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執是近年最受關注的青年作家之一。在城市書店，你常常能看到他的代表作《生吞》《仙症》擺在入門顯眼處，且往往和其他「東北文藝復興」作品擺在一起。
近年一批東北作家出現，以下崗一代子女的視角書寫他們的成長經歷與家鄉故事，幾乎成為這幾年文學界最受大眾關注的文化現象。鄭執的兩本代表作也被包含其中。《生吞》以跨越十年的兩起兇殺案為線索，講述80年代末生人的5個少男少女，在步步衰落的東北城市中體驗成長的殘酷。短篇小說《仙症》，書寫精神病人王戰團，和他掙扎不脫的「卡住」的生活，被作家蘇童稱讚「貢獻了一個新的人物形象」。
鄭執本人並不熱衷於以地域視角將自己的故事歸類，甚至認為「東北文藝復興」的標籤已過季。無論外人如何以「邊緣人」「失敗者」的標籤解讀他作品中的人物，對於鄭執而言，這些形象和故事構成了他最熟悉的那種「主流生活」。
「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識我的朋友，滿懷期待地購回我的舊作（多指比上一篇《生吞》更早以前的兩本集子），閱後大失所望，驚呼『寫出《仙症》的作者竟然還寫過這種東西』」，鄭執在《仙症》後記中如此寫道。「這種東西」，指的是「短的，輕浮的，諂媚的，懶動腦也不走心的」，用來謀生的「文字」——儘管也多為「滯銷書」。
鄭執不掩飾自己作為作家的欲望。首先是生理的，寫文章要先吃飽飯，如果拋金句的小短文能換來錢，那該拋就拋；然後是世俗的，寫一本暢銷的類型小說，讓儘可能多的人知道自己；最終是尊嚴的，證明自己還保留著寫嚴肅文學的實力，還能夠通過書寫，向生活的真相再逼近一些。
大約有十年的時間，三種欲望在這個人的身上交纏不已，憤怒、糾結，像一張紙被緊緊地擰皺。他覺得，作家不應該羞於談錢，也不應該羞於談自己的野望。商業價值、藝術成就與社會尊嚴，不應該在創作者的身上互相排斥——這些，鄭執都想要。
曾經自問「寫作是否能養活自己」，得到「基本沒有問題」的答案後，他確定不再愧對自己和讀者。這幾年，跟過去的惶恐做完了斷，他想回頭踏實寫點作品，就一個要求，「要臉」。
短篇《仙症》打了個頭，在「鯉·匿名作家計劃」比賽中拿了首獎，還讓他獲得「《鐘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獎。《森中有林》《他心通》等中短篇小說刊發於各類嚴肅文學刊物上，陸續收穫一些文學獎項。
在小說影視化的商業嘗試上，《生吞》被改編為網劇《膽小鬼》正在優酷播出，由《仙症》改編的電影《刺蝟》也在製作當中，均由鄭執本人擔任編劇。很多觀眾看《膽小鬼》時，震撼於秦理和黃姝兩個高中生命運的壓抑和悲慘。對於鄭執而言，它抵達觀眾的這一刻，才是自己漫長糾結的青春的終結，「寫完《生吞》，或者說拍完了《膽小鬼》，關於青春這個主題，我想表達的東西表達完了」。
面對終於做成了的事，他沒有用 「成功」來概括它們。他只是覺得，自己這張擰皺的紙，暫時可以捋平了。
以下是鄭執的講述——
文｜王媛
編輯｜楚明
攝影｜尹夕遠（除特殊標記外）
「藝術不成，商業不就」
我從台大研究生肄業的時候，其實還差一個學期就拿到畢業證了，但我當時著急賺錢，來不及了。那是2015年，《我在時間盡頭等你》那本書賣了電影版權，北京這邊要開機了，我就辦了休學去做這電影。後來這活沒辦成，我又在北京接各種活，接著接著就走不了。台大休學滿兩年自動退學，我合計也別讓人退我了，我就自己申請退學了。
去找戲劇學系的系主任紀蔚然教授簽字的時候，我心裡挺難過的，我說紀老師，我先回去賺點錢，以後再回來。紀老師原話笑著跟我說，「滾吧，別回來了。」
我會記住在人生關鍵時刻幫助過我的人，我覺得他一句話幫我打開了一個心結。紀老師說，「我經常痛苦和糾結的點，就是因為我覺得我這輩子商業不成，藝術不就（我認為他更多是自我調侃）。」他跟賴聲川是同一代的戲劇人，中年的時候也寫過在台灣很有名的劇，但是名氣並沒有傳到大陸來。他說，錢沒賺著，在藝術上又因為糾結，老擰著勁。
他跟我說：「鄭執，你在你這個年紀，不要有這種糾結，你要去賺錢就悶頭去賺錢，但有一個關鍵點，你賺到錢以後，如果還能回頭，就算你牛。」
很多人不知道，我19歲寫第一本小說《浮》，其實我是寫青春文學出身，但沒搭上青春文學最後一班車。在2007年左右，韓寒、郭敬明正火，青春文學很好賣，那個時候實體書店還沒有受到網絡電商衝擊，大家都還有線下買實體書的習慣。
當時《浮》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的，相當於給你蓋了一章，認可你這是嚴肅文學。當時傳統的推作者的模式，是找評論家寫評論、搞座談會，那本書是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白燁老師幫我寫的序言，所以當時作為年輕人我還特興奮，有一種驕傲。
但到我23歲，在同一個出版社出第三本書的時候，閱讀環境、網絡環境、出版環境全變了，老牌出版社那種傳統模式，整個被時代給甩在後面。電商起來了，微博火了，大家開始以網絡語境的形式來寫作。那個篇幅是適合你刷手機閱讀的，寫愛情，帶一點雞湯，帶一點金句，這樣的書爆火，整個市場就亂了。
我第三本書銷量極差，不到4千冊。寫了一年半，實際真正錢的收入是九千塊錢。那個時候就讓你很困惑，第一點沒人看你書，對你打擊很大；第二點是真賺不著錢。我當時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做編輯，一個月工資一萬一港幣，首先拿出來四千八當房租，交通費零零碎碎三四千，之前上學的貸款我欠了20多萬，我還信用卡貸款也得三四千。每個月工資一到就清零，還欠點。這個情況下，寫作就變成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職業追求和謀生，兩個層面嚴重無法平衡。
所有人勸我說，你在ONE上發東西吧，都窮成這樣了。那幾年ONE辦得很成功，它的閱讀量是當時所有的嚴肅文學加在一起都比不了的，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因為它是一個APP，你今晚發完了，一個小時之內就有上千條留言，你覺得起碼是個互動，而且說實話它給的版稅很良心。
我說好，那我就寫。我告訴你秘訣，很簡單，首先篇幅控制在五千到八千字，故事結構當一個電影大綱來寫，儘量以愛情題材為主，到結尾該拋金句的時候拋金句，就這麼個邏輯。我那時候也糾結，說白了之前作家出版社給我架上去了，拉不下那個臉，但不管，閉著眼睛寫，仨月能寫十篇，夠本書了。
一邊你心裡對這個東西不舒服，一邊又強迫著自己，就是在幹這個事。上班的時候我就看我的女經理每天抬頭看我多少回，她要是今天不上班我就寫一整天。那兩年的短篇後來出版了兩本書，一個叫《我在時間盡頭等你》，一個叫《從此學會隱藏悲傷》。2014年之後，影視行業熱錢狂增，大小電影公司融到資之後瘋狂買版權，我朋友也是想幫我，給人介紹說有一個人叫鄭執，趁他現在還不貴，三五萬一篇，八千字一萬字的買點。我說行，你隨便拿去賣。《我在時間盡頭等你》的版權就這麼賣出去的。
作家要先謀生
我後來也想，如果我不是在香港那樣一個生活成本那麼高的地方，會不會不至於把我逼到那個程度。如果我回瀋陽，或者去一個更小一點的城市，我可以把每月的生活成本控制在兩千塊錢以下。
我是上大學去的香港浸會大學。大三上學期，我突然接到我媽電話，她說你爸重病住院了。我回到瀋陽，走進病房，看到我爸本來高大魁梧的一個男人已經瘦成了一副骨架。癌症晚期，大夫說他大概還有一個月的生命。
他去世後，我休學了一年在家陪我媽。其實當時是退學了，那年21歲，我就覺得我已經不是個學生了，完全無法面對學校里那些東西，父親去世前囑咐我讓我照顧好我媽，我媽也是一下把我當作家裡的頂樑柱。休學那一年，我每天在家給我媽做飯、鍛鍊身體、看電視劇。但長輩還是勸我把畢業證拿到，一年後我就又重新回去入學考，從之前的社會工作系轉到中文系，就為了混個畢業文憑。
我父親去世之前，被做生意的朋友忽悠了兩次，把他之前開抻麵館攢下的家底基本賠沒了。到我要回去上學的時候，我媽拿出家裡最後剩的幾萬塊錢，說，這個錢全都交給你自理吧。這個錢就夠我交一個學期的學費，問題是我還有一年半才畢業呢，我下下學期、下下下學期怎麼辦呢？
我想過去賣保險，後來發現個性不適合。炒過黃金，三天就把我手裡僅有這點兒錢都賠沒了。做點買賣吧，我代理了一個品牌的冰激凌機，用酸奶粉做雪糕那種，給香港老闆做東三省代理。直到現在你在網上搜那個牌子，還能搜出我電話來。到現在我每年還會接到三五個電話，去年有一天津的哥們打過來，人挺好的，愛聊天，我本來說我不幹了，後來心一軟，還給人介紹，這個什麼什麼型號，單口多少錢、雙口多少錢，你要是投資多少你就選哪款，都是當年背的那些東西。
後來一個搞金融的朋友跟我聊，說鄭執你知道你為什麼做生意會失敗嗎？你要在東北賣冰激凌機，你是不是有病？我說也對啊，人家總代理都在南方，主要往廣東和福建賣。
最後就只能去借高利貸。其實也不是真高利貸，叫小額高息貸款，拿學生證借，比正常銀行利息高。第一次借六萬，第二學期借了十萬，到畢業的時候，利滾利就變成二十多萬的外債。
我為了消解這個抑鬱，找到了跟父親一樣的方式，喝大酒。因為沒有錢，只能喝最劣質的酒，最後把自己喝進了醫院。後來我才明白，我的父親是我人生態度的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物。
休學的那一年，我寫了一本以我父親為原型的小說，後來被買走了影視版權，數目不多不少，正好夠還債，那筆錢在我卡里大概就停留了半個小時，我就迅速轉給了貸款公司。我後來想，是不是我父親在另一個維度中的生命，以某種神奇的方式，最後又撈了我一把。
現在比我年輕的作者有時候會問我，鄭執哥，寫作上能不能給我提點意見。我說我不是文學教授，但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現在寫作能養活自己嗎？你覺得你還能寫幾年？如果這些方面需要意見，我反而可以給你。
不要把文學過於高尚化，也不要把掙錢當作多低俗。有好多人覺得作家就應該寫得好，又窮，那才完美，憑什麼啊？也許經歷痛苦是作家一個必需品，但不一定需要長期處在困苦的狀態下寫作，起碼在我個人身上的經驗來看不是這樣。
為什麼作家要羞於談錢呢？我有版權經紀人之前，出去聊版權，簽合同，被人坑多少回了。我也並不是要一直往上爬，我只是想從坑裡爬出來，正常走路、儘量少掉到坑裡就好了。後來我跟別人說，你可以去跟我的版權經紀人聊，別人都一愣，哎呀，作家還有經紀人呢？
作家跟錢、跟出版社打交道，應該受到保護，無論你賺多賺少，應該有這個行業來維護這個平衡。我希望同行業里的人能少掉我掉過的坑，這個職業應該有一種尊嚴感。
像國外最頂尖的作者，J·K·羅琳也好，史蒂芬·金也好，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我說的不是錢本身，我是在說職業跟這個社會環境的關係，說小了是對作家這個職業的尊重，說大了，是對文化行業的尊重。
把擰皺的紙捋平
2013年到2016年，我花了三年時間問自己三個問題，我能寫什麼？我該寫什麼？我能寫成什麼樣？那時候我覺得再這麼寫短篇寫下去我人就廢了，心裡非常不舒服。我哥們兒跟我吵架，他說「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特驕傲？所謂作家，也寫好幾年了，你寫過什麼暢銷書嗎？」
就這一句話，真的刺激到我了。我鄭執有沒有可能寫一本暢銷書？從《生吞》提筆的時候我只有一個想法，我要讓儘可能多的人看到這個小說，就這麼簡單。
《生吞》是一個在我腦子裡轉了很多年的故事。18萬字的小說，我只寫了7周，那完全是一種失去秩序的狀態。我當時的憤怒、對自己當時狀況的那種焦慮，以及從小到大，我童年青春期看到的一些不公的現象，我無力改變的東西，我全放進去了。
每個創作者可能都有自己創作的源動力，我的源動力就是憤怒。我的第一本小說《浮》，原本書名叫《我們是不是很無聊》，就是寫一個青春期學生對抗應試教育環境的故事。其實從小學到初中，我一直是最好的學生，而且一定是班裡寫文章最好的那個，所有的語文老師都愛我，我就這麼一個自信來源。我當學校大隊長、學生會長，因為能寫能說，適合幹這個，而且我這人好勝，演講比賽老師說你去一下，去了就得贏。高中我上的是全遼寧省最好的高中。
直到遇到兩三次具體的事兒，其實是非常小的事，但是當時給我很大的刺激。你想學校才能夠經歷多大點事，在這點小權力場裡選舉，有目共睹的事，也玩黑幕，玩暗箱操作給老師送禮，玩走後門的學生打了同學不會受到處分。
我知道人走向社會就要面對很多不公，我沒有幼稚到那種程度，但那是校園啊。校園難道不應該儘量把這個公平的環境維持到你走入社會以前嗎？正因為我對校園和師長是持有尊重的，我認為你們應該給孩子們提供這些東西，那是你老師應該做的事兒，我受不了。
那個階段我就拒絕跟人交流，拒絕學校，幾個月不跟人說話，我當時能做的就是做一個壞學生。所有的集體活動別找我，大合唱不去，去了我就攪和，我就跑調。老師找家長，說這孩子是不是抑鬱症，我也不吱聲，我只能這麼反抗一下，我能幹嘛呢？我也不能動粗對吧。
高中封閉住校，晚上我就坐在宿舍陽台上，也不睡覺。同學半夜起來都嚇一跳，這人幹嘛呢？我當時想找出口找不到，我沒有認知，我知道自己寫得比別人好，但那時候你不知道你能幹嘛。
《生吞》裡的主人公黃姝，原型就來自於我的一個小學同學。那女孩小時候在班裡最高，還練過跆拳道，有男生淘氣，撩閒，揪人家一下馬尾，那女生咣能給你一下，男生都不敢欺負人家，直到四、五年級，她媽媽犯事被抓起來，這些男孩再咣給這女孩一下，或者給她一腳，這女孩開始不還手了。
那時候我看明白第一件事，很顯然她不是沒有還手和反抗的能力，她是默認了別人對她的施暴，因為她知道自己媽媽犯了錯，她沒有底氣，所以她忍了這些東西。但我反思另一件事，讓我汗毛直豎：是誰告訴這些男孩，當她有這樣遭遇的時候你就可以對她下手？10歲的男孩，家長、老師不會告訴他說就去欺負她吧？這是他們的自覺性。就是後來小說里那句，小孩子的惡是純粹的惡，沒人教。那一刻我對人性感到非常恐懼。
我們這一代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跟同輩人相處的經驗只來自於一個詞，朋友，只有朋友。在東北那個大時代下，從80年代末，一直到千禧年達到頂峰的下崗大潮，波及的就是我們父母那一代。我小時候的班裡，中午大家帶的盒飯，裡面有沒有肉、是什麼菜，一目了然。所以這撥兒孩子有一個巨大的共性，一半以上的家庭都面臨著一樣的境遇，你的父母下崗，面臨貧困，面臨治安環境的動盪、社會的焦灼，而你能相處的同齡人只有你的同學、你的朋友。
孩子會這樣，是他天性里陰暗的東西，那麼好，誰來引導、誰來規避、誰來防止？我寫這幾個孩子的故事，想講的是成年人的反思，十年的故事背後，是成年人的失職。文學幹不了什麼，講故事也幹不了什麼，但未來我會有孩子，我希望他們在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下長大。
寫《生吞》，我坐塌了一個沙發，寫完之後大哭一場，把我從寫作態度到自己當時人生階段的困惑，都宣洩在裡面。當年它成為ONE上最火的連載，我就是想讓它讀者多一點，想讓多一點人認識我，這事干成了。
去年《生吞》改編的影視劇《膽小鬼》殺青那天，我才覺得我17歲結束。雖然我當時已經是17歲乘以2的年紀。當著所有主創的面，我說，今後我對青春題材無話可說了，關於青春這個主題，我想表達的東西表達完了。
之前我一直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小男孩，喜歡表達憤怒，喜歡口無遮攔，喜歡跟別人在意見上產生衝突，都是特別屬於青少年的一個特性。我到那一天才意識到，我34了，時間過得好快，我離17歲好遠了。殺青之後我跟劇組喝了最後一頓酒，然後我就戒酒了。之前我的字典里沒有微醺這兩個字，開喝就得大。那天之後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喝過酒。
其實當今天自己再翻開《生吞》，它對我個人而言已經不是一本小說了，而是一本日記。這也是為什麼我能理解《生吞》這本書的評價毀譽參半，因為情緒這個事太私人了。我對這個故事的私人感情非常重，說真的到今天，我完全不在乎別人怎麼評價，喜不喜歡，因為這些聲音一定都會有，但是我其實對《生吞》加上《膽小鬼》最大的訴求是我個人的訴求，我覺得我把自己從一團擰皺了好多年的紙捋平了。這裡包括生存狀態、對寫作的質疑、從我父親去世到我30歲前後的重要人生經歷。現在這團紙上雖然帶著摺痕，但回到了像一張紙的狀態，你可以再在紙上寫一點別的。
回頭
《生吞》讓我有了讀者、有了名氣，也賺到了錢。具體來說，哪怕我的才華卡住了，一年什麼也寫不出來，我不是很擔心明年的生活，這就夠了。
讓我今天比較驕傲的一點是，我掙到錢以後再回頭，在創作上、工作上的狀態越來越自由，開始越來越能寫自己毫無顧忌的作品，這說明我還沒誤入歧途。正是因為有了《生吞》，我覺得我沒有後顧之憂，才能有《仙症》，我可以證明一下，我回來寫嚴肅文學，實力還是可以的。這本書收錄的最後一個中篇小說《森中有林》，是疫情出不了門的時候寫的。每天早上起床，我先照把鏡子，跟自己說，這次寫作對自己就一個要求：要臉。
《仙症》有很強的地域文化色彩，有人說這個小說是魔幻現實主義，不是，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我在瀋陽一個圍繞菜市場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棚戶區（後來動遷改造了）長到17歲。在那棟樓里，跟你一起玩的小孩，家裡就是賣豬肉的，賣菜的，殺魚的，那種家裡不管的孩子。我媽說這可不行，這你不又成你爸小時候了嘛。為了屏蔽我這種生活，她專門騎車帶我去5公里外的一個小區，讓我跟醫院的大夫、教授們的孩子一起玩。
結果我兩邊都不融入。在家這邊我生存不下去，天天挨欺負，每天他們打架都抄菜刀，然後到了那邊我又覺得，怎麼這些孩子天天都文縐縐的。人既有本性的那一面，又有用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那一面，我覺得我夾在這中間。
後來我第一次看到楊德昌的電影《一一》，我覺得我小時候就是一一。因為我正好是家裡兩邊最小的孩子，而且我跟著我姥姥長大，什么姨啊舅啊，家裡誰欠誰錢了，誰找的對象不行，誰下崗了，誰離婚了，都來找我姥姥評理。無論多麼嚴肅的話題，你在旁邊來回跑，沒人當你是個人，他們覺得五六歲孩子聽不懂。其實我完全能聽懂，這家族裡發生的所有事，我盡收眼底。
那時候，我爸從來不跟我講他年輕時候的事，我都是從我媽、我姥姥、我奶奶嘴裡聽說的。我爸最常教育我的一句話，叫「夾著尾巴做人」。我小時候就不理解，人為什麼要夾著尾巴啊？我也不翹著尾巴做人，我就把尾巴平放不行嗎？他說你太小了，你沒受過社會打擊。
他62年生人，那是一個蠻荒的年代，「文革」末期，哥哥姐姐們都上山下鄉去了，剩他這一撥兒年紀小的孩子留在家裡，就天天打架鬥狠。在那個以「武力」生活的年代，他是在食物鏈的頂端。
我爸其實是一個腦子非常聰明的人。18歲接我爺爺的班進了工廠銷售科，在全國各地跑銷售。90年代初，距離下工潮還有五六年時間，他就主動從工廠辭職，因為他跑銷售的過程中就發現工廠的產品在全國的銷量大幅度下降，他推斷出我們家鄉的工業正在急速衰落。辭職以後，他在瀋陽北站開了一家抻麵館。
抻麵館生意非常好，雖然一碗麵才賣兩塊錢，但是因為開在火車站邊上，24小時不歇業地開，十平米不到的小店裡人擠人。我親身是被一碗一碗麵養大的。到現在我也覺得我有點小商民思想，人家賺錢都喜歡股票曲線什麼的，我就喜歡收款機叮咚叮咚進錢那個聲兒，別管是10塊錢還是100塊錢，這個東西給你巨大的實體的快樂。
父親的性格是有巨大的缺陷的，後來面對工商稅務，面對城管，面對被忽悠做生意失敗，把家底都賠光了，他才意識到，原來有些問題武力解決不了，只能夾著尾巴做人。
直到最後我在他病床前那一個月，我才知道，我們倆有一個特別大的認知偏差。原來他一直認為我瞧不起他，所以才跟他保持距離。他不跟我講他的那些事，因為他覺得那是埋汰事，不光彩。其實我從來沒有瞧不起他過，我單純是好奇加畏懼，其實我想聽。
我跟他說，如果你走了以後我關於你的所有記憶全都是從別人那兒拼湊的，你不覺得這不公平嗎？他才開始跟我講，你奶奶以前講得不對，我那次打架用的不是刀，是什麼什麼。兩個人聊到挺興奮了，你突然又意識到，這個人的生命還有半個月。
我今年35歲，我覺得我現在思考的問題，應該幾乎就是我父親在35歲思考的問題。我考慮我的生活，他也在想，老婆孩子下個月的生活費有沒有啊。其實我的性格非常像他，有暴躁和陰鬱的那一面，但我懂得合理地表達自己的憤怒，他的憤怒表達不出去，淤積著，他那一團紙越擰越皺，直到死亡。
我從小見到的叔伯大爺，全是跟他一個生活層次的人，乾的工作、人生閱歷、生活態度，包括個性，都差不多。每隔幾年，一個飯桌上的叔叔就少幾個人，死的、失蹤的、進去的。他們內心一定有自己的苦痛，但限於表達能力，我們能觀察到的有限。
你的苦痛可能在這個房間裡，有的人苦痛在宇宙里，馬斯克想的是死前能不能上火星，無所謂。但大家人性本身一定是平等的。有人說鄭執寫的是東北的邊緣人，我不太認同。如果你說我寫的是邊緣人，也就是認為我站在主流的圈子裡，但問題是他們所謂的邊緣人就是我生活的主流，我就是在這些人包圍下長大的。
「我就把尾巴平放」
《仙症》那本書的扉頁上，有一句「紀念王振有先生」，這個王振有是我本人的大姨夫。我人生中參加的第一個葬禮是他的葬禮，那年我11歲。他是我家特別神奇的一個人，因為他患精神疾病，我家大人一直讓我對他警惕一點，但他又是我家一個工人階級家庭環境下讀書最多的人，我下象棋是他教我的。
葬禮結束，中國人都有這習慣，晚上還得一塊吃頓飯。我還在那兒悲痛呢，一口飯都吃不下去，突然那邊兒親戚跟老鄰居都已經喝起來了，喊上了。就上一秒還在那兒鏟骨灰呢，下一秒叮咣喝上了，這怎麼回事？給我氣得眼圈都紅了。我拎著個空酒瓶子就要過去砸人，被我大姐給攔下了，她就是王振有的女兒。我就問她，大姐，為什麼在葬禮上會有人笑？大姐說，就是這樣。
死亡是這麼輕飄飄的一件事嗎？死亡是怎麼回事？這個文化是怎麼回事？就在那個場景下，我覺得我的感受跟別人強烈碰撞。那個場景就是一個心錨，當你30歲的時候，把這個錨勾起來的時候，你看到一個特殊時代下的特殊生命，所經歷過的一生，最後以那樣一個形式，非常輕飄飄地終結了，這裡面有太多東西讓我覺得震撼。
我的這個成長環境，身邊沒有一個叔叔阿姨之類的長輩，能直接點撥我一下，說鄭執適合干文藝工作。我們老師高考前拼命想把我保送走，其實她是為我好，我們班是文科重點班，重點到高考前先把班級倒數的給保送走，誇張吧？北二外小語種來招生，老師說高考北二外你上哪兒考去，趕緊走，我說不去不去。後來北外都來了，我還不走，老師都急眼了，你參加高考拖後腿啊。高考成績出來之後，我們文科班一共22個人，平均分609分，什麼概念呢，那年630能上北大。我考550。老師說你要是提前走了，我們班平均分能奔615。
我那時候不好意思跟人說，我已經知道參加自主招生能有機會去香港了，他們招生最大特點是高考成績占一半，一半面試成績。香港浸會大學當時好像文科就只有人文院和社科院這麼兩個學院可選，我說中文還用學嗎？社會學，帶學字，太嚴肅，社會工作看起來活潑一些，我就報了這個。
英語面試在北大面的，我就語文英語好。教授問你知道社會工作是幹嘛的嗎？我說這麼跟你講，我爸年輕就混社會，我對社會比一般孩子還是有了解的。那個教授吃的可能是我敢開玩笑那個態度。72個學生選1個，我是全國72個人里高考成績倒數第一的，結果最後我錄取了，因為我面試滿分。
到了香港，人家去自習室學習，我去自習室寫小說。《浮》出版之後，最讓我有滿足感的一件事是我爸居然戴上老花鏡，拿新華字典看我的小說。這個形象跟我對他的認知非常不符。因為我爸認字不多，從小學就打架，漢語拼音都不認識的人，為了看我的小說學了漢語拼音。即使我那樣一個沒有什麼生僻字的小說裡面依然有好多字他不認識。
誤打誤撞也好，或者說命中注定也好，我做了今天這個職業，我覺得這個狀態很好。沒有老闆，不用看別人臉色，把自己的才華換個好價錢。還是那句話，我不翹尾巴，我也不想夾著尾巴做人，我就把尾巴平放，你不要踩我的尾巴就行了。
督促自己別被落下
最近這幾年，我感覺文化的環境在回升。我們一批東北的作家受到關注，很多人去總結，說是東北文藝復興也好，或者說面對失敗的主題也好，我覺得評論家看到一些共性會去總結，這是人家的工作。從積極的一面看，至少文學今天又被拿出來討論了，這已經是一件好事。換三年前，誰關注你們這幫80後還在寫什麼？有一段時間嚴肅文學在社會討論層面是消失了的。
但你自己要真把這太當回事，那就不是什麼好事了。我只能說東北的文化特色先天占了優勢，通過小品、電視劇，東北文化早就深入到我國流行文化當中，那裡面幽默的點所有人都能聽懂，東北大下崗的環境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段歷史。
你要說靠看文學作品，就能思考怎麼面對人生什麼重大的議題，我覺得不是很成立。所有的失敗最終都是落在個體身上的，你說我的悲傷跟重慶人比是大是小？我只能說看到我同年齡的優秀的青年作家，都在努力地不停地寫作，你要督促自己別被落下就好了。
《仙症》出來之後，有人問明明是一本寫東北的小說集，中間怎麼有個故事發生在北京？誰說我這是寫東北的小說了？還有人說，怎麼又是小鎮青年文學。瀋陽什麼時候成小鎮了？瀋陽就算下崗那幾年經濟不好，它還是東三省第一城市呢（當然哈爾濱的朋友可能不同意）。
《仙症》真的是我在以東北為命題嗎？如果我是在以我身邊人的人生為命題，我在觀察這些東西，那我身邊當然很多都是東北人。大家現在想到80後一代寫的城市文學，想到的可能是《小時代》，甚至有一種錯覺，好像只有寫北上廣才是城市文學。其實城市文學應該很大，可以有張愛玲，也可以有蕭紅，有張恨水，有嚴肅也有類型的。我覺得我們現在30多歲這撥兒生活在都市的作家，還沒有把中國都市的這條脈絡吃透，也沒寫出來。紮根鄉村的作品已經出現過很多經典，但在改革開放以來，都市文學反而變得更難寫，還有很大一片空白。
我不是什麼天才型的作家。寫北京偽中產階級婚姻生活的那篇《霹靂》，一萬字不到，是我整本書里寫作時長最長的一篇，中途一度有很強的挫敗感。你覺得我現在是成功了嗎？沒有，我每天還在面對失敗，面對挫折，面對自己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寫作很大一部分動力也是來源於此。
我說我像一張紙被捋平，而有一天它還會再皺起來，可能疊成個三角，從三角還又捋開了。不知道，這是一個無限反覆的過程。起碼到今天這個階段，我始終處在這個循環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