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勃朗（Rembrandt，1606-1669）《尼古拉斯·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1632）
洛克、個體和溝通的起源
John Locke,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rigin of Communication
作者：約翰·杜倫·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耶魯大學英語系）
譯者：陳榮鋼
引用：John Durham Peters (1989) John Locke,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rigin of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5:4, 387-399.
20世紀後半葉，「溝通」（communication）成為人類話語和交往的一般術語。如何解釋這一點？這個有趣卻有疑問的概念從何而來？它誕生自什麼樣的社會、政治、知識背景？作為語言和社會理論的核心，對這個術語持續而廣泛的使用有什麼好處和壞處？
雖然「溝通」這個詞有很多爭議和不同用法，但它並非無限可塑。使用這個詞的人被拋向一個特定的思想方向、一種特定的社會生活經驗。這並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概念。它首先出現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中，既是一種對人性和社會的哲學闡釋，也意味著一種特殊的社會和政治生活。
個體和社會之間的裂痕是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核心，之如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的裂痕。這種根本劃分定義了「溝通」的條件。引出思想問題的理念往往反映了社會中更大的壓力和張力。「溝通」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存在」的問題。對理論家而言，溝通的問題在於如何調和個體在意義創造中的創造力與意義材料（文化和語言）的社會和公共屬性。對於現代人來說，溝通代表著自我願望和對他人承諾的交匯點。
「溝通」之所以吸引我們，是因為這個概念似乎能讓不可能的事情變成現實。溝通是對私密性向公共性發展的描述，超越了主體/客體和自我/他者的劃分。因此，溝通理論似乎有責任闡釋公共形式和私人經驗如何交匯。它必須把社會學和心理學結合起來，這種學科劃分再現了舊有的、根本的社會和個體之間的裂痕。
「溝通」的話語離不開兩個要點，藉由這兩個要點，人們闡述這個概念模稜兩可的性質。但當人們闡述它時，這個概念會退回到一種神秘而奇蹟般的語言狀態。杜威（John Dewey）撰寫的《自然、溝通和意義》（Nature, Communication, and Meaning，1925）就是一個早期的例子，很有特色。在杜威看來，與溝通相比，麵包和葡萄酒通過聖餐禮轉化為基督的聖體與寶血這件事只是一個小小的奇蹟，顯得並不奇怪。他認為，「溝通」中介了物質（matter）和心靈（mind）、自然（nature）和想像（imagination）。此外，「溝通」是存在（existence）與本質（essence）之間的「自然橋樑」（the natural bridge）。
杜威非常清楚，他知道「溝通」應該做什麼，哪裡最需要它。但他沒有闡明，這個奇妙的「實體」（或者「過程」）究竟是什麼？它如何運作？平心而論，杜威之前和之後都沒有人闡明，許多人都把它當作重大的哲學和社會難題。
溝通理論必須公正對待心靈的個性和話語的共性，任務不亞於社會生活的統一場域（unified field）理論。但是，假設我們的思考狀態可以改變，假設我們可以想像某種社會或思維方式，在那個社會中，自我與社會、私人與公共的巨大分野將不再是我們探詢的條件，那麼我們還會像現在這樣思考「溝通」嗎？我們還會用這些術語來思考嗎？我們對「對話」（conversation）和「社會性」（sociality）的描述會是什麼樣子？
這篇文章並不是要回答這些問題，而是要完成一項事先需要完成的任務——明確政治承諾和思想方法的集群，以鞏固當前的「溝通」的理論。簡言之，我要解讀塑造我們研究的難解條件。然後，也許我們就可以在一個地方想像其他地方的行動和理解方式。
洛克、自由主義與個體的興起
塞奇·莫斯科維奇（Serge Moscovici）指出，個體（individual）是現代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個體性（individuality）是一種政治、法律、宗教和科學的創造，只有在具體的社會狀況下才成立。只有當社會固定的地位與身份褪去時，個體才會成為他或她自己生活的主權主宰。在大多數前現代社會中，自我由傳統的角色和地位秩序構成。在現代自由主義社會，權利（rights）之所以被賦予「人」（people / men），僅僅因為他們是人，而不因坐擁任何社會地位。自由主義與18世紀兩門偉大的社會科學——心理學和政治經濟學一起，發現「人之為人」，而不是「為農奴」、「為貴族、國王的人」。
洛克在發明「個體」並使其合法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設計了一種社會秩序，目的是使個體能從外部形式的權威中解放出來，比如從社會、國王、傳統乃至語言本身中解放出來。洛克在個體與社會、私人與公共之間建立圍牆，並且任何情況下都保護前者。洛克的個人主義從他的政治學延伸到語言學。對他來說，個體（而不是社會、語言或傳統）才是意義（meaning）的主人，這使得個體之間的共同理解（common understanding）既迫切又很成問題。
洛克在我們所處的社會狀況（需要個體和社會的分離和和諧運作）以及我們對社會生活和語言的思考模式上留下了明顯的印記。簡言之，洛克提供了使溝通既必要又不可能的社會與思想狀況。我將通過洛克的心理學和語言學理論（《人類理解論》）以及政治和經濟理論（《政府論》）來追溯他如何把個體作為意義的主人，並試圖找出將兩者結合起來的共同承諾與問題意識。
洛克《人類理解論》
洛克的《人類理解論》是一部哲學大作。洛克告訴我們，寫這篇長作的動力來自於與朋友關於形上學問題的對話。洛克認為，這些問題的討論首先應該以人類心靈的運作和局限為基礎。有了這樣的基礎，人類的對話就可以避免在不可知事物面前感到吃力。因此，《人類理解論》的誕生是為了在討論和研究中插入理性。
洛克對「人類理解力」的描述旨在將人們從毫無結果的形上學爭論中解放出來。人類應該關心生命的行為，而不是穿透時間和永恆的奧秘。在他那個時代的宗教紛爭之後，洛克（像許多其他人一樣）認為，科學不僅是發現自然奧秘的手段，而且是進行理性討論的一般方法和指南。
眾所周知，洛克描述了人類心靈的一般特徵。人類心靈的核心是「理念」（idea）。洛克認為，理念是「心靈的直接對象」。理念這個詞被洛克用於各種令人困惑的用途（他的批評家早就說過）。理念是洛克認識論的基本單位。他把「簡單的理念」作為所有知識的「原材料」，所有真正的知識最終都可以追溯到通過感官進入心靈的「簡單理念」（simple ideas）。他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否定先天的理念，也就是說，心靈中的一切都首先被感知。他的「簡單理念」是感官的「直接基準」，不能被定義。
洛克認為，「人類理解」的這些根本組成部分具有「反社會性」和「反語言性」。感官可以接觸到「事物的本來面目」。語言、社會和文化破壞了感知的這種純粹性和首要性。沒有人可以告訴你或定義什麼是「甜味」和「紅色」。你必須自己品嘗糖，自己看到玫瑰花。人類的知識源於自我和世界的交匯之處，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真正替代。
「知覺」（sensation）是所有知識的來源。這種觀念讓洛克有了一種個體賦權的方式。因此，首先，認識（knowing）可以是一種政治行為。個體可以自己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而不用依賴教會、王室和習俗。第二，「知覺」使洛克能夠最大限度減少人類認識的社會方面和主體間（intersubjective）方面。
洛克舉了一些例子——菠蘿的味道、紅的顏色、黃金的可塑性都不受社會影響，也都是無法與他人溝通的經驗。基於這些例子，洛克建立了一種認識論，將個體置於宇宙的中心，並將承諾、語言和文化邊緣化，哪怕它們是人類知識的塑造者和實質。
但洛克並沒有止步於「簡單理念」。如果它們就是心靈的全部，那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識。真正的知識源於「複雜理念」（complex ideas）。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加減法和排列組合的機械操作來創造這些理念。心靈在接受「簡單理念」時是被動的，而在從「簡單理念」中創造「複雜理念」時則是主動的。例如，「盜竊」結合了隱瞞、轉移、所有權和同意等不同的「理念」。
「複雜理念」既有必要，也很危險。它們既通向有意義的知識，也是知識世界的來源，因為人們可以自由地想像「獨角獸」、「方的圓」等等。一個不能最終在「簡單理念」中兌現的概念是一種幻想，一種奇異之物，應該被逐出更嚴肅的思考。
鑑於洛克堅持認為「知覺」是知識的唯一源泉，那麼他如何闡述語言呢？可以肯定的是，語言不是知識的來源，不是思想的塑造者，也不是人類定義的一部分。它是「上帝賜予人類的偉大工具和共同的社會基礎，使他們成為善於交際的生物」。
在《人類理解論》第三卷的「通論文字或語言」一章中，洛克對「語言」作出解釋。他說，他一開始並沒有打算討論語言，因為他覺得語言在「人類理解」中作用不大。他最初不相信語言的作用，認為它無關緊要。但他在區分理念和言語（words）的同時，承認了語言和心靈的關係，他也儘可能把它們小心分開。因為語言是心靈的附屬品，當它介入心靈的流動時，要麼帶來消遣，要麼在最壞的情況下引起混亂、爭鬥和迷惑。
洛克和19世紀的許多英國思想家一樣，設想了兩種「話語」（discourse），一種是源於知覺和思考的內部理念流動，另一種是外部和公開的語言使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話語」）。正如洛克的同時代人、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成員約翰·沃利斯（John Wallis）認為：「我們英語中的『話語』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心靈的深思熟慮，另一層意思是外部的口語。」
洛克認為，言語是理念或「內部概念」的「外部或感性標誌」。言語並不直接指向事物或世界，而是指向說話人和聽話人心靈中的理念。言語「被傳統和默許的牽線木偶『附加』在心靈上」。語言與理念相距甚遠。它充其量是說話人心靈中理念的「次要信使」。言語只代表使用它們的人心靈中的理念，僅此而已。
言語就像金融期票，如果沒有人們心靈中的理念作擔保，就沒有任何價值。沒有理念的支持，言語就只是噪音和聲響，是壞通貨。如果言語在沒有理念支持的情況下溝通（這一點令洛克非常懊惱，他認為言語在他的時代是這樣的），那麼它們就是欺騙和混淆的偽證。
洛克因此提出了兩個平行的系統——理念，它是知識的來源，但既沒有社會性，也沒有語言性；言語，它從屬於理念，並寄生在理念之上。洛克認為，言語的意義不來自它們在一個總體符號系統中的相互關係（參考索緒爾），也不來自它們對世界上的對象的參照（參考奧古斯丁），而是來自它們與人們心靈中理念的聯繫。
洛克的觀點成為一種常識，出現在許多導論性質的傳播學教科書中，也反映在「意義在人」的口號里。這種觀點可以被稱作「符號學個人主義」（semiotic individualism）。因此，語言的作用是傳達「理念」。僅此而已。
語言不像盧梭（Rousseau）所言，是一種表達快樂和誘惑的工具——對洛克來說，語言是一種傳達清晰理念、避免混亂的功利性載體。這種觀念清晰反映在洛克對語言起源的描述中：
雖然人有各種各樣的思想，而且別人和自己都可以從中得到好處和快樂，但這些思想都在他自己的胸口，是看不見的，本身也無法顯現。如果沒有思想的溝通，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富足和好處，因此人必須找到一些外部的感知符號，使他的思想所組成的那些不可見的理念能夠被別人知曉。
在洛克對社會起源的描述中，人們沒有語言。人們確實擁有（前社會的）思想和理念，但這些理念卻被困在他們的「胸口」。語言是一種巨大的解脫，因為它提供了通往自我（self）寶庫的鑰匙。我請大家注意洛克對「語言」的描述——「外部的感知符號」與內部概念配對時，使「思想的溝通」成為可能，後者又讓社會成為可能。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語言」的用法？我們是否應該假定洛克與我們為伍，假定他所說的「溝通」就是我們所說的「溝通」？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就錯過了洛克語義學（semantic）創新的特殊性。
人們一般把「溝通」視為人類狀況的永恆部分，是語言、修辭和人類話語的總稱。但是，雖然常說人類必須讓言語「為溝通的目的服務，亦即為語言的話語服務」，但這種觀念的歷史不會早於17世紀。可以說，是洛克發明了「溝通」的概念，是個體之間思想的分享。
洛克之前也有類似的用法。但是，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的《詹森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和《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都把洛克視為「溝通」一詞的意義源頭。
我們必須認識到，用「溝通」來描述人類的話語是一種創新。在17世紀的英語中，「溝通」主要指「傳輸的物理過程」和「形而上的共在（consubstantiation）過程」——長袍、財富、植物、商品等有形的東西，以及光、熱、祝福、讚美、秘密、惡習、思想和觀念等無形的東西都可以被「溝通」。
在洛克的文章中，「溝通」這個詞的舊有意義與他的創新用法混合在一起。他不僅談到人們相互溝通思想，而且談到上帝與天使的溝通，談到精神與身體的溝通。
「溝通」是現代性（modernity）的孩子，而不來自古代。「溝通」是具體的，它不永恆，而是牽涉社會生活的思考與實踐，產生於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 liberalism）。
溝通的理念表明，當人們「說話」時，他們必須「做」一些事情，而不僅僅是說話——人們必須暴露他們的靈魂，揭示他們的內心，把內部的東西外部化。顯然，洛克認為「說話」還不夠，他還有更高的要求——思想的溝通。顯然，洛克承認理念的傳達有不同的「程度」，他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溝通」，一種是「民間的」（civil），另一種是「哲學的」（philosophical）。前者允許言語和理念之間有習慣性的鬆散聯繫，而後者適合於科學研究，要求精確得多。
當洛克提到「溝通」的一般範疇時，一種幾乎相當於心靈感應的「傳遞」躍然紙上。要使言語服務於溝通的目的，就必須在聽者心中引起說話者心中的理念，兩個理念要是同一個才行。沒有這一點，人們只能在彼此的頭腦中填充噪音和聲響，但不能以此來傳達他們的思想，也不把他們的理念擺在彼此面前。這就是話語和語言的目的。這的確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人們在說話時，必須「完全」匹配理念，否則他們的談話就可能只是噪音和混亂（也有誤傳的風險）。
洛克保護每個人免受語言的潛在暴政之害。如果他人的言語有可能衝破圍繞在我心靈的藩籬，我可以簡單地重新調整這些言語關聯的「理念」。對洛克來說，個體在意義創造方面的自由可以保護自己免受其他意志和意見的非法控制。個體是符號的領主。但是，洛克需要「溝通」來彌補他「符號學個人主義」中的一個缺口——一個由獨立個體組成的社會如何實現團結？「溝通」這個術語將自由主義的個體從唯我論中拯救出來。對個人的承諾是意義的唯一來源，這使得社會性觀念成為讀心術，而語言必然成為思想的載體。
科學：把個體從唯我論中拯救出來
基於洛克的個人主義符號學，我們如何調和「每個人對自己思想的主權要求」與洛克的設想——「理念」從一個心靈「溝通」給另一個心靈？如果每個人都是符號的「立法者」，那麼，怎樣才能使社會不成為一個無政府的單體，每個人都被關在各自思想與經驗的孤獨中？或者反過來說，當理念溝通的效果太好時，又有什麼可以保護個體不被侵犯呢？在個體自由（人們對自己的私人意識擁有主權）和「溝通」（思想內容被複製）之間，難道不存在矛盾？
洛克希望語言是一種思想行動，這種行動在「遠處」發揮作用，但他又想保證每個人對自己的意識擁有主權。因為自然科學對17世紀的想像產生了巨大影響，所以這種矛盾並沒有那麼明顯。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注意到，經驗主義中的「經驗」（experience）概念和自然科學產生於同一文化中（洛克將它們完美匹配起來）。經驗主義中的「經驗」使「每個經驗主體成為一個封閉的領域」，經驗是完全私人經驗；自然科學則基於不同人的觀察的可複製性（新的觀察技術，比如顯微鏡和望遠鏡使這種複製成為可能）。
簡而言之，自然科學為洛克提供了一種思考人與人之間明確合作和溝通的方式，同時消除了每個人都會被困在自己「認知繭房」的恐懼。科學實踐提供了一種貌似脫離語言和話語的主體間融合感知模式。比方說，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望遠鏡觀察，並產生相同的「理念」（認知）。科學實踐提供了「理念溝通」的縮影。
洛克對語言的看法屬於17世紀的知識分子。培根（Bacon）、斯普拉特（Sprat）、德萊頓（Dryden）、威爾金斯（Wilkins）、夸美紐斯（Comenius）、惠更斯（Huygens）、波義耳（Boyle）和牛頓（Newton）都以不同方式闡述了語言的「改進」和「淨化」問題。自然科學的清晰與秩序——特別是洛克尊敬的朋友牛頓的科學表明，心靈的力量可以穿透自然和社會的所有晦澀。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指出：「當人們發現了數學、邏輯和自然的同一性時，人們被由此產生的清晰、美麗與簡潔所吸引，人們破譯了『自然之書』的語言。」
自然科學的輝煌彰顯出一套駁雜的智慧秩序，成為人類的典範，表現在18世紀的狂熱之中。科學方法似乎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和權衡問題的方法，可以屏蔽那一時期宗教和政治辯論中充滿爭議的雜亂聲音。
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認為，新的天文學「一直是我們的避難所，以避免16和17世紀的教條式爭吵和野蠻的宗教迫害。事實上，遲至18世紀，當科學家們看到牛頓如此莊嚴地揭示出新的自然系統時，他們嘴裡最常說的詞是『秩序』和『美』。雖然無限空間的寂靜讓帕斯卡（Pascal）感到害怕，但正是這種寂靜和距離安慰了許多受困的精神」。
洛克的「溝通」概念誕生於對沉默和秩序的類似渴求。像許多被新科學成就吸引的思想家一樣，洛克認為，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被文字（「外部話語」）束縛住了。一個最有名的例子是禁止皇家學會討論與宗教和政治有關的問題。托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在《皇家學會史》（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1667）中對學會初創成員寫道：
他們的第一個目的不過是為了滿足呼吸更自由的空氣，讓彼此安靜地交談，而不被令人沮喪的時代狂熱和瘋狂吸引。簡而言之，他們的目的是對他們能接觸到的一切自然、藝術作品進行忠實的記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努力將自然的知識與修辭的色彩、幻想的手段或寓言的愉悅區分開來。
語言和修辭是累贅，應該被剝掉，這樣事物的真實面目才能「言說」，人們才能相互溝通彼此的想法。洛克自己也承認，修辭和隱喻可以為娛樂服務，但是「如果要道出事物本來的樣子，我們就必須承認，所有的修辭藝術只會誤導判斷，別無他用」。他認為：「修辭與評論一樣，只會增加爭議，永遠不會得出結論，無法得到進一步的爭論或闡釋。」儘管洛克在某些修辭學理論和實踐方面頗具影響力，但他並不把溝通理解為一種言說、修辭和話語，而是將其視為言說、修辭和話語的替代品。
進入20世紀早期，「溝通」包含「遠距離的轉移、交換和行動」，包括物理（重力、電）和精神（催眠、心靈感應）。從洛克開始，這個術語開始了從物質到心靈，從物理到心理的長期轉變——它被用來構建一套社會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心靈儘可能少地被語言腐化。
洛克使用一個在物理學和形上學中的概念來描述通過無形或不可見的力量統一的不同實體，藉此描述一種符合其科學和政治原則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男人和女人不會說話，因為語言帶來風險。可是他們會溝通。一旦語言被消除了缺陷，並在健全的原則下組織起來，思想就會在心靈中流動，就像一塊石頭與一塊鐵「溝通」一樣容易。這個概念仍然讓人聯想到心靈的直接感應，而不是人們在語言上的實際討論。「溝通」是一種話語實踐，但它掩蓋了話語實踐的運作方式。
溝通的「所有權」
在對語言的解釋中，洛克用他的基本政治原則（個體不可侵犯的自由）來表達他的基本符號學原則（意義的約定性）。洛克的政治學和他的心理學、意義理論和財產理論交織在一起。他捍衛個體私有財產所有者，無論是意識的「私有財產」（「理念」）還是「不動產」（「生命、自由和財產」）。在這兩種情況下，洛克必須想辦法在公共（全體占有）和私人（個體或少數人占有）之間游移。
洛克的《政府論》闡述了他的財產理論。這項研究的一項主要任務是解釋私有財產的起源，並使洛克所說的「市民社會」合法化。在《政府論》的「第一論」中，洛克詆毀一個被用來使世襲君主制合法化的觀念——上帝賦予亞當和他的王室「後代」以統治世界的專有權。在《政府論》的「第二論」中，他試圖說明財產差異如何產生——哪怕上帝最初將世界「共同」賜給了所有人。
起初，洛克假設，世界上的一切都由每個人共有。世界上的「材料」是自然的自發產物，「我們所有人的共同母親」，沒有人可以對這些材料中的任何一種擁有專有權。然而，這種原始的普遍狀態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因為一旦人們在世界上行動，他們就會將他們的勞動與材料「混合」起來。這種勞動不是共同財產，而是每個人的私有財產。
因此，對自己勞動的所有權就轉移到了勞動投資的那些材料上。有人可能會說，勞動是財產的轉移，是將原材料從公共國家轉變為私人國家的「鍊金術」。一個人越勤奮，他或她就越能為自然增加勞動，從而「圈定公共財產」。
勞動提供財產所有權。洛克認為，所有私有財產的基礎是「自我占有」本身及其勞動。基於他對「所有權自我」的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洛克認為，私有財產是自然而必要的：「需要勞動和材料才能解決的人道生活狀況必然涉及私人財產。」
在此，洛克闡述了公共（或「共同」）和私人的根本區別，這是他關於財產和溝通思想的基礎。洛克要用財產理論回答——如何從自然狀態下的伊甸園財產共同體走向公民社會中的財產私權？而洛克要論述的語言問題是——私人如何能將他們封閉的「理念」帶入語言的公共領域？
洛克通過個體的「自我占有」來回答財產問題。然而，在「溝通」的問題上，個體世界經驗的「自然」私權恰恰是問題所在。「知覺」類似於勞動，當人們感知世界時，他們將世界的一部分收集到自己手中。洛克把個體的私有化勞動變得如此根本，他的任務是解釋為什麼不同的人會有共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們如何溝通。
洛克為作為私有財產占有者的「個體」進行辯護。但是，他沒有更好的方式來談論公共秩序或共同體的起源——從何而來的神奇力量讓「溝通」成為萬靈藥。這個概念的產生未能將共同世界理論化。因此，洛克對「財產」和「溝通」的描述就是一對孿生兄弟。
洛克的語言理論，尤其是他對「溝通」的創造性運用，我認為是在試圖填補一個理論上的漏洞，這個理論留下了一個無法解釋（或者至少理論化不足）的問題——由自由個體組成的社會如何存在？但這畢竟是一個相當奇怪的問題，畢竟洛克假定，公共意義是不存在的（只有每個人的理念）。他沒有問個體思想起源的問題。公共意義顯得脆弱和不可能。洛克參與了一場政治鬥爭，不得不把個體作為主要目標。「溝通」表明，個體能夠在不損害主權的情況下共存。這個答案之所以奇怪，部分原因在於這個問題的抽象性。
洛克傳統的生命力
洛克的思想對溝通的概念產生了明確的影響，即使不是直接的影響。當我們把這個詞掛在嘴邊時，我們註定要哀嘆語言不足以表達我們的內心感受，言不達意，害怕語言的暴虐力量，讚揚科學和科學方法是保證人類合理交往的方法。
洛克教導我們，出於對政治後果的恐懼，要拒絕把語言和意義放在個體之外的任何地方。我們擔心，如果「個體」不能控制「意義」，那麼暴政就會徘徊在我們身邊。例如，海德格爾（Heidegger）論斷，我們不說語言，語言說我們，這常常被誤解為人類是語言的「非自願殭屍」。洛克傳統的關鍵在於，個體自由的祭壇上犧牲了創造公共世界的理論一致性。
但是，說「意義」是公共的和社會的，並不是說它是永恆不變的，也不是說它對人類的靈魂行使不可抗拒的強制力（正如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所擔心的那樣）——而是說，意義是一種生產，一種集體的、持續的、有爭議的、可爭論的活動，權力與真理、理性與狂熱在這裡相遇。
洛克的價值觀（比如個性和自由）可以在不回落到內在性和外在性的隱喻下被構想出來。個體自由在於他們有能力組成新的句子，這些句子是以前從未聽說過的，能說明他們的狀況。它不需要包含在言語和理念的、唯我論的重組中。
我們在語言中言說，在歷史、社會和自然的網絡中行動，在與生者和死者的對話中思考，但我們也能創造性地說話、行動或思考。洛克和其他人為之奮鬥的珍貴价值發生在語言和社會的公共材料中，而不是在人類心靈的隱秘之處。
我們可以想像一種不涉及個體心靈的溝通理論。對此可能存在反對意見。我並不是說，人們可以說出他們想表達的一切，也不是說不存在誤解。我的意思是，要在不公開的事物中看到公共的、主體間的意義（儘管洛克和他的無數門徒已經教我們這樣做了）。
如果溝通不暢怎麼辦？如果我說「九」，意思是「上午九點」，而你認為是「晚上九點」怎麼辦？這種混淆不正是證明，語言的意義由個體的意圖和思想提供嗎？溝通理論的基本文本經常帶有寓言色彩，發誓要保持沉默的禪宗僧侶舉起手指，革命者在遠處點亮燈籠表示友方。這些警示寓意告訴我們一個信號、兩種含義的悲劇性後果。它們告誡我們需要明確的溝通。在這種相當特殊的狀況下，一個人的意圖和另一個人的解釋可能會出現巨大的分歧。
然而，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話語意義」很少由個體提供。很少有問題可以通過更好的「溝通」來解決。忒修斯（Theseus）的故事告訴了我們所有我們需要知道的事情——殺死野牛回來後，他沒有將船上的黑帆改成白帆（白帆意味著他的勝利）。他的父親埃勾斯（Aegeus）看到地平線上的黑帆，認為忒修斯已經死了，便從懸崖上跳入大海（此後稱為愛琴海）。
道德在生死攸關的信息中建立冗餘。「溝通」有時被偽裝成解決人類弊病的偉大方法，然而人類關係中的大多數問題並不來自符號和意義的不匹配。在大多數情況下，句法使言語的意義完全清楚，衝突的基礎不是溝通的失敗，而是承諾的差池。
我們一般都能很好理解別人的話，我們只是不同意而已。洛克創立的「溝通」概念將差異、多元化和利益置於人們的頭腦之中。這表明人類的話語是不成功的，因為人們有不同的（私人）經驗隱藏在同樣的話語之中。因此，洛克將某種「可通約性」從政治和正義的公共領域中移除，並將其置於經驗和選擇的私人領域中。
衝突的根源從社會轉移到個體和他或她的意義（托克維爾所說的最微不足道的事物）。在這個充滿狂熱和瘋狂的時代，這種轉變是為了建立一個理性對話的空間，它將宗教和政治從公共空間中移除，然後成為個人良知的私人問題，以便在一種相互「容忍」的氣氛中共存，為科學和理性留出清晰的公共空間，但它也因此否認了公共辯論的資源。
總而言之，「溝通」的概念是自洛克開始就是自由主義傳統的一個傳家寶。我們繼承了這一傳統的優勢和困境。把語言的社會生活描述為「溝通」，賦予個體作為符號主宰的權力，卻使任何關於公共意義的概念變得既不可理解又危險。每當我們開始認真思考或討論「溝通」的問題時，我們幾乎總是發現自己在重演洛克最先譜寫的一出哲學和政治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