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春艷（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
作為陶淵明的「鐵桿粉絲」，蘇軾對陶氏及其作品可謂推崇備至，故蕭統所編《文選》僅錄陶作9首，自然引起其極大不滿：「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淵明《閒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又由於蘇軾乃一代文學宗師、精神界的領袖，因此他對《文選》的貶抑，很大程度左右了當時乃至後世人們對《文選》的態度，並引發了有關《文選》錄文優劣之爭。後人或贊同，進行更尖銳的批判；或反對，為蕭統《文選》作辯護；或將蘇軾對蕭統之譏，理解為「求全之毀」。然對《文選》選文作更全面的考察，我們卻發現：錄文評價並非純粹的「是非」或者「對錯」問題，而涉及「當時與後世」和「獨見與共識」兩大維度，亦即審美意識遷移與獨見共識互轉。蘇軾之所以貶《文選》而揚陶潛，皆因其未注意到上述因素。
第一，錄文評價與審美意識的遷移有關。所謂審美遷移，即文學作品在當時與後世之評價升降問題。概言之，《文選》選文至少包含三種情況：一是當時評價一般而後世享譽極高者；二是當時頗負盛名而後世趨於平淡者；三是在當時與後世皆保持較高聲譽者。就第一種而言，若不能「以古還古」，則容易對古人及其選集妄加指責，而陶作即屬此類。
首先，在蘇軾極力褒揚以前，陶潛其人其作地位向來不高。陶淵明是東晉偉大的詩人，這是當代人的共識。然後人往往忽略的是，作為非主流的陶淵明及其創作，不僅在東晉南北朝間反響平平，甚至直到宋代蘇軾以前（盛唐以後稍高），總體評價仍較為一般。前者例如，其好友顏延之所作《陶徵士誄》，只說他「學非稱師，文取指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提及晉宋時文人卻不及陶；陽休之《陶集序錄》說陶詩辭采「未優」；鍾嶸《詩品》將其放到《中品》說：「世嘆其質直。」可見，蕭統選錄陶作不多與陶氏在當時的地位是相符的。
其次，後人受蘇軾影響，未注意到審美意識之遷移。蘇軾是不遺餘力推崇陶淵明的第一人。例如，他的《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說：「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書李簡夫詩集後》又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甚至給其弟蘇轍寫信還要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眾所周知，蘇軾在文壇上影響力之巨，其時其後均罕有其匹。這無疑為陶淵明在當時乃至後世的文學地位，奠定了極好的基礎。但與此同時，他對蕭統和《文選》的貶斥，則對《文選》的傳播及地位產生了不小的持續性消極影響。如宋元之際的詩論家方回，不僅在《詩思十首》中對陶淵明評價極高，其《西齋秋感》之十七對陶氏的肯定和對蕭統及《文選》的貶斥，也與蘇軾如出一轍：「齊梁陳隋詩，真可以不作。至如晉宋間，淵明可無學？盲統集《文選》，似以刖報璞。後生今寒蟬，焉識獨唳鶴。緬懷東籬間，用意極玄邈。」此後，直到清人尤侗、陳沆等評點《文選》時仍多用蘇氏觀點，對蕭統《文選》貶損語氣之激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顯然，上述受蘇軾影響者，同樣未注意到審美意識的遷移。
事實上，不僅古人，今人也多未注意到這一點，或因他們對陶淵明的認識與評價主要來源於蘇軾。即這種從後往前看的評價，帶有強烈的「後補性」，而不免導致人們在看陶氏時，往往帶著由蘇軾所引導的價值觀，並因之對蕭統及《文選》多有貶損。問題是，這主要是緣「情感的衝動」，而非客觀的評判。因此，這並非蕭統和《文選》的問題，而是後人忽略審美意識的遷移，以「今」衡古所致。
第二，錄文評價還和獨見共識互轉有關。文學作品評價的升降，固然與時代變遷所致的審美意識遷移密切相關，但同時也和「獨見與共識」始終共生，即「獨見與共識」伴隨審美意識的遷移而相互轉化。就「共識」的層面來看，因為陶作在當時聲名不高，故蕭統收錄不多。而隨著時代變遷，到了蘇軾那裡，又被推舉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蘇軾的「獨見」。之所以說是「獨見」，因其時對陶作有如此高的整體評價者，絕無第二人。那麼，後人應如何看待蘇軾這種貶《文選》而揚陶潛的做法呢？
首先，就後世評價與接受的層面說，蘇軾主觀性極強和帶著強烈情感衝動的譏諷與貶損，確實對《文選》有一定的傷害。然而，就陶淵明作品價值的被發現，以及他在後世直至現在依然無比尊崇的文學地位來說，蘇軾的推舉，則可謂居功至偉。
其次，當我們從「共識與獨見」的維度來看，可知蘇軾對陶淵明及其作品的喜愛，實質正是基於他超越時代「共識」的「獨見」，由此可見其識力之非凡。而這種「獨見」，一方面由於蘇軾文壇領袖的身份地位，影響不斷擴大；另一方面，隨著審美意識發生遷移，蘇氏之「獨見」又逐漸成了人們的「共識」，即陶氏其人其作之評價實現了共識→獨見→共識的轉變，這又是蘇軾之論的價值。或許，我們甚至可以猜測，蘇軾對蕭統和《文選》的批評，未必全出於主觀故意，而很可能受到其潛在的「獨見」之影響。
此外，關於錄文的評價問題，我們還需注意到由「獨見」所致的普遍現象：眾口難調。個體的差異性決定了人們在看待同一事物時，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文學作品的審美亦如此。不同時代的審美不盡相同，同一時代不同個體的審美也時有差異。如周敦頤《愛蓮說》云：「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而這種現象，又古今無異。如劉永翔《錢鍾書·程千帆·沈祖棻》一文曾說：「對許多眾口一詞稱揚的作家或作品，槐聚先生並不心賞。如沈復的《浮生六記》，林語堂、俞平伯二公推崇備至，槐聚先生卻稱之為『一部我不很喜歡的書』……黃節的《蒹葭樓詩》，陳三立、張爾田、汪辟疆等均讚譽有加，梁鼎芬甚至嘆為『三百年來無此作手』……而槐聚先生卻說他『號學後山，實則依傍散原，竭蹶張皇。散原尚能以艱澀自文飾，晦聞寒薄淺露，於是不通亂道處一目了然矣』。實際上，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偏嗜，所謂『眾口難調』是也。」劉先生這段話，恰恰道出了「獨見」對錄文及其評價影響之大。
由此可見，蘇軾貶《文選》而揚陶潛這一行為，表面上是蘇軾對陶淵明及其作品的認可和對蕭統錄文「去取失當」的批評，實質卻牽涉到錄文評價的兩大因素——「審美意識遷移」和「獨見共識互轉」，而由此衍生出的種種問題，不僅在《文選》，在其他作品選集也普遍存在。明此，便知現當代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每多疏忽於出發處辨路向，而著力非在關鍵處。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15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