的著錄彙編。由於殷墟甲骨有十幾萬片，商周金文數也過萬，因而輯集編錄的工作十分繁重困難，雖有許多學者全力以赴，還是經歷多年才告完成。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冊，於1983年出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冊，在1994年完成出版。
《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這兩部大書，加上後來編著的《甲骨文合集補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等補充性的著錄，以及種種新出土材料，為全面整理甲骨文、金文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在材料匯集的基礎上，古文字學者還編纂了許多工具性書籍。如在甲骨文方面，有於省吾、姚孝遂等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和《甲骨文字詁林》，饒宗頤、沈建華的《甲骨文通檢》，沈建華、曹錦炎的《甲骨文字形表》與《甲骨文校釋總集》等；在金文方面，有容庚的《金文編(第四版)》，嚴志斌的《四版金文編校補》等。
上世紀50年代，陳夢家著有《殷墟卜辭綜述》，胡厚宣著有《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和《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1999年，為紀念甲骨文發現100周年，王宇信、楊升南主編了《甲骨學一百年》，宋鎮豪主編了《百年甲骨學論著目》。這些著述，反映了這個學科分支的具體進展。至於青銅器和金文，則還沒有類似的書籍，想了解有關情況，可以翻閱孫稚雛的《青銅器論文索引》和張懋鎔等的《青銅器論文索引(1983—2001)》、《青銅器論文索引(2002—2006)》。
與考古學密切結合
古文字學進步顯著，與中國考古學工作的開展是密切相關的。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國家建設的全面展開，田野考古事業在全國範圍內鋪開，於是古文字文物不斷湧現。這些古文字文物許多是前所未見的，迫切需要釋讀，這就促進了古文字學的發展，也使古文字研究從以傳世流散材料為主轉變為以有科學記錄的考古出土材料為主。更為重要的是，考古學的科學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古文字學。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古文字文物本來就是一種古代文化遺存，與其他種類遺存一樣可以適用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層位學、類型學的分析以及分域、分期的整理等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古文字文物時同樣有用武之地。
以甲骨學為例。自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發掘，到1937年抗戰爆發，一共進行了15次，其間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但由於戰爭，這些寶貴材料直到1948年、1949年才正式發表(仍未完全)，隨即引起殷墟甲骨分期的熱烈討論，即所謂「文武丁卜辭」的問題。到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發掘，找到了有關的地層證據，這個問題才開始有了共識。而1976年殷墟婦好墓的發現，又導致甲骨分期「歷組卜辭」的爭論以及甲骨分期兩系說的產生，在甲骨學上有很大的影響。
實際上，由於新的考古發現，今天的甲骨學範圍也已擴大。上世紀50年代至今，先後在山西、陝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點發現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陝西岐山、扶風的周原遺址、周公廟遺址所出為多。1953年，在鄭州二里崗出土了早於殷墟的字骨；2003年，在濟南大辛莊出土了與殷墟同時的卜辭。因此，甲骨學研究涉及的已經不限於殷墟，而且不止於商代了。
考古學的方法影響古文字學在青銅器和金文方面表現更加明顯，這是因為青銅器本身乃是出土古器物的重要門類。經過眾多學者長時間的努力，中原地區(廣義的)青銅器的分期序列可以說大致清楚了，這對金文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不少論著，例如劉啟益的《西周紀年》等等，都把青銅器分期同金文分期結合起來，有許多創見。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也以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為基礎，參以曆法研究，編制了「西周金文歷譜」。其他地區的分期研究也正在進行中。這一類工作，有利於更準確地通過金文研究當時的歷史。
學科新分支建立
與甲骨學、青銅器研究不同，簡帛學和戰國文字研究是新中國成立後才興起的學科分支。
簡帛，即古代用以書寫的簡牘、帛書。1901年，有外國學者在新疆尼雅一帶發現了簡牘，開啟了這方面研究。後來又有過一系列發現，如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獲得的居延漢簡，內容十分豐富。但當時所得的簡牘，時代大都屬於漢晉，其文字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古文字。只是由於古文字學者兼顧這方面的研究，從而成為這一學科的組成部分。
以先秦古文字寫成的簡帛，其發現較晚。1942年，長沙子彈庫一座戰國楚墓遭到盜掘，出土一批盛放在竹笥里的帛書，引起學者的關注，可惜後來流散到美國。1951年至1954年，在長沙考古發掘中，於五里牌等地的楚墓中發現了竹簡，使現代人首次親見戰國簡冊的原貌。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簡帛的發現連續不斷，尤其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有許多重大的發現，如1972年的臨沂銀雀山漢簡，1973年的長沙馬王堆帛書，1974年新的居延漢簡，1975年的雲夢睡虎地秦簡，1983年的江陵張家山漢簡，1992年的敦煌懸泉置漢簡，1993年的荊門郭店楚簡，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楚簡，1996年長沙走馬樓的三國吳簡，2002年的龍山里耶秦簡等。對這些新發現的簡帛，有眾多學者進行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由於簡帛的內容有書籍與文書之分，研究的方法和途徑彼此不同，近年來簡帛學又有進一步細化的趨勢，恐怕不久就會成為兩個分支了。
戰國文字研究成為專門的學科分支，比簡帛學更遲一些。與殷商文字主要是甲骨文、西周春秋文字主要是金文不一樣，戰國文字散見於金文、陶文、璽印、貨幣、簡帛、石刻等項，很難做綜合考察。早在上世紀20年代，王國維曾將這一時期的文字區分為東土(六國)和西土(秦)，特別指出六國文字「上與殷周古文，中與秦文，下與小篆不合」，乃是當時的「通行文字」，但他未能做具體研究。後來，唐蘭有編著《六國文字研究》的計劃，也沒有實現。因為研究的欠缺，1933年壽縣李三孤堆楚墓發現的大量金文，以及上面提到過的1942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帛書，都在很長時間不能正確釋讀。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才有論著將各種戰國文字材料集中起來，依《說文》「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之說，劃分為三晉、燕、齊、楚、秦五系，給這個學科分支的建立開拓了道路。
戰國文字研究在改革開放以後進步非常快。在歷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會議上，這個分支的論文越來越多。1989年何琳儀的《戰國文字通論》(2003年有訂補本)和2001年湯余惠主編的《戰國文字編》的出版，可以作為這個學科分支成熟的標誌。
古文字演變系譜貫通
中國的古文字，從殷商到西周，各地本來是統一的。春秋時王朝衰弱，諸侯主政，國家趨向分裂，文字開始有東土、西土的分別，到戰國時各國的差異更甚。秦代統一文字，是以秦文字為標準。漢以下的文字都由此而生，東土六國各系文字於是廢棄。實際上，和商周文字更接近的不是秦文字，而是六國文字。戰國文字研究的進步，使古文字演變的系譜完整貫通了，有著重要意義。
在東土六國文字中，楚文字研究取得的成績最大。這是由於楚國具有特殊的地下自然條件，又有非常良好的墓葬制度，使得在其他地方大都朽壞消失的古文字文物得以保存。楚文字文物品種眾多，最有價值的是竹簡、帛書，所以楚國簡帛是簡帛學和戰國文字研究兩個分支的交叉點，成為近年來古文字學的熱門課題。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楚簡的討論研究已經出現了幾次熱潮。第一次是在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發表以後，在國內和美國都舉行了大規模的學術研討會，討論的中心是這批楚簡中的《老子》。第二次是在2001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開始出版後，其間的《孔子詩論》成為討論的重點。後來，上博簡繼續公布，研究者的熱情也持久不衰。最近，學者的目光又集中到清華大學2008年7月入藏的戰國竹簡上來。清華簡和郭店簡、上博簡一樣都是書籍，但書的性質不同，後者主要是儒道兩家的著作，清華簡則多為經史一類典籍，包括《尚書》及近似《紀年》的史書。這幾批竹簡書籍由於文長字多，有的還有今本可資對照，在古文字考釋上有其特殊的便利。從許多文字的釋讀出發，每每可以上溯殷周，解決甲骨文、金文等久懸不決的難題，使我們對古文字的演變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最後，還想附帶說一下探索中國文字起源的問題。通過殷墟甲骨文可以看到，商代的文字已形成比較成熟的系統，不難想像在其以前存在過相當長的發展過程。近年在各地已經發現許多年代早於殷墟的符號，有的是文字，有的只是符號，但很可能與文字有關。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方面的研究會進一步深入，從而揭示中國文字究竟是怎樣萌生形成的。有關研究或許會成為古文字學的又一個新分支。
文章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