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思
（1）
萬里敦煌道
我從敦煌文獻中，嗅到了古酒的香，看到了古人的醉。
從敦煌文獻看古代敦煌酒業規模
敦煌文書中保存了諸多的《酒破用歷》，即支取、飲用酒的酒帳。如敦煌研究院所藏的一份《酒破用歷》殘存前半截，記載了某年內兩個月共100筆酒帳。該卷的後半截為董希文先生收藏，記載後幾個月的酒帳113筆，合記酒帳213筆。在紙張的接縫處鈐有「歸義軍節度使新鑄印」一方半,表明該酒帳應是歸義軍衙門支用酒的帳目。施萍婷先生曾對其作過細緻研究，由此揭示了酒在古敦煌社會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該酒帳約立於宋初乾德二年(964) ，時值敦煌歸義軍曹元忠時期。從酒帳上看，不足半年時間用酒量即高達一萬三千五百八十餘升，令人吃驚。而這僅是官府方面的支用，尚不含民間私家的用度，當時敦煌的耗酒量之大尤為可觀。
從敦煌文獻看古代敦煌酒業管理
敦煌有專門釀酒的「酒戶」，有專門經營酒業的「酒行」,歸義軍衙門中有專管酒戶、酒行的機構。酒戶從官府領料釀酒，除按規定上交酒外，盈餘部分可以自己出售。官府也可以直接到酒戶取酒, 登帳上報。S. 5571、5590《酒戶鄧留定牒》就是反映此種情況的文書。從這份酒帳上看,酒的耗用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迎」「設」「看」「供」「支」，即對來自甘州、伊州、西州、南山等地使者的宴請酒；二是從事宗教活動的神酒、祭奠酒；三是節慶活動用酒；四是支給各類工匠和「修文字者」的飯食酒或報酬酒；五是其他類用酒。此五類的記載文字有：衙內看甘州使酒五。支伊州使酒壹。支于闐去押衙吳成子酒壹瓮。迎南山酒壹角。束水口神酒壹瓮。澗曲神酒五升。南澤賽馬神設酒壹瓮。城東祆神酒壹瓮。設修城百姓酒壹瓮。支門樓塑匠酒壹瓮。支縫皮人酒壹角。支灰匠酒壹角。箭匠酒伍升。案司修甘州文字酒壹角。孔目官修西州文字酒貳。寒食座設酒叄瓮。支回鶻婆助葬酒壹瓮。宋都衙勸孝酒壹瓮。灌駝酒壹角。閻縣令舍頓酒壹瓮。支十鄉里正納球場酒半瓮。支納黃羊兒人酒壹。支董富子納蘿蔔酒壹……可見酒的使用已滲入到古敦煌社會的方方面面。據李正宇先生統計，見於文書所載唐宋時期敦煌城內有名有姓的酒店就有：齊周酒店、安家酒店、曹家酒店、羅家酒店、石家酒店、趙家酒店、丑子酒店、鹽子酒店、盈子酒店、郭慶進酒店、寒苦酒店等等，遍布大街小巷。
從敦煌文獻看古代敦煌酒品種
由文書中見，當時敦煌酒的品類眾多，有麥酒、清酒、蒲桃(葡萄) 酒、醴酒、藥酒、春酒、九醞酒、玉酒、菊花酒、竹葉酒、白醪等。P. 3350《下女夫詞》載，女婿（即女夫） 一行抵達敦煌，迎娶新娘時，女方姑嫂故意閉門相攔，盤詰戲謔，開始了「下女夫」的婚儀。女方姑嫂給新郎上酒云：「酒是蒲桃酒，將來上使君，幸垂與飲卻，延得萬年春。」男答:「酒是蒲桃酒，先合主人嘗，姑嫂已不嘗，共酒灑南牆。」女家反問:「酒是蒲桃酒，千錢沽一斗，即問二相郎，因何灑我酒? 」男答：「舍後一園韭，刈卻還如舊，即問二姑嫂，因何行藥酒? 」又一卷《下女夫詞》(P. 2976) 雲:「藥酒若不飲，是實難入門。」可知女婿入門前，須先飲藥酒，而女方姑嫂故意說成是蒲桃酒，調侃相謔。蒲桃酒即葡萄酒, 當時敦煌的葡萄酒須「千錢沽一斗」，當為上上等的極品了。
從敦煌文獻看古代敦煌酒器
唐宋時期敦煌不僅酒品眾多，而且對於盛酒與飲酒的器具也頗為考究，飲酒時還往往有音樂伴奏。S. 4129《書一卷》：「日入酉, 金樽多瀉蒲桃酒。」P. 2653《燕子賦一卷》：「徑欲漫胡瓶」。S. 6836《葉淨能詩》：「道士飲一石以來，酒瓮子恰盪。」其中的樽、胡瓶、瓮均為盛酒器具。唐代請客飲酒，多用大酒樽盛酒，眾人飲時各以杓挹酒。《唐語林》記載，元和年間宰相高公舉行盛宴, 席上數千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所遺。」唐夷陵女郎《空館夜歌》中有「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之句。此外，P. 2817《茶酒論》雲「渴來一盞, 能生養命茶，賤三文五碗，酒賤盅半七文。」P. 2305《妙法蓮花經講經文》雲「玉杯成百味之馨香」。其中的盞、盅、杯，均為飲酒器具。至於夜光杯、金叵羅之類的高檔酒具，在敦煌應不會缺。
從敦煌文獻看古代敦煌酒社
S. 5939《社司請社人赴局席帖》載，因社人張都頭被罰局席, 社司通知社人前往赴席,「限今月十日午時於主人家齊同。捉二人後到,罰麥酒一角，全不來罰席同前」。S. 0527《顯德六年(959) 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條》：「或有社內不揀無格在席上喧拳、不聽上人言教者,便仰眾社就門罰醴嗽一筵，眾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決杖叄棒,後罰醴嗽局席一筵的無免者」。P. 3489《戊辰年(968) 正月廿四日坊巷女人社社條》:「或有大人顛言倒儀，罰醴嗽一筵」。醴乃甜酒，醴嗽當是以甜酒為主的酒筵。連女人都結社飲酒，可見當時敦煌酒社之盛行。
從敦煌文獻看古代敦煌酒樂
P. 2324《難陀出家緣起》:「飲酒勾巡一兩杯, 徐徐慢拍管弦催；各盞待君下次勾,見了抽身便卻回」。飲酒時弦歌四起，為當時的時尚。唐薛用弱《集異記》卷二載，開元中進士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人在旗亭小飲，聆聽女郎弦歌，打賭他們的新詩是否先後入曲吟唱為輸贏，此被作為文人美談盛傳一時。P. 2817《茶酒論》亦云:「國家音樂,本為酒泉。」
（2）
勸君更盡一杯酒
飲酒是一種行為藝術，可以豪而爽，亦可歡且雅。
酒樂舞
如果我們按照古人的觀念，把中原看作文化中心，那麼可以說，西樂東漸和南樂北漸，是古代「中國」同周邊民族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方面。《周禮·春官》關於「氏掌四夷之樂」的記載，《定軍禮》和《古今注》所說的漢代鼓吹樂起於「班壹雄朔野」，橫吹樂起於張騫通西域，是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國音樂史上的早期表現。與此相伴隨的是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之間的文化交流。關於夏禹聞南音的故事，周武王伐紂時軍中巴人「前歌后舞」的故事，以及載在漢代典籍中的不可勝計的宮中楚聲的故事，反映了南樂對於中國腹地音樂的長期影響。在中國音樂史進入燕樂階段之前的漢魏之際，代表這種主潮的是南樂北漸。這個時候，在曹魏的清商署中，中原地區的相和歌，吸收了來自長江流域的「荊艷」「楚舞」和「吳趨」的成分，演變成為「歌弦」形式的清商曲和包括「艷」「曲」「趨」「亂」等有機結構的大曲。只是在「永嘉之亂」晉室南渡之後，那一個潛藏著的音樂文化交流的潮流——胡樂入華的潮流，才演變為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胡樂入華的直接後果，是導致了「隋唐燕樂」這個音樂史新階段的產生。而其主要內容，則是以下三類音樂的輸入：
一是域外宮廷樂舞。域外宮廷樂舞主要通過進貢、戰爭繳獲、王氏婚嫁等政治行為傳入中原。這些樂舞后來被編為北朝至唐代的宮廷筵饗節目。其集中表現，在隋文帝時為七部伎，在隋煬帝和唐高祖時為九部伎，在唐太宗時為十部伎。
二是西域民間樂舞。西域民間樂舞主要通過貿易的方式傳入。這種文化傳播的方式有很悠久的歷史。在《東觀漢記》和《後漢書》的《馬援傳》《梁冀傳》《李恂傳》《西域傳》中，已有關於「西域賈胡」「商胡販客」的眾多記載。唐人詩歌屢屢稱到的「胡姬」「酒家胡」，最早見於東漢辛延年的《羽林郎》詩。但中西貿易的極盛時代乃在北魏。據《洛陽伽藍記》卷3，這時出現了「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北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的局面。北齊時候，北周隔斷了西域至洛陽的通道，但北齊胡樂卻遠盛於北周。這就說明，北魏的洛陽賈胡，曾攜來大批西域的民間音樂伎藝。
三是西域佛教樂舞。中國佛教音樂的系統形成於唐代，包括三個組成部分：用於佛經課誦和經文宣講的唄讚音樂，用於教義宣傳（俗講）的唱導音樂，用於佛教慶典和佛寺文藝活動的佛曲音樂。其中「唄讚」「佛曲」兩項來自西域，而「唱導」則是西域音樂影響下產生的中國音樂品種。
從敦煌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唐代流行舞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洞窟（如220窟）壁畫中多次出現的胡旋舞。胡旋舞的傳入，史書中多有記載，主要來自西域的康國、史國和米國等。胡旋舞節拍鮮明，奔騰歡快，多旋轉蹬踏，故名胡旋。伴奏音樂以打擊樂為主，與它快速的節奏和剛勁的風格相適應。白居易寫的長詩《胡旋女》，將胡旋女的姿態神情躍然紙上：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搖轉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余……
酒令
從現有的資料看，唐人行令承繼古俗，但其組織形式更加完備。參加者人數不拘。常法以20人為組，每組立一人監令，觀察依令飲的次序。按當時稱縣令稱為「明府」的習慣，此人被命名為「明府」。明府之下設二錄事：「律錄事」和「觥錄事」。律錄事司掌宣令和行酒，又稱「席糾」「酒糾」；觥錄事司掌罰酒，又稱「觥使」和「主罰錄事」。唐人皇甫松撰的《醉鄉日月》記載有「明府」「律錄事」「觥錄事」，說的就是當時酒筵行令的組織規則。其中明府管骰子一雙、酒杓一隻，決定每一項酒嚴筵遊戲的起結,律錄事管旗、籌、纛三器，以旗宣令，以纛指揮飲次，以籌裁示犯令之人；觥錄事則執旗，執籌， 執觥，實施罰酒。正是在這樣一種有規則有節度的筵飲組織中，唐人上演了一批批精彩的酒令節目。
現在我們能夠知道的唐人酒令名目，約有20多種。例如：曆日令、罨頭令、瞻相令、巢雲令、手勢令、旗幡令、閃厭令、拆字令、不語令、急口令、四字令、言小名令、雅令（千字文令、詩令、史詩令）、招手令、骰子令、鞍馬令、拋打令、下次據令、卷白波、莫走等等。唐代李肇所著史書《國史補》中說：「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是說唐代酒令大體可分為律令、骰盤令、拋打令等三種基本類型。
律令是一種與傳統觴政聯繫較為緊密的酒令類型。其特點是按照一定的法度，主要採用言語的方式，在同席之中依次巡酒行令。「律」的涵義是酒令規則，當時又稱「章程」或「令章」。此字同「觴政」的「政」字一樣，乃借自法律術語。因此，凡在酒筵之上，以類似於某種法律條款的規則為準繩，進行酒令遊戲，這些行為，都屬於律令。律令是唐代最常見的酒令形式。上述明府、律錄事、觥錄事等令官，主要就是為實施律令而設置的。
骰盤令是一種同博戲相結合的酒令類型。其特點是根據擲骰所得的「采」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條例來決定飲次。唐代主要流行三種博戲：陸博、樗蒲、雙陸。在這三種博戲中，骰子都是必備的用具。因此，我們可以把「骰盤令」看作各種酒令的總稱。按唐代人的習慣，「骰盤」又稱「投盤」或「頭盤」。這幾個名稱的更替，反映了骰子形制的嬗變過程——由雜用各種質料到以骨制為主這樣一個變化過程。「骰字」一名，是上述變化的後一階段的產物。
拋打令是一種同歌舞相結合的酒令類型。它產生在律令、骰盤令之後，是唐代所特有的一種藝術化的酒令。拋打令的特點是通過巡傳行令器物，以及尋傳中止時的拋擲遊戲，來決定送酒歌舞的次序。因此，它是針對歌舞者以及飲酒者兩方面的酒令形式。「拋打」二字的涵義原指拋擲，亦即拋擲香球、酒盞、花束、柳枝等巡傳之物；由於這些拋擲行為亦用入舞蹈，故「拋」與「打」後來都被用為小舞與小唱的代名。拋打令遊戲有三個組成部分：一是手勢令，二是擊鼓傳花、擊鼓傳球等遊戲，三是送酒歌舞。這三者，也就是拋打令的三個來源。
飲妓
中唐以後，擔任律錄事的人物往往是專門的「飲妓」。《北里志》說妓女絳真「善談謔,能歌令,常為席糾,寬猛得所」；又說妓女鄭舉舉「善令章」「巧談謔」,曾參與「名賢醵宴」；還說妓女俞洛真「時為席糾,頗善章程」。這說明擔任律錄事或酒糾是妓女的一種職業，同時說明組織酒筵遊戲是一種專門技術，由此也反映了當時人對於酒筵活動的藝術要求。劉禹詩所說的「歡生雅」，概括了唐人筵飲風格的一般特點。
面對這樣一批酒糾身份的慧麗女子，唐代的詞客們曾抒寫了許多浪漫詩篇。例如鄭仁表有贈俞洛真的詩，云：「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方干有《贈美人》詩云「酒蘊天然自性靈，人間有藝總關情。剝蔥十指轉籌疾，舞柳細腰隨拍輕。」黃濤有《斷酒》詩云：「免遭拽盞郎君謔，還被簪花錄事憎。」詩中的「簪花錄事」，當時就成了「飲妓」或「酒糾」的別名。這些「簪花錄事」的業績是值得稱道的，正是她們，建立起富於文學和藝術韻味的酒筵風格，使之有別於過去一切時代的狂飲。
（3）
葡萄美酒夜光杯
玉杯斟酌的葡萄酒，是漢唐的奢華，宋元的品味。
學術界通常認為，葡萄酒起源於中亞，於公元前2世紀傳入中國，但考古發現卻試圖否定葡萄酒是舶來物的觀點。那麼就讓我們來探尋一下葡萄酒在中國的歷史：
葡萄酒的考古研究——史前
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葡萄酒的淵源可能要上溯到距今4600年的新石器時代。那時候的古人已經懂得用稻米、蜂蜜和野葡萄之類的水果釀酒。
1995年，山東大學考古研究所專家與美國部分考古學者成立了聯合考古隊，在日照市東北20公里的兩城鎮發掘一個距地表30厘米、面積大約100萬平方米的古城遺址，遺址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600-2200年。通過對出土陶器的化學分析，檢測出其中殘留有酒的成分，即酒石酸或酒石酸鹽成分的存在。這揭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兩城鎮地區的古人已經開始使用葡萄作為酵母釀造混合酒。這比過去學術界認為葡萄酒於公元前2世紀從中亞傳入中國的時間，足足提前了約2000年。專家認為，中亞地區葡萄酒的原料是一種人工栽培的歐亞葡萄種類，而在兩城鎮地區出現的混合酒更像是用當地產的野葡萄作為原料，應該與中亞無關。有關中國史前時期葡萄種類的發現十分有限，酒石酸或酒石酸鹽成分也可能源於中國山楂，且山楂所含酒石酸的成分比葡萄高得多。然而在兩城地區出土的植物遺存中還沒發現有山楂存在，卻在遺址上挖掘出一粒葡萄籽遺存，並且在其周圍發現的200餘件陶器中有7件器物內壁含有酒的殘留物。考古隊還在陶盆這類作為蒸煮之用的器具上發現了酒的殘留物。由此猜測，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古人可能已經學會了用酒來烹製和炊煮某些食物。
其實世界上許多民族對酒都情有獨鍾，除個人品嘗外，酒往往還出現在宴請、祭祀等場合，具有公共禮儀方面的內涵。通過此次調查，特別對器具內壁的化學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居住在兩城鎮的古人有宴飲的習慣，而且在葬儀活動中也使用了酒和酒器。這種酒，也可能就是中國最早的葡萄酒。
最早關於葡萄的記載——周朝
我國最早關於「葡萄」的文字記載見於《詩經》，《詩·豳風·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其中的「薁」就是山葡萄。說明殷商時代人們就已經知道採集並食用各種野葡萄了，並視野葡萄釀的酒為延年益壽之珍品。我國原生的山葡萄，也叫野葡萄，有20多種，分布範圍很廣。《周禮·地官篇》中，即把葡萄列為珍果之屬。
最早關於葡萄酒的記載——漢代
西漢司馬遷著名的《史記》中首次記載了葡萄酒。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史記·大宛列傳》第六十三）。大宛是古西域的一個國家，在中亞費爾干納盆地。這一例史料充分說明我國在西漢時期已從鄰國學習並掌握了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技術。但當時的葡萄酒是相當稀少的，是皇親國戚、達官貴人享用的珍品。相傳漢朝時陝西扶風一個姓孟名佗字伯良的富人，拿一斛葡萄酒賄賂宦官張讓，當即被任命為涼州刺史。蘇軾對這件事感慨地說：「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可見葡萄酒誘人的魅力。
葡萄酒釀造的開創時期——唐代
唐朝是我國葡萄酒釀造史上很輝煌的時期，葡萄酒的釀造已經從宮廷走向民間，葡萄酒在中土產生了有較大的影響力。從高昌學來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釀法在唐代可能延續了較長的歷史時期，以致在唐代的許多詩句中，葡萄酒的芳名屢屢出現，最著名的莫過王之渙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劉禹錫也曾作詩讚美葡萄酒，詩云：「我本是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盡日飲不足」。這說明當時山西早已種植葡萄，並釀造葡萄酒。李白詩曰：「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底奈君何」。這首詩既說明葡萄酒像金叵羅一樣，可以作為少女出嫁的陪嫁，可見此時葡萄酒雖然依舊貴重，但已經普及到了民間。當時的胡人在長安還開設酒店，銷售西域的葡萄酒。而河西走廊作為西域與中原的貿易通道，葡萄酒的盛行應該更早。盛唐詩人元稹的《西涼伎》描述「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艷青旗朱粉樓。」
葡萄酒釀造的發展時期——宋代
到了北宋，釀酒業繼續發展，酒名已不勝枚舉。張傳臣的《酒名記》中就記錄了京城及各地的200多種酒。朱肱的《北山酒經》)中記載了「白羊酒、地黃酒、菊花酒、蒲萄酒」等名酒。當時，葡萄酒的釀製方法也已多樣化，除了釀製法和蒸餾法外，《北山酒經》中還記載了用葡萄與米混合加曲釀酒的方法。摘錄如下：「酸米人甑，蒸汽上，用杏仁五兩（去皮尖）、蒲萄二斤半（浴過干、去子皮），與杏仁同於砂盆內一處，用熟漿三斗，逐旋研盡為度，以生絹濾過，其三斗熟漿，潑飯軟蓋，良久出飯攤於案上，依常法候溫，入曲搜拌」。在流傳下來的詩賦里，我們也能了解到北宋葡萄酒的興盛。北宋學者劉敞有《蒲萄》詩：「蒲萄本自涼州域，漢使移根植中國。涼州路絕無遺民，蒲萄更為中國珍。九月肅霜初熟時，寶璫碌碌珠累累。凍如玉醴甘如飴，江南萍實聊等夷。漢時曾用酒一斛，便能用得涼州牧。漢薄涼州絕可怪，今看涼州若天外。」是說當時因党項占據河西，隔斷了關隴通道，內地已喝不到河西的葡萄酒，中原釀造葡萄酒之風日盛。
葡萄酒釀造的規模時期——元代
元代酒的品種比較豐富，按釀酒原料大致分為馬奶酒、果料酒和糧食酒幾大類，而葡萄酒是果實酒中最重要的一種。元朝統治者對葡萄酒非常喜愛，規定祭祀太廟必須用葡萄酒。並在山西的太原，江蘇的南京開闢葡萄園，至元二十八年在宮中建造葡萄酒室。元朝《農桑輯要》的官修農書中，有指導地方官員和百姓發展葡萄生產的記載，並且達到了相當的栽培水平，已經有大量的產品在市場銷售。馬可·波羅在《中國遊記》一書中記載道：在山西太原府有許多好葡萄園，製造很多的葡萄酒，販運到各地去銷售。有詩云「百斛葡萄新釀熟，歌童莫放酒杯停」，可見民間自釀葡萄酒的規模也不小。
葡萄酒釀造的衰落時期——明代
明朝是釀酒業大發展的新時期，酒的品種、產量都大大超過前世。明朝雖也有過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釀私賣的，政府直接向釀酒戶、酒鋪徵稅。鑑於釀酒的普遍，不再設專門管酒務的機構，酒稅併入商稅。據《明史·食貨志》，酒按「凡商稅，三十而取一」的標準徵收。這樣，極大地促進了蒸餾酒和紹興酒的發展。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則失去了優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風光。明朝人謝肇制撰寫的《五雜俎》對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較多的論述證辯，書中記載：「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而明朝人顧起元所撰寫的《客座右銘語》中則對明代的數種名酒進行了品評：「計生平所嘗，若大之內滿面殿香，大官之內法酒，京師之黃米酒，紹興之豆、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絕者。」顧起元所評價的數十種名酒都是經自己親自嘗過的，包括皇宮大內的酒都喝過了，可葡萄酒卻沒有嘗過，可見當時葡萄酒並不怎麼普及。而元朝的南京卻是葡萄酒的產地之一。
儘管在明朝葡萄酒不及白酒與紹興酒流行，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畢竟已有相當的基礎，在明朝的一些文學作品甚至民間文學中也都有反映。如馮夢龍收集整理的《童痴一弄·掛枝兒·情談》：「圓糾糾紫葡萄閘得恁俏，紅暈暈香疤兒因甚燒？撲簌簌珠淚兒不住在腮邊吊。曾將香噴噴青絲髮，剪來系你的臂，曾將嬌滴滴汗巾兒織來束你的打腰。這密匝匝的相加也，專你淡淡的丟開了。」
河西走廊的葡萄酒史
我國的栽培葡萄從西域引入後，先至新疆，經甘肅河西走廊至陝西西安，其後傳至華北、東北及其他地區。元代葡萄種植面積之大，地域之廣，釀酒數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元世祖時任翰林侍讀的郝經在《葡萄》詩中寫道：
忽憶河隴秋，滿地無歇空。
支離半空架，串草十里洞。
拇乳漬成岸， 澒癑接梁棟。
一派瑪瑙漿， 傾注百千瓮。
往歲見沙陀，回鶻正來貢。
詔賜琥珀心，雪盛瓶盡凍。
查牙飲流澌，氣壓黑馬重。
河隴，指河西與隴右地區，即今甘肅黃河以西（河西走廊）和六盤山以東地區，包括寧夏、青海的部分地區。從詩中知，當時的河西走廊一望數十里的葡萄園，到了秋天，釀成的葡萄酒達「千百瓮」的規模，就在今天，也是個大葡萄酒廠的規模。沙陀為古部落名，當時居新疆巴西里坤湖之東，號沙陀突厥。回鶻，即回紇。詩中告訴我們，當時回鶻等民族的使節來京時，元朝的皇帝用葡萄酒賞賜他們。因天氣寒冷，瓶中的葡萄酒都已結冰，使節們還是帶冰飲下，並覺得結了冰的葡萄酒比馬奶酒好喝。
當時，除了河西與隴右地區大面積種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產地。元朝的葡萄酒業的繁榮，還表現在葡萄酒品種和產地的多樣化上，以及對葡萄酒的藥理功能和保健功能的認識上。元代蒙古族營養學家忽思慧，曾任官中的飲膳太醫，管理官庭的飲膳烹調，著有《飲膳正要》，對各種營養性食物和補益藥品以及飲食衛生、食物中毒等，均有較深入的研究。他在《飲膳正要》一書中認為：「葡萄酒有益氣調中，耐飢強志」的功將近，並認為「葡萄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忽思慧是掌宮廷飲膳的，他對酒的評定分級，其權威和影響不下於今日國家有關部門舉行的「國家名酒」的評比。「哈喇火」是維吾爾族語，即今吐魯番；「西番」在宋代以後都用來泛稱甘青一帶各少數民族；「平陽」是指今山西臨汾一帶。所以，按照忽思慧的評定，在當時的各種葡萄酒中，吐魯番產的為第一名，甘肅一帶產的為第二名，山西臨汾、太原產的酒為第三名。儘管太原是皇家的葡萄基在和官釀葡萄酒的產地，還只是評上第三等，可見西部葡萄酒釀造技術的發達。
（本文有節選）
（杜永思：高級環境藝術設計師。博物館陳列策劃設計專家。蘭州交大碩士研究生導師、蘭州交大藝術學院教授。敦煌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當代敦煌》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