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個人來說，要完整保存幾十年的記憶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然而，有些文明卻已經在中華大地上漫遊了幾千年。
位於陝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鎮的石峁遺址就是這樣一種存在。這座城址初建於公元前2300年前後，面積達400萬平方米以上，距今已有4000多年，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代晚期城址，被譽為「石破天驚」的重要考古發現。
來自4000多年前的一枚枚玉器，通過考古學家的手鏟，從黃塵古道走來，與今人照面。它沉默不言，卻是幾千年朝代更迭、疆土變遷的見證者。這，令人對中華文脈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和敬畏。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台。本報記者 齊波 攝
「北方最大的一座城址」
記者：石峁遺址被譽為「中國文明的前夜」。乍一聽，這是一個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文明，但如果用夏朝建立的前夕這個方位來表述，就親近多了。這樣一想，好像穿越4000年也如電光石火一般，並不遙遠。
孫周勇：一眼千年，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考古學是一個不斷發現的學問，是通過物質資料來說話的學科，通過實實在在的文化遺蹟或者文物，不斷地更新或者糾正著人們原先對於歷史、對於文明的認識，這些實物連接著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讓人感受到新奇、不可思議的同時，又對我們一以貫之的中華文明充滿自豪感。
記者：您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加入石峁遺址考古工作的？可否大致梳理一下這項工作走過的歷程？
孫周勇：作為陝西人，又是考古科班出身，我很早就開始關注石峁了。石峁考古調查工作全面啟動是在2011年，由我擔任領隊。自2012年開始持續大規模發掘後，我們首次用數位化技術手段對遺址殘存城牆的走向進行了測繪，確認了石峁遺址是以「皇城台」為中心、內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為周界的一座罕見大型石頭城，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皇城台具備了早期「宮城」的性質，發現有玉器、石范、壁畫等象徵身份等級的「奢侈品」，以及鑄銅、制骨等早期「核心技術」催生的生產遺存，這些實物為我們勾勒出當時石峁的「王」和高等級貴族們在台頂近8萬平方米的空間生活的場景。2012年，我們公布了外城東門址考古新資料，這處有著兩重城垣、規模宏大的史前城址，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關注。現在，皇城台的考古工作仍在進行。
石峁遺址的考古挖掘是幾代人集體性的成果。放在陝西考古、中國考古的歷史中，每一代人都只是很小的一個片段。早在1958年，考古學者就首次關注到石峁遺址。從1976年開始，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幾代人就幾乎沒有停止過在遺址上進行調查、勘探、發掘、研究，才形成一張比較宏觀的圖。很多上級領導到陝西省考古博物館考察時，我都會講解說，掛在牆上的每一張圖、圖上的每一個點背後，都有一群人在那裡工作了幾個月、幾年甚至幾十年。
記者：那麼，石峁城址建於距今4000多年前，這個時間是依據什麼樣的標準來推測的？
孫周勇：2010年，當時的神木縣向陝西省文物局報告，說石峁遺址發現了大量玉器、陶器等文物。從消息推測，我想這個地方肯定非同一般。我們團隊也幾次到遺址去考察過，看到了後來被確認為城牆的石牆。但剛開始為什麼沒能認定這是一座石城？因為石牆是斷斷續續的，加之過去大部分學者認為石牆包括皇城台一些護牆，可能是戰國時期秦長城的附屬設施，誰都沒有推測到會是城牆。轉折點是2011年我們進行的大規模考古調查。我們把整個區域10多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跑遍了，然後繪製成一張圖。當把石牆和龍山時期的遺物匹配到一張圖上以後，發現有一個高度的吻合，直觀判斷它應該是龍山晚期的一座城，如果確認的話，將是整個北方地區最大的一座城。後來也是通過與龍山文化時期的典型遺物相關聯對比，判斷到石峁遺址能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中國所建規模最大的城址。一些學者還從聚落和社會的層面進行了相關研究，甚至上升到文明或國家起源的高度，認為石峁可能已經進入早期國家的發展階段。
記者：跑遍10萬平方米，一定是個艱辛漫長的過程吧？
孫周勇：「廣大考古工作者風餐露宿、青燈黃卷」。這是一個非常真實的畫面。現在回想起當時還是略帶心酸的。1996年我們從西安去榆林考古，雖然在一個省內，但鐵路還沒有通，我們開一輛吉普車，一走就是三天，忍飢挨餓也是常事。後來，我國第一條沙漠高速——榆林到靖邊高速公路開通後，我們就坐一晚上的大巴車，歷經十幾個小時，第二天早上到了開始工作。即使在考古發掘工作大規模啟動早期，考古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依然很艱苦，沒地方住，就住老鄉家廢棄的窯洞；沒水喝，就喝窖水；手機信號基本不通。現在的條件不可同日而語了——西安到榆林的航班每個小時就有一趟，和公共汽車一樣便利，開車的話6個小時就能到達。遇到野外一些複雜路況，普通車輛到達不了的地方，可以租輛越野車。我們還在當地建起了自己的辦公室。
在文化的交流中體現了「多元一體，兼容並蓄」
記者：近年，隨著文博類綜藝節目的播出，讓文物開口「說話」成了一個流行的現象。如果讓您選擇一種能代表石峁的文物，就是您會選哪一種？
孫周勇：倘若在石峁發現大量的石雕之前，我首選的肯定是1976年發現的一批27件牙璋，這個牙璋被認為可能是後來流行在東亞地區的牙璋的祖形和發源地。現在，我會選擇皇城台的石雕。石雕原本是大型宮殿上的裝飾，營造出一種比較有儀式感、威儀、震懾力的氛圍。受疫情影響，目前實地參觀還不是很方便。《人民政協報》的讀者感興趣的話，可以先在網絡上找一些圖片看看。石雕的圖案分幾種，有一種典型的神面型圖案石雕體量龐大，形象也特別豐富；第二種是似獸非獸、似人非人的神面狀的，有的像饕餮紋，有點兒像良渚的紋飾；還有的是比較寫實的，臉部圓潤帶著笑容，但因為要刻畫在石頭上，就會被拉長成為近乎方形的，像商代的青銅人面鼎。第三種是陰刻的線條，基本上是一種浮雕的創作方式。藝術創作肯定是誇張化、擬人化的。我們推斷，這要麼是石峁王國的祖先，要麼是英雄一類的人物形象。每每與他們注視，我都能感覺到他們也正在看著我，想對今人講述曾經的一件件趣事，或傾吐往昔的榮耀。
記者：您前面講到，石雕上的饕餮紋，和良渚的紋飾有些相似。這讓我聯想到，石峁和良渚的另外一個共同點，都出土了大量玉器。而且據說，這兩個地方的玉器還有所相似。這是否說明，在幾千年前，不同的文明就在融通、交匯？如果是的話，會是通過什麼樣的介質來實現傳播的？
孫周勇：當石峁出現時，良渚文明已經衰落了，這兩種文明是此消彼長的關係。但是正如你所說，我們在石峁看到良渚時期的玉琮，當然這種玉琮已經被改制過了，在良渚是典型的一個天圓地方的柱狀，而在石峁時期就被切為薄片了。這說明古人上層社會高等級的禮器或者說奢侈品，交流的網絡一直是比較通暢的。石峁處在歐亞草原廊道的南端，也是一個交通發達的地段，它匯集了很多文化：有西北方的齊家文化的一些典型的因素，跟陶寺遺址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可能跟關東地區、中原地區產生過一定的交集。其實很多文化都能看到類似的現象，一個強勢文化在產生形成的時候，會吸收周邊的一些文化因素，也就是說，在同一時期，文化之間的互相交流影響是一直存在的。這些年，我們還在皇城台發現了揚子鱷的骨板和一些海貝，現在想來很不可思議！這都是長江流域或者大海裡面才有的東西，可是它們竟然很早就出現在西北內陸。所以，從考古發現的角度來說，這體現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講的「多元一體，兼容並蓄」 的文化面貌。至於你問我，當時文化交流的工具是什麼，究竟是車、馬還是船，坦率說我也不清楚，到現在依然是未解之謎。
記者：除了皇城台展示的王和貴族的生活場景外，有沒有發現當時普通人的一些生活情況？
孫周勇：我們團隊通過植物遺存，分析出石峁的生業特點以農耕生產為主，兼營家畜飼養業。農作物種類主要包括粟、黍兩種小米；豆科植物較豐富，顯示家畜飼養業也占據了很大的比重，農牧交錯帶的生產特點也許在當時已經形成，石峁先民已經能夠飼養上述動物作為家畜並自給自足地滿足日常生活需要。
考古就是不斷迫近歷史真實
記者：石峁人是怎麼消失的？
孫周勇：石峁城址廢棄於公元前1800年前後，現在還沒有確鑿的原因。但我們觀察到一個普遍的文化現象：在大河套區域，就是廣義上的北方區域，內蒙古的中南部、山西的西北部、陝西的北部大概10萬平方公里這個範圍裡頭，從距今4000年前後發展到3800年前後的時候，整個前期遺址里的人突然都消失不見了，石峁人也不例外。一群來自「蛇紋鬲遺存」的人，占據了石峁人生活的地方。石峁人的消失很可能跟氣候變化，或者是資源的日趨緊張、戰爭因素有關。
記者：石峁遺址也屬於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這個平台對考古工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孫周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很重要的一個平台。幾次很重要的工作，包括在關鍵階段確定石峁遺址的性質和認定它的價值的時候，都是以探源工程的專家們為主，在現場召開了幾次重要的、具有節點意義的會議。記得2012年，張忠培先生、李伯謙先生都說這是石峁古城是一個「石破天驚」的發現，會改變我們關於中國早期的一些認知的高度。
記者：中國考古已經走過100年了，您怎樣看待這項事業？
孫周勇：我的回答應該跟大部分的學者是一樣的，考古發現是在不斷地豐富古人社會的真實圖像，不斷迫近歷史真實，但永遠不可能完全復原，因為我們通過史書記載看到的往往是後代或者更遠的人追溯前代的歷史，很少有當代來記述的。所以，「地下這本書」應該是最能夠客觀真實反映當時社會的真實途徑。
來源：《人民政協報》（2022年09月22日03版）
記者：司晉麗
版面編輯：王慧峰
新媒體編輯：薛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