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駿馳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於1948年出版的社會學巨作，展現了中國基層社會的面貌，被學界普遍尊為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理論研究的重要代表作。它不僅展示了延續了千年的中國傳統鄉村的面貌，還拋出了後鄉土社會如何尋找出路的問題。可以說，《鄉土中國》不僅是我們認識鄉土的途徑，也是破局鄉土的抓手。
要想深刻地理解《鄉土中國》，我們得先了解費孝通寫作的前前後後，因為《鄉土中國》不是費孝通的閉門造車之作。了解創作前的靈感起點和同時代其他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鄉土中國》。
上世紀30年代末，費孝通用了10年跨越中國南北、東西兩半球，歷經實地研究、國際交流、歷史研討。他深入過鄉村，多年的鄉村生活，使他對農村文化和社會結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初訪美國，費孝通與美國學者進行了諸多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在閱讀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的《美國人的性格》後，他對友人說：「我看到了一個社會結構的標本。」這本書對他啟發極大，也許也就是這本書，才讓他有了寫《鄉土中國》的想法。
到了1947年，他決定從社會結構入手來講鄉村社會問題。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要「另起爐灶，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正巧此時，《世界評論》約他做長期供稿人，他就開始了《鄉土中國》的寫作。
在某些學者的眼裡（以趙汀陽為代表），中國在現代被反思過許多次了，其中激進主義社會批判色彩濃烈的反思在過度且刻薄的批判中反而使中國的面貌、中國的形象模糊不清。但以費孝通為代表的現實主義的社會分析則非常不同，費孝通創造性地把本來用於觀察他鄉的人類學方法用來觀察本土（從這裡可以明顯看出《菊與刀》《美國人的性格》對他的影響），這樣就形成一種把本土當成他鄉的客觀態度，從而有利於揭示客觀問題。這樣的反思就如熱刀切黃油一般，犀利地揭示了中國鄉村的基本性質。
費孝通筆力獨扛，短短5萬字展現了鄉土社會的種種方面。本篇書評篇幅有限，只談個人感受最深的3個章節：《鄉土本色》《差序格局》《無訟》。
一、認識鄉土：中國鄉村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問題是什麼？
中國鄉村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問題是什麼？《鄉土本色》這一章大抵是《鄉土中國》的總論，也就是對這個問題前半部分的直接回答：「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正如書中所寫，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對以農為本、以農為生的人們來說，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
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於地方性的，即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的一種狀態，鄉村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這樣的生活狀態也造就了一個「熟人社會」，這與現代城市的「陌生人社會」呈現本質的差異，城市裡的人與人之間即便相互認識，也不一定相互熟悉對方的底細。而在鄉土社會裡，人和人之間都是相互知根知底的，這種熟悉是從時間裡、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
在相互熟悉的基礎上，鄉土社會的信任關係得以形成。這就是鄉土性的3個表現方面：第一，鄉里的人是不流動的；第二，社會圈子保持著獨立；第三，熟人社會。中國鄉村的基本性質，就是「鄉土性」。
《鄉土本色》回答了中國鄉村的基本性質，《差序格局》則是對基本性質的進一步闡釋。書里是這樣寫的：「以己為中心，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
每個人都是自己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這就是一個差序格局，一個「倫」的格局。在費孝通之前，曾有學者以「倫」做突破口，就傳統社會中的差等關係做過相關研究，比如潘光旦：「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之所以為我，與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彼此格局的互異。而尤其要緊的，是此種互異的鑑別與體會。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
倫重在分別，是有差等的次序，禮記中講究的「十倫」，就是在講一個差等問題，要求「不失其倫」就是在維護人與人的交往網絡中所遵循的差等綱領。雖然並不是整個封建傳統社會時期都是這樣，但毫無疑問，這樣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幾乎造就了中華民族傳統社會時期的性格底色。
《無訟》涉及的法制化推行問題，則是基本性質在法律上的體現。
上文提到，中國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缺乏流動性。在這樣的熟人生活中，鄉土秩序所依賴的規矩，在「鄉里鄉親」的交往中自然形成並被大家認可、遵守、流傳下去。村裡的人們在熟悉的環境中明白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就是禮俗規則。
村民與外在的法律規則相距遙遠並不熟悉，不靠專門的機構來傳授，而是依靠熟人間的親密行為習得並傳承下去。這種規則是 「禮治」的基礎，也是鄉村中常見 「無訟」狀態的原因——人們依靠這樣的公序良俗各得其所，大多數時候並不需要法律介入。
法律普及入鄉村的生活一大難點便是，有時尚未得到建立法治社會的好，反而先得了破壞禮俗規則的壞。中國素有調解的傳統，對鄉村中的大部分糾紛來說，解決辦法通常不是付諸公堂，而是通過調解。
但在現在的法學觀念中，調解作為中國的法律傳統，是與禮治和人治的社會形態緊密聯繫的，不符合法治社會人們權利意識興起和審判實踐發達的潮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調解傳統不宜作為法治建設中的本土資源。這種觀念將調解與法治置於對立面上，使得法治向基層普及推進時不得不先摧毀調解制度，而帶來上述的大難點。
《無訟》這篇文章為解決這樣的困境帶來了一些啟示，我們的法治普及並不是一定要將調解置於法治的對立面，如能通過一些創造性的、實踐可行的轉化、融合方法，將作為調解傳統變成推行法治的一個工具，變成中國法治的調解制度，既能解決難點也能避免鄉土社會的主體——文化程度並不高的農民產生不信任的問題。可以說，調解制度有望成為國家官僚秩序和鄉村自治秩序之間有機結合的產物與和諧統一的結晶。
《鄉土中國》回答了中國鄉村的基本性質，那麼，中國鄉村的基本問題又是什麼？《鄉土中國》的姊妹篇《江村經濟》犀利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這是一部經典的村莊民族志，在微觀考察的基礎上，揭示和探討了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費孝通的研究最後總結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飢餓問題。」
《鄉土中國》表面上只回答了前半部分，但後半部分的回答，離不開它的奠基。這就是為什麼說《鄉土中國》重要，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深刻的視角來認識鄉土。
二、破局鄉土：後鄉土社會何去何從？
我在讀這本書時，有著這樣的問題：現在的中國鄉村還是鄉土中國嗎？如果不是，那是什麼？現在的鄉土的基本問題又是什麼？該怎麼樣來解決中國現在的鄉村的問題？
以《鄉土中國》為基礎，衍生出來的後鄉土中國概念，是解決當前鄉村問題的抓手。
了解現在的鄉村，我們還需要回到《鄉土中國》中去，與現在的鄉村做個對比。與傳統鄉村相比，現在的鄉村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人們大多數流向了城鎮或大都市。我們說以前的鄉土性有一個特徵，人在空間上是很少有遷移，是不流動的，但現在中國農村大量人口外流，流動性特徵明顯。除在空間上的表現，這樣的流動性還體現在職業、社會地位的流動變化上。
細心一點可以發現，人口外流是從家庭中的頂樑柱、主心骨外出打工開始的，他們在村中本來是務農的主力，社交活動、利益糾紛的主要參與者。他們的外出，不只是個人物理上的離開，也造成角色缺位，導致「熟人社會」失去主體。但熟悉的關係並沒有完全消失，所以現在鄉村仍然保留了部分鄉土性的性質。
現在的中國鄉村既是鄉土中國，又不是鄉土中國。用陸益龍的話說，是後鄉土社會。
後鄉土社會，已經不存在農民吃不飽飯的問題了，此時面對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們如何獲得發展機會？脫離了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後，農民面對如今的市場，困境十分明顯：按照市場規則，擁有更多人力資本、資金、技術和信息的人，才會獲得更多的市場機會，包括就業和收入，而單純體力勞動的回報和價值則越來越處於劣勢地位。
一言以蔽之，在講究機會公平的時代，農民卻很難得到真正意義上公平的市場機會。不可否認的是，市場的效率原則本來就決定了市場行為和市場選擇優先考慮的是自我效益的最大化，市場更多地是給有競爭優勢者提供發展機會，而非提供公平發展機會。所以，不可忽視農村建設，應結合各方力量，儘可能為農民創造更強的競爭力，用合理的競爭激勵體制激發農村內生動力，引導更多對鄉村的投資，激活農村市場的發展。這個極為關鍵的基本問題，實際上是《鄉土中國》拋出來的。
為什麼說《鄉土中國》是解決農村建設、助力扶貧攻堅的抓手，就是因為先有《鄉土中國》才有衍生出來的「後鄉土中國」，其後的研究方式大都跳不出《鄉土中國》的模式。這就是《鄉土中國》沒有過時的原因，它如手術刀一般，精準地說出了上世紀40年代的鄉村基本問題，也衍生出了「後鄉土中國」這個概念來揭開現在的鄉村基本問題的面紗。
說回《鄉土中國》本身。我從小生活在農村，直到上學才到城市生活。神州大地內陸的一個盆地鄉村承載了我的童年回憶。《鄉土中國》給了我一種新的視角重新認識我的故鄉，那畫著漫山遍野油菜花和翻飛蜂蝶的童年畫卷，如今又有了新的色彩。
隨著我對《鄉土中國》的閱讀，我仿佛置身事外，用一個外人的身份冷靜地重新審視我回憶中的故鄉、我回憶中的我的土地。甚至可以說，《鄉土中國》是一張帶著回到過去的車票，書中講述的鄉村多多少少都能在我的故鄉找到一點影子。這讓我更熱愛我的故鄉，對它更是熱淚盈眶。我們怎麼認識我們的土地，是我們熱愛我們土地的開始。
中國人是土地的兒子，從土地中生，在土地上長，最後回到土地中去。《鄉土中國》提供了一個認識我們的土地的新視角，僅從這個角度來說，該書不可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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