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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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家趙柏田推出長篇人物傳記《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作品描繪了張嘉璈這位二十世紀初的金融巨子跌宕起伏、充滿懸念的一生；同時講述了一段置身金錢政治漩渦的南北金融界群雄的故事，展現了近一個世紀神州大地上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中國近代金融業的發端、成長與變革，以及一代金融精英在時代大變局中立身謀國的氣魄和膽識。
如評論家李敬澤所說：「趙柏田寫出了英雄與賢哲，寫出了歷史的九曲迴腸與迴腸盪氣，他對近現代金融史的鉤沉建構，既具史學意義又有文學意義，他擴展了我們對自身歷史的想像和認知，同時，他也在力圖辨認和塑造一種知行合一的中國式剛健人格。」
節選自《銀魂：張嘉璈和他的時代》
趙柏田/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2年9月版
張嘉璈出生這一年，對大清帝國來說，最大的政治事件是太后歸政於皇帝，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載湉開始親政。當然這只是名義上的，大權還是牢牢掌握在太后手裡。也是這一年，日本首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正式施行，標誌著日本開始進入現代國家的行列。十八年後，作為現代化的最早一批傾心追慕者，本書主人公將赴日本留學，由此邁入銀行貨幣和政治經濟的大門。
八歲起，張嘉璈跟隨仲兄嘉森進入家塾，和四伯父家的一幫堂兄弟們一起，跟著本縣楊行鄉名儒陳伯庸先生讀「四書五經」，接受最初的中國文化典籍教育。嘉森字君勱，又字士林（取「嘉」首部，「森」下部），號立齋，長嘉璈三歲，生於1887年（光緒十三年），是日後中國立憲運動最著名的領導人之一，也是一位致力於文化復興的「新儒家」代表。據說嘉森自小聰慧異常，在家塾的一幫學子中被公認為善於讀書，領悟力驚人。他提出的問題，先生也一時回答不了，故此在一幫小夥伴中有「小軍師」之稱。嘉森常去羅店鎮玩耍，有人問他對鎮上某某家的印象，他茫然答不上來，唯獨對某家有某部好書，卻牢記不忘，可見從小就是讀書種子。
嘉璈開蒙稍晚，記憶力和領悟力都不如其兄，有時對古文不解其意，常常過耳即忘，但他知恥而後能改，在先生眼裡亦算可造之才。日後，張君勱在所撰《權弟七十晉一壽序》中，謂：「權弟早歲讀書，嘗責以記誦或忘。一責之後，鮮有再犯。顏子之不貳過，庶幾近之。」
張家兩個少年在南方的縣城裡讀著「子曰詩云」的時候，世界已經行進到了19世紀最後幾個年頭，清帝國也在陣痛中開始急劇變化。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開築膠濟鐵路，隨後，俄人強租旅順、大連灣。康有為等倡導的百日維新挾新氣象開局，不旋踵間，斧影刀聲，太后再度垂簾聽政。新政雖沒隨著六君子被殺踏入泥淖，卻又有義和團起，朝廷宣戰各國，圍攻使館區，後有八國入侵，帝後西狩。而湖廣、兩江的大員們，與各國駐上海領事訂立東南保護外人條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角逐也徹底撕破了臉。急管繁弦中，這幾年裡還有盛宣懷領導的鐵路總公司與外資銀行訂立借款合同、電報公司添設德律風（電話）、第一家商辦新式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成立、晚清狀元張謇從翰林院致仕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等事發生。新生與腐朽、希望與絕望，一併交織在世紀末的那一抹殘照里。
張嘉璈11歲那年，仲兄嘉森奉母命考入江南製造局附設的上海廣方言館。他「心竊慕焉」，只是苦於年歲太小，只能繼續留在嘉定老家。當時有位北京同文館畢業的吳宗濂先生，在城內設帳教授法文，他便拜了吳先生為師。吳師依嘉定方音，以法文字母拼成他的姓名為Changkia-ngan，此名他終生使用。
少年的張嘉璈，基本上是二哥嘉森的翻版，好學敏思的嘉森是他不知不覺模仿的對象。三年後的1902年，他14歲，投考上海廣方言館，終獲錄取，與嘉森成了同學，這是他接受新式教育之始。
附設於江南製造局的上海廣方言館，乃19世紀後半葉中國向現代轉型之初洋務運動這棵樹上所結一枚小果。這所新式學堂，由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採納馮桂芬的建議，於同治二年（1863年）奏請設立，旨在培養專門語言人才，招收對象全是14歲以下的兒童。馮桂芬為之訂立章程細則，聘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為西文教習，又聘徐雪村、華若汀諸人為華文教習。王韜《瀛壖雜誌》曾這樣記述學堂景況：「延西士之學問充實者為之教習，而教以西國之文字語言，兼課以算學……三閱月一行考核，拔其優者充博士弟子員，或在通商衙門司理翻譯，承辦洋務。」
當時風氣未開，科舉仍被視作讀書正途，入讀廣方言館雖有每月一兩銀的津貼，但經濟稍好的家庭很少願將子弟送入館中，入館學習的大多是寒門子弟。張氏兄弟進這所一般人不太願意去的學館讀書，家庭的拮据是直接原因。
廣方言館每周上課7天，4天讀英文，3天讀國文。4天英文課還穿插數學、物理、化學、外國歷史等課程。3天的國文課，主要是先生指導著看三通考，弄點掌故，作作時文。和當時的私塾教學一樣，學館的教學方式也很陳舊，每門課都是要求學生把課文死記硬背下來。
所謂「三通」，是指記述中國典章制度的三本經典之作，唐代杜佑的《通典》、北宋馬端臨的《通考》、南宋鄭樵的《通志》。這些典籍或許啟發了少年張君勱對中國政治制度最早的興趣，但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對年幼一些的張嘉璈實在是種折磨。
畢竟，廣方言館是一所迥異於傳統私塾的洋學堂，教員中不乏學問廣博的大師級人物，比如擔任漢文教習的學者袁觀瀾。
袁觀瀾是早期江蘇省教育會的領袖人物之一，辛亥之前一直是江浙新教育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時人有言，「談教育者必推江蘇，而言江蘇教育者必爭識先生袁觀瀾」。袁觀瀾是寶山城廂人，畢生研習宋儒性理之學，兼治漢儒通經致用之學，旁及天文地理博物之學，到廣方言館任教職時，剛中舉人不久，已儼然江南名儒。張嘉璈從學兩年，受其薰陶，對其安貧樂道、誨人不倦的儒家精神終身服膺，曾說：「對於孔孟之道，有所領會，實出袁師指導。」
再如教張氏兄弟策論的沈恩孚（信卿），是個精研《說文》的訓詁學大師，對中國文字和邊疆地理有極深造詣，天分極高，據說4歲能文，6歲代母授課，15歲補博士弟子員，未出名前在當地就已是個神童般的人物。可以想像，這樣的舊學深沉之士，又或多或少接受過一些新式思想，對好學的張氏兄弟有著多麼巨大的吸引力。再兼以術業有專攻的西文教習授課，使張氏兄弟很早就明白，「世界上除了做八股及我國固有的國粹之外，還有若干學問」。
到了晚年，張嘉璈對袁、沈二師依然充滿感恩，在接受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孫中山史料研究室訪問時，他回憶說：「十三歲時，我就到上海廣方言館，跟著我的家鄉寶山名師袁希濤先生學。他對國學十分有研究，用淺顯的話給我們解釋。那時，我們對於性理之學感悟良多，對後來的待人處世助益很大……嘉定縣的舊學名師沈恩孚先生講五經，也是用深入淺出的方法。由於袁沈兩位先生的教導，我對中國性理之學的研究，得益匪淺。」
1930年1月時任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右五）與中國銀行倫敦經理處同仁合影
張氏兄弟入讀上海廣方言館時，張家已家道中落。據猜測，大概是張父投資失敗，或者是受了商業詐騙，以致元氣大傷，兄弟倆的學業生活因此變得格外辛苦。據張嘉璈自述，那兩年裡他從未支用家中分文，食宿都用館中供應，零用則靠他二哥每月3兩的膏火銀一起分用。兄弟倆終日伏案苦讀，孜孜不倦，即使到了假期，為了省下路費，兄弟倆也都留館自修。唯一的放鬆節目，就是散步時到製造局大門口，看路人往來，略紓終日伏案積勞，偶爾買一包花生米換換口味，已屬十分稀罕的享受。
在張家子女的回憶中，他們的母親劉氏是一位賢淑又能持家的女子，雖讀書不多，卻喜讀報章，明曉時事。劉氏對子女們期望甚殷，總希望他們掙得功名，出人頭地。她經常訓誡子女們的一句話是，「務須為家門爭氣，好好讀書，好好做人」。就在張嘉璈入讀上海廣方言館的第二年，清廷頒布了新的學堂章程，規定學生於縣學堂畢業者，憑平時過堂成績，即可給予廩、增、附生功名。1904年初，張嘉璈轉學入寶山縣學堂，功名的吸引自是轉學原因之一，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服膺的兩位先生袁希濤和沈恩孚，也都轉到了縣學堂執教，他極願追隨。
在這之前，仲兄嘉森已從上海廣方言館畢業，參加寶山縣縣試，取得了秀才這一最低級的科名，輾轉幾所學校後，已應聘赴湖南常德府中學任英文教員。在家人急切的屬望下，張嘉璈也步其後塵，卒業寶山縣學堂後，經學政考試策論，入學為秀才，於科舉制度被取消前，成了這個國家最後一批有功名的人。兄弟倆交流學業消息時，嘉森經常說到一個叫劉鏡人（士熙）的表兄，京師譯學館前身為京師同文館，1902年1月（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併入京師大學堂，改名京師譯學館。畢業後，已正式出任駐俄外交官（後任中國駐俄公使）。張嘉璈暗暗下決心，也要去北京，考取譯學館。
1905年初，張嘉璈初到北京，方知報考京師譯學館有個條件，考者須有舉人、進士功名，不得已，改而投考隸屬商部的北京高等工業學堂，終獲錄取。此時，二哥嘉森日日浸淫於《日知錄》的作者顧炎武和同時代的王夫之、黃宗羲的道德文章，其往返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一生，也正徐徐展開。兄弟倆的學術和志業，此處是一個重要的分叉點。
新媒體編輯：何晶
配圖：攝圖網、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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