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環境理解自身與世界

中國學派 發佈 2022-09-27T14:15:49.264617+00:00

來源:《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022年第2期P17—P22責任編輯:舒建軍 馬毓鴻環境由自然、人類和其他生物的活動和互動構成。環境中的生物行為塑造並且改變環境。生物環境構成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生物環境不因人類看不見或者認識不到其存在的自然完全狀態而改變其本質。

來源:《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022年第2期P17—P22

責任編輯:舒建軍 馬毓鴻

環境由自然、人類和其他生物的活動和互動構成。環境中的生物行為塑造並且改變環境。生物環境構成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生物環境不因人類看不見或者認識不到其存在的自然完全狀態而改變其本質。從生物在環境中的主體性文化和行為能夠了解到生物環境的存在狀況,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類社會在生物環境中的處境。人類社會在生物環境中的位置和關係變動產生了不同的環境社會。因此,生物環境及其變化能夠全面反映人類的生存狀況,文明、社會和國家都在其觀照之下。為了全面理解這個自然自在的世界,需要看到人類和其他生物的主體性環境行為,也需要在具體的環境行為中認識到各種生物生命的自在完全狀態,不論人類個體或者其他生物個體,這不僅有助於創造一個良性的環境社會,而且有助於保持生物環境不因人類的破壞而不可持續。環境人文試圖理解生物環境及其變化並努力維護生物環境的完整性。生物環境的完整性是生命世界完整的象徵。

環境人文側重從環境的生物、社會和文化角度理解在地與全球的生態環境及其變動。環境人文與社會研究,生態學和環境科學面向公眾的科普作品,以及環境保護運動,促進生物環境知識和文化的積累與更新。環境人文研究與敘事深度介入全球與世界各地的生態環境現象、事件和不同時空尺度的環境變化,推動生物環境主體性文化和行為理論、環境史、環境哲學、環境倫理、生態文學等眾多新興領域成長。本期專刊將回應環境人文對生物環境主體性文化與行為的理論與實踐關切,從當代中國鄉村環境社會變遷,世界環境史前沿成果評論,生物文化、生態文明和環境倫理等方面審視不同尺度的時間和空間中的生物環境及其變化,同時進一步將生態環境科學、可持續性科學、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全球共同關注的前沿熱點問題帶入討論當中。有關這些前沿熱點問題的討論,讀者還可以參看往期專刊,如《全球生態文明對話》(2020年第2期)、《環境倫理及其教育》(2018年第4期)、《東南亞社會科學與可持續性科學》(2018年第1期)、《解釋環境責任》(2015年第3期和第4期)、《氣候變化與治理》(2013年第2期)、《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2007年第1期)、《生物多樣性治理中的非政府組織》(2004年第4期)以及2000年之前刊發的相關主題的專刊。

環境是人類與其他生物共存的世界。在生物環境前沿研究中,植物、動物、微生物和人類作為環境行為主體的主體性認知層面的研究方興未艾。我們在此沒有關注生物學家和生態學家對於這方面生物行為和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但作為環境人文的一部分,生物學家最新研究的科普作品還是值得推薦給對環境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例如,不像植物神經生物學的支持者那樣激進,特拉維夫大學曼納植物科學中心主任丹尼爾·查莫維茨教授對植物感知行為的專門研究發現「草木有知」(參見氏著:《植物看得見你:還聞得到、知道蟲子的Size、有方向感、有記憶——你想像不到的超強感受力!》,王翎譯,台北:麥田出版,2013年)。如果植物行為感知系統被人類所了解,那麼這對人類有什麼意義呢?正如丹尼爾·查莫維茨教授所言,「在有『感知的植物』的認知里,我們並不是獨立的個體,只是外在的眾多壓力來源之一,有可能提高或者降低它們順利存活與繁衍的機率」(中文版,第211頁)。這還只是對於植物而言;對於動物來說,其感知系統更為發達,在生物環境中與人類可以靈活互動,生物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交往顯著推進。

作為環境世界之一部分或一分子的人類,如何能夠對同屬這一世界中的植物或者其他生物行為有主體性認知呢?如果人類對自身和他人、他者沒有主體性認知,對環境中的其他生物行為如何有主體性認知?或者可能存在這種情況,人類對環境的主體性認知更敏銳,對社會的主體性認知反而不強。總之,這種對環境的主體性認知是怎麼來的?人類是環境的一部分,這對人類意味著什麼,人類的這種自身認知是否足夠?所有這些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即人類如何感知自身所處的環境及其作為環境主體的行為在生物環境的觀照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顯然,這就是人類如何認識自己的一個更完全的表達。人類作為環境的一部分,在環境之中,作為生物主體具有與其他生物主體互動塑造環境的功能與意義,人類的環境行為和存在狀況作為人類認識自己的一部分,是需要認識到人類在參與環境構造並與其生命感知系統聯繫在一起,否則,其認識自身就是不完全的。但是,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又是什麼阻止了我們與環境的這種交往互動的完全意義的獲得呢?這就需要考察人類與環境的位置關係是如何演變到這種狀況的。在這種環境中,人類丟失了什麼,又如何變得不完全?在生物環境及其完全狀態自然自在世界的觀照下,人類環境行為、環境社會將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檢視。

在總體層面上,如果人類與環境的位置模糊並且遠離其他生物主體,其環境行為更為悖謬,只獲得了某種「單向度的」人的不完全的意義,那麼從環境角度來說,即使是人類中心主義,其行為主體也難以甚至不能有恰當的自我和他者及社會的認同,這就是當今世界人類生存的又一悖論了。儘管人類中心主義是相對於自然環境而言的一種說法,但它在面對自然環境的時候其實是難以成立的,因為自然生物行為主體以及人類個體化主體性社會行為無時無刻不在瓦解這種籠統的世界觀和認識論。目前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相對於環境而言的人類中心主義,因為人類社會問題比環境問題還要顯著和棘手。人類總體上是解決不了自身問題的,個體也面臨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挑戰,這對環境友好社會認同的構成也是內在的挑戰。

生物環境如同社會,既然包含了各種生物行為主體就面臨各種挑戰。因此,生物環境的構成要看行為主體的參與、互動,如果是一種單向度的認識論,在環境失位或者缺位的情況下,人類很難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問題,對自己所處的社會與環境關係也不可能有反身性認識,要讓人類產生環境友好和環境親緣意識並且保持這種主位行為,顯然是緣木求魚。在缺乏環境行為主體性認識的情況下,希望人類能夠在遠離自然、背離社會與環境之際認識到人類是自然自在世界的一部分,是環境的一部分,也是強人所難。因此需要從環境社會產生與形成的角度系統分析,為何會造成某個社會在任何時間和空間狀態中會讓人類遠離世界母體,遠離近在咫尺的自然以及無時無刻不在其中的環境。這種背離內在於相關社會文化的塑造。之所以產生的原因包羅萬象,例如缺乏自然生態環境方面的知識和文化,那麼需要追問,為何缺乏?是個體自身的原因還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問題?總體上,這種背離和缺乏就是相關社會文化的體現。一個社會具有什麼樣的條件,即使是在遠離自然的情況下,人類個體仍然能夠在單獨認識到自然生物行為的基礎上達成與自然的一種較為親近、互相尊重的關係?自然科學家和生物學家,對宇宙自然現象和生物行為的研究讓他們能夠在遠離自然的情況下具有人類在環境中的一體化意識,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可行的。因此,科學素養,或者說環境素養,在一種社會制度性缺乏從而驅離人類遠離自然、遠離環境的情況下,是可以彌補環境主位意識的缺乏的。但是,科學素養與環境素養,並不是超然獨立於社會制度的,同樣與社會制度有連帶關係。因此,這些系統性的環境問題,我們要在認識和理解生物環境及其變動的視角下,對人類在農林漁獵牧、蔬果花草園藝、鄉村城市、勞動生活休閒等環境中的行為與文化作深入的考察。

在生物環境當中對其他生物和自然資源的客體化利用,以及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所構成的社會和地方對環境的感受和認識,其行為意義千差萬別。哪種行為對自然造成嚴重的侵蝕、破壞、損害,以個體與社會和環境的關係而言,其所在的制度性社會行為和文化是根源。這是我們分析不同時間和空間狀態下的環境社會的總體性思路,也是一種環境主位的思路,這種思路觀照古今中外。在現代和當代,城市化和工業化對環境社會中人類與環境背離的塑造力量顯著,但也不排除人類在反思這種環境背離情況和改善環境惡化現象的情況下能夠更合理地調整人類的環境行為。只有在一種絕對化、決定論的制度性社會和文化當中才能看到那種造成人類和自然隔絕疏離「人定勝天」的悖論現象。在那種環境社會當中,人和自然的親緣關係被連根拔起,只有客觀征服和利用,涸澤而漁;不僅在與自然的利用上扭曲了與自然一體的生物環境關係,而且在生活上對與自然的日常的互動參與缺乏主體性認識,這樣的情況在社會歷史上比比皆是。將自然推到人類的客體化位置,對環境中的各生物行為主位意識缺乏了解,導致環境污染、環境災害、生態危機,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環境的性質和狀態,環境的構成,取決於環境中各生物主體的主體性認知與行動,以及人類對其他生物主體行為的認識和理解,這將讓人類充分認識到自己在這種環境中的存在狀況和本質。無論是社會行為主體還是生物主體,沒有環境參與體驗與互動基礎上的生物主體性行為,沒有環境主體性認知,其生活和生命都是殘缺不全的,也是漂浮無依的。因此,我們倡導一種與環境的日常親緣關係,讓人類個體生命的感受和認識更加全面,努力認識和接觸到生命孕育和發展演變的完整自然自在世界。這需要人類個體激發自身的環境主體性認同,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環境友好、環境親緣、環境本位的行為和文化,共同創造一個個有益於人類和自然合理化共存的環境社會。

理解生物環境構成和變動的現象、事件和文化需要深入了解生物主體性環境行為的完整狀況。它們構成生物環境,同時又在這個生成的環境當中。生物環境在生命起源和演變範疇凸顯生物主體行為,將人類和其他生物統攝在一起,避免以自然和人類分別為中心看待生態環境及其變化。在生物主體性環境行為與文化視角中,構成生物環境的各行為主體的獨立共生特性才能夠被充分合理地認識和理解。環境人文和社會研究,生態環境科學,全球氣候變化政府間談判,以及全球環境保護運動都在推動生物環境理論與實踐的發展。

生物環境主體對環境的主體性認知是從生命起源及其發展變化角度理解各個環境中的生物為何以及如何共處於一個本地、社會、國家和地球上的。生物主體性環境行為認識來自於分別以自然生物行為和人類社會行為為中心的反思。認識環境如果以自然為中心、以動植物等為生物環境敘事的主體,那世界的存在就不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或者認識的樣子,那是自然生物為主的自然界。不管人類是否激烈地改變這個世界,其能夠改變的時間和空間也是有限的,而造物主留給大自然的時間和空間則是無限的。以人類為環境行為主體的敘事,其對自然環境的極端改變和利用是完全阻斷和疏離自然的,也不利於對環境中各種生物共存現狀的理解。因此,這兩種生物主體性環境行為,或者說環境主體,都是互相疏離、互相阻斷的,兩者互相看不到但都共存於這種看不到的盲區。這就像極了人類,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互相存在,但是相互並不一定「看」得到,即使在一個相同的時空裡,也是相互不一定遇見,更別說在不同的地方的個體了,更是相互獨立的存在的個體,但是世界如同社會一樣卻因這種多元互動而構成。

自對現代性的反思和後現代、後殖民的解構與建構以來,近半個世紀的研究成果已經改變了國際人文社會科學主體敘事。舊的主體已經都被替換並由新的社會行為主體覆蓋。我們可以看到從笛卡爾以來的主體的分離,也可以看到從尼采之後的絕對主體的消亡和相對主體的回歸。但是這些主體都沒有落實到個體身上,只有回到生命個體的存在以及認同上才能真正落實行為主體的互動共生特性。從社會科學的語言學轉向以來,國際社會科學前沿研究者都有了這方面的認識和理解並貫徹到相關研究中,這些新的各種後現代之後的研究,推動了新的社會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最終匯集成新的潮流。在主體性認同的確立上,在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創新上,我們都能看到這種知識和文化的更新換代。需要把這個關於主體性認同與挑戰的更新換代帶到當下的社會研究當中,充分意識到各個主體性社會行為的互動展開及認同的挑戰。這是認識個體化主體性社會行為,也即生物主體性環境行為的關鍵。從生物醫學到生物環境,社會科學的前沿研究已經將社會行為理論創新落實到生命個體存在及其狀況的認識和理解上。生物主體性環境行為的明晰進一步將這些認識和理解落實到所有的生物個體上。

人類只有在認識和理解並且尊重和保護其他生物主體作為他者的自我認同的基礎上才能夠在與其他生物主體的交往互動中產生環境友好認同。從環境社會來看,人類作為生物主體必定在社會互動中具有心同此理的主體性社會行為與認同。因此,環境友好社會認同最終將促使我們獲得一個完全的生存環境的自然自在世界觀,改變我們將自然或他者客體化或者阻隔的殘缺世界觀,學會在一個生成的生物環境裡看待完整的世界。在這些從自身和他者以及各種轄制中得以釋放的生物主體性認同,主體性環境與社會行為與認同將使人類發現一個更加具有生物多樣性以及與此前完全不同的生物環境、環境社會和新世界。

環境主體是獨立在環境中的生物主體,因此對於環境的構成以及變動的認識,需要充分意識到環境被這種主體性行為所覆蓋與充滿,而不是被動或者主動處於被遮蔽的單調和局限認知之中。舉凡時空宇宙,與所有的環境現象一樣,都是這些生物主體性認識和行為充滿的時空世界。對環境生物主體性認識和行為的研究,需要充分意識到這些主體性問題:環境主體、環境主體的自我意識和認同、環境主體的生物和社會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對生物環境和環境社會的挑戰。

在生物行為前沿研究中同樣能夠得到主體性生物行為的知識和文化,如生物主體的時間和空間,生物主體行為——能動、反思、互動、認同等。在生物醫學、生物行為學等領域,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知識和文化的積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自20世紀中期以來,對人類社會行為的研究同樣在推進個體化主體性社會行為研究,從互動、能動、反思到交往、溝通、協調、認同等等,行為主體及主體性社會行為逐步得到明確。在社會科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後,複合的行為主體形象及其主體性行動在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分析中得到了較為普遍的復興。社會理論的這些推進與環境主體的發現以及環境主體性生物行為和社會行為的認識是同步發展的。生物主體性行為所充滿的時間和空間將刷新世界的構成,凸顯自然和人類的主體行為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環境與社會。因此,可以說環境是普遍的生物環境,而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環境,更不是19世紀以來,甚至更早的笛卡爾主客體分離下的人類與自然環境。尼采的絕對主體論消解了虛幻主體及其世俗中心主義,帶來了泛化的世俗相對主義及其與絕對主體消解釋放之下的存在、世界和後現代,這是相對主義的主體迷失時期。在明確現代性和後現代的主體的變幻後,社會研究沿著行為主體與個體化主體性行動結合的思路推進夯實行為主體的實在特性。這些互動反思的主體性行為及其認同,包括大量仍然存在的舊的主體行為,都將統一於生物環境主體行為研究中。生物主體性環境和社會行為,對那些參與互動的行為主體來說,其他生物主體獨立存在特性將交換彼此的主位意識,藉助於這種相互參照、互動,一個個獨立存在又互動共生的行為主體將被置於造物主的視域當中,有助於發現那些受到轄制和不完全的主體註定遺失的多元新世界。

生物主體如何在具有反身性自我認同並且產生環境友好的主體性認同,如何在不同的自我認同主體性認識的情況下彼此交換主位意識,這是主體性社會行為研究的未知領域。在主體的自我認同和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上,個體行為發生一種什麼樣的自我認同和對他者的自我認同的體認,以及產生一個什麼樣的環境社會,從生物行為上講,還需要回到個體與造物主的關係上,個體如何與世界互動,能否獲得一個掙脫各種轄制與世界面對面的個體獨立存在的生命狀態。在生物神經醫學和認知行為科學中,科學家充分釋放生物主體與環境的交互性認知與行動,在一個極限的量化數值內製造智能化機器人或者將此軟體應用於各種場景環境,也許以後大量的抱持環境友好、環境親緣的生物主體並不在人類生物中出現,而在各種智慧機器人身上能夠實現。但是這只是一種願景,因為智慧機器人仍然是人類開發的,科學家的前沿研究也可能並不按照環境友好的生物主體交互性假設進行,同時也可能突破環境的承受能力等等。

世界面對的環境保全的直接威脅,仍然是來自缺乏環境友好認同或者主體性認知的人類行為的破壞與影響。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狀態下的環境社會當中,從環境主體的角度來看,人類並沒有自覺產生相對環境友好的環境社會,正如其作為整體很難保持世界和平一樣。在人類社會行為不斷調整、適應與協調的互動中,出現了容納各種主體性社會行為同時又能保持社會穩定的趨勢。得益於人類個體化主體性環境友好行為的作用,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環境保護主義以及環境保護運動,作為獨立的社會行為主體與政治、經濟、社會、性別、宗教等社會主體並列。人類社會在突破自身被轄制的各種存在關係後,能夠作為獨立自由的行為主體與環境、社會互動,產生一個和平的世界,首先仍然在於其能夠意識到獨立自由與他者、社會、環境的和平共存。這種認同如何產生,對人類個體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生物環境及其變化,生態知識和文化在地方和全球層面的復興,仍然有很多未知的領域有待發現。目前人類生存環境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超標排放導致的氣候變暖,但常態化的對於自然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仍然大量發生,甚至直接影響人類生存和危害生命的環境污染、環境破壞事件仍然層出不窮。所幸的是,對環境的綜合研究,以及對生物主體性環境行為的研究,揭示了世界構成的微觀基礎和生物主體存在的環境處境。自然科學、可持續性科學、生態學、環境研究,在對生態環境的認識和理解上,給人們提供了不少確定性知識,是生態環境保護的主要依據。在社會公眾的參與下,生態環境保護是社會認同的一部分,生態環境維度是社會研究的重要分析維度,擴展了人們對社會的認識。在自然科學和與環境議題相關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中,生物環境主體的行為意義在學科和專業層面得到了較多的闡述和界定。自然生物的主體性環境行為是應該被人類充分了解和認識的,因為環境和生態問題的出現表明人類對環境的認識並沒有回歸人類對自身的處境和生命的認識和理解上。

環境人文旨在透視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各種認識與生物行為主體性認知之間的區隔。在任何一個人類中心主義為主、人類行為為主的世界歷史的敘事中,都有一個因為這一無知所忽視的自然生物與人類共存的完全的世界。

這些專題知識和文化,對自然的客觀的認識和對自然環境的主觀認識和理解結合在一起,在個體和群體,在地方和全球層面,能夠讓我們獲得對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維繫的各種認同的體認,即對生命起源、發展、更替、演化的人文感知、認識和體驗。什麼樣的環境有助於生物個體的生存,取決於環境友好的主體性認同,其核心在於對個體生命存在處境的充分理解以及對一個完全的宇宙和世界的體認。感謝本期作者和譯者,他們長期對生物環境和環境社會的研究讓我們更加關注各種生物主體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完整性和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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