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與錢江晚報·小時新聞共同推出「良渚時課」，這是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在網際網路時代下的新嘗試，藉助媒體平台，以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收藏和展示的文物為切入點，配合圖片和音頻，從多個側面講述良渚時期的文明成就、社會風貌，展示5000年前良渚人創造的智慧結晶。
從2021年3月18日開始，我們在錢江晚報·小時新聞客戶端連載文物故事，每個月更新兩期，歡迎大家關注。
第二十四課
開端：《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王加點
我們常常在問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和傳承到底有什麼意義？這些跟「文化自信」又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堅持「文化自信」？或許，良渚文化的第一本考古報告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一起回到良渚遺址考古發掘的開端。
自1921年河南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遺址發掘後，「中國文化西來說」甚囂塵上。仰韶文化的發現者、瑞典著名地質學家安特生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彩陶和尖底瓶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進入了華北，並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彩陶擴散的同時，也可能導入了高級的農業技術。
安特生和他的團隊在仰韶村進行第一次發掘前合影留念
彩陶缽 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 1956年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1928年，吳金鼎先生在山東龍山發現了城子崖遺址，這是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里程碑，它讓中國的考古學家們可以用考古發現的科學證據堅定地對「中國文化西來說」回應：「我們堅信事實不是如此了。」城子崖的發現昭示著在中國東部地區確實存在著另外一個不同於彩陶文化的古老文化，光亮的黑色蛋殼陶表明這種文化技術高度發達。李濟先生在城子崖的序言中說「有了城子崖的發現，我們不僅替殷墟文化的來源找到了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黑陶蛋殼鏤孔高柄杯 龍山文化 1972年臨沂大范莊出土 臨沂市博物館藏
黃河流域考古工作得到迅速進展的同時，長江下游江南地區的史前考古工作也拉開了序幕。隨著常州淹城、湖州錢山漾、金山戚家墩等遺址的發現，江南地區古文化研究也越來越受到史學界人士的關心和正視。以衛聚賢為代表的史學家開始籌劃建立一個學術性的社會組織來更好地統籌長江三角洲的考古活動，即吳越史地研究會。
衛聚賢先生可以說是發現良渚的「插柳者」。1936年，衛聚賢到杭州借瓷器辦展，在古玩市場購得了1枚石鏃和1件石鏟，經過多方探查得知，這些石器均出於杭州西南5公里的古盪。這次古玩市場之行，促成了吳越史地研究會與西湖博物館在古盪遺址的試掘，年輕的施昕更正是這次發掘的一員。
施昕更先生像
此時，良渚文化第一本考古發掘報告的作者是西湖博物館的一名普通的館員，他在古盪遺址發掘中發現，遺址內出土的石器與他家鄉良渚一帶常見的石器相似。第二天，他就急急地回到故鄉去搜集，除了鏟以外，意外又得到了許多不同形式的石器。
西湖博物館對施昕更的發現十分重視，館裡依照當時民國頒布的《古物保存法》的規定，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取得發掘執照後，在1936年6月至1937年3月期間，施昕更先後三次在良渚鎮開展調查和試掘，這是良渚遺址開展的第一次科學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
報告中記錄的陶器
但時代的洪流裹挾著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已經在杭州付印的這本《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幾經輾轉，除了舊稿外，字版、圖版甚至報告中的這批發掘材料全都遺失散盡，一直到1938年才艱難出版。施昕更在戰亂中飽含悲愴地寫下了卷首語，以紀念他已經淪陷了的故鄉。
「抗戰時期內，一切都需要建立起來，而學術工作，同樣的也仍欲繼起滋長，不斷進展，因為我們除軍事上的戰爭太，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需要戰爭，才可握最後的勝算。」
這部在戰火中重生的報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部報告之前，良渚、瓶窯地區因為出土「漢玉」而出名，挖寶屢見不鮮，歷史和傳承幾乎完全被拋諸腦後；80多年後，從這本考古報告開始，一代代文化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將良渚建設成如今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世界文化遺產地，讓中華文明屹立於世界文明之林，這是文化和文明的力量。
開頭提出的問題，80年前的疾呼和這80多年的發展我想是可以回答的了：
「然而，中國絕對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歷史明明告訴我們，正因為有淵源悠久，博大堅強的文化，所以我們生存在這艱巨偉大的時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來維護來保存我國固有的文化，不使毀損毫釐，才可使每一個人都有了一個堅韌不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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