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宗國先生1934年出生在江蘇南京，8月7日下午離世，享年89歲。學生們正在籌劃的90華誕文集，永遠停滯在剛剛出發的路上。吳先生給人的印象是淡雅悠然，本來人人都認為他會百年長壽。
吳先生靜靜地離開了，帶走了一代人特有的風度和情感，未來學術界會怎樣估量這一學術損失，現在還是未知數。這一代人伴隨著新中國一起成長，經歷了所有的風雨磨難和歲月靜好，這對理解新中國的歷史真諦不可或缺。今後，有關新中國成立前後的親歷者言說將越來越少，直到有一天只能到文字中去尋找。
2018年， 孟憲實與吳宗國老師 （右） 合影，圖片為作者提供。
01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8月11日，八寶山告別先生之後，學生們匯聚在一起共話師恩。有人看見過吳先生發脾氣沒有？大家的答案十分一致：即使先生不同意，也會笑臉勸說。雷聞（北師大歷史學院教授）講起自己博士論文設計之初吳先生是如何說服他修改的，沒有一句嚴厲之辭，循循善誘，終於改成滿意的結構。
學界有人送吳先生綽號「笑佛」，真的很貼切。良師的含義自然是學生學業精進的促進者，否則無法定義「師者」。讀書過程中難免遇到問題，向先生提出，吳先生的回應幾乎是固定的，先是微笑點頭，這是肯定的意思，然後一句：「這應該問你啊！」於是，你得把問題梳理一遍，講出自己的看法。這之後，他再進行解釋，通常說的是，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慮，如何如何。先激發學生的思考，然後提供方向。後來我自己當老師，也是如此這般回應學生的提問，效果極佳。讀《論語·述而篇》，有「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之說，才知道吳先生這樣的引導方法原來是有傳統的。
吳宗國先生，圖片來自北京大學新聞網。
學術思考，是學術活動的基礎性工作，面對學術問題時，如何開始工作，是所有人的始發問題。貞觀之治是唐朝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從汪籛先生到吳先生都有過系統研究，我對這個問題也有研究興趣，而史書關於魏徵與房玄齡的記載傾向令我不解。房玄齡是主要宰相，長期位於行政中樞的中心地位，史家也承認房玄齡作用重要，甚至有「房謀杜斷」的成語流傳下來，可是看貞觀時期的文獻記載，房玄齡的記載很少，遠不能跟魏徵相比。是因為魏徵的言論較多，思想性更強嗎？就此請教吳先生。吳先生首先承認文獻確有如此特點，同時指出還有其他視角需要考慮。一是要考慮到皇帝是朝廷核心，魏徵的工作圍繞皇帝進行，所以文獻多所記載；二是要考慮三省制運作的特點，中書門下是決策機構，而尚書省是行政中樞，房玄齡主要領導尚書省，朝廷日常運作無法詳細記載，也沒有必要。吳先生的看法，是可以上升到方法論高度的，這不就是「無中生有」的觀察法嗎？
讀史料，從史料中尋找學術問題，這是研究生階段的必修課。北大漢唐史研究生的基本訓練是跟導師讀《資治通鑑》。在一般人看來，《舊唐書》與《新唐書》對讀意義明顯，同一個歷史人物在兩部書中評價不同，所屬專卷不同，甚至所述事跡也不同，這便是歷史問題發生的關鍵處，至於《通鑑》，本來晚出，史料價值怎可與兩《唐書》相提並論呢？吳先生則認為，從史料占有的角度看，《通鑑》書寫時唐代史料依然豐富，與兩《唐書》處於同一水平狀態下；從後出轉精的情況看，兩《唐書》都在《通鑑》的視野之內，《通鑑》更有條件修正不足；尤其是體例不同，《通鑑》更重視史料的時間性和歷史評論，從而達到史學的更高標準。但是，《通鑑》因為體例的緣故，制度史重視不足，記得當時還要配合《唐六典》一起閱讀。多人會讀，是讀書時代最美好的記憶。
《資治通鑑》殘稿
吳先生1953年入讀北京大學歷史系，然後留校做汪籛先生的助教，而汪先生是陳寅恪為數不多的幾位研究生之一。上世紀90年代，陳寅恪的影響從學界走向社會，如日中天，「重回陳寅恪」「從陳寅恪出發」等口號在史學界響徹雲霄。原本從學術淵源上說，這正是宣傳陳寅恪學脈傳承、強調自身學術正宗的良好時機，作為學生的我在閱讀《陳寅恪最後二十年》的時候，就深以與陳寅恪存在學緣關係而暗自慶幸。這時，吳先生的迎頭棒喝陡然響起，至今都有振聾發聵的感覺。吳先生多次鄭重指出：陳寅恪的學術是大家共同的資源，不屬於誰家私有；神化陳寅恪是有害的。回顧當時情形，吳先生此言，是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敢言。
指導學生讀書，避免學生走彎路，這就是良師。記得有教育家說過，導師的使命就是為學生節省時間。時間就是生命，少走彎路，提高的是生命的效率。
02 非學不言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吳宗國先生都是純粹的學者。吳先生的影響所及基本不出學術界，所有的文章、著作都是學術性的，近些年有人邀他作講座，涉及的內容仍然是學術的。在新媒體時代，跨界幾乎是常見現象，有人就是因為擅長跨界，影響巨大，風生水起。但吳先生一直嚴守學術的邊界，像一位邊界哨所的老戰士，十分警惕跨界的危險。
吳先生70年未曾脫離歷史學界，未曾離開北大歷史系，但他幾乎從不談及北大和歷史系往事，而這幾乎是所有學生最感興趣的話題。學生很想知道，在北大那麼多著名故事中先生處於什麼位置，如今時過境遷又是怎樣評價那些北大的過往呢？但先生的弟子沒有人會去追問這個問題，如同有一條界河，先生不說，學生不問。北大的歷史在先生這裡不是研究對象，是被嚴格摒棄的化外之地。北大的歷史，只要言及就是觸動，只能欲說還休。
吳宗國先生論著（局部），圖片來自北京大學歷史系官網。
其實，這是先生的一個重要原則：非學不言。學者因為所學成就專家之名，謹守學問之道是學者的本分。非學不言，如同孔子討論的非禮勿言一樣，應該是學者的言行標準。當然，人們見到很多以學者自居而又誇誇其談的人。「專家」之名不是在任何環境下都具有褒義，在自己的本行里提供專業認識和建議是學者的責任和義務，受到尊重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受到名利誘惑，跨界施為，則會玷污學問之道。吳先生認為，學者即使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承認自己的有限是專業性的體現，超出專業範圍則必須打住。自以為是，逞口舌之利，以專家的名義大講外行話，即使不是招搖撞騙，也同樣面目可憎。
非學不言，包括政治問題。通過歷史討論政治，借古喻今，是我們今天常見的話題模式，但在吳先生這裡是絕跡的，是考古學上的生土層。對此，吳先生是有所解釋的。政治與歷史是兩個門類，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妄談政治，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也不能保證影響事物的正確走向。
那麼，歷史學不具備現實意義嗎？影響現實社會不是歷史學應有的意義嗎？吳先生則認為，歷史學研究歷史規律，對現實社會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國家在制定政策、決策國是之時確需借鑑歷史、把握歷史方向，但借古喻今的方式不可取，中國在這個方面吃虧太多，這是歷史學界必須充分吸取的大教訓。新中國史學，最大的教訓就是混淆史學與政治的界限，自認為貢獻於時代，其實不僅誤導了社會，也反戕自身，致使史學喪失了自身的價值和獨特性。經先生這麼一說，我才豁然明了，曾經的史學走過彎路，老一代史學家刻骨銘心。
1991年，我在新疆師大工作，考上北大歷史系助教進修班，從此與吳先生開始了不解之緣。幾年之後，有一次跟先生說起那次考試，先生給我講了一個重大史學原則，讓我至今不忘。那次考試我的成績較好，先生認為基礎不錯，但是發揮題走得太遠。「搞歷史的，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把握住一個原則：歷史與現實的界限不可越界。學術研究不容易，越界就容易犯錯。」
那以後，我漸漸明白，歷史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一條複雜的界限，「昨天的現實就是今天的歷史」是簡單化的表述，充滿了誤解。用歷史學的方法分析現實，在資料完備的條件下是有意義的，但簡單對應，起手便錯。
學者受到社會尊重，是因為專業的純粹性，但太重視自身的純粹性，是否會影響社會功能的發揮呢？這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學界並非鐵板一塊。吳先生認為，史學作為基礎的人文學科，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是正常現象。學者不能滿足於穩坐學術象牙塔，普及「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歷史學常識是歷史學界的社會義務，是回饋社會的重要途徑。正是因為先生一貫這樣主張，所以我在走上《百家講壇》的時候沒有一點學術的後顧之憂，底氣十足。後來講座的內容出版，先生還親自作序，予以鼓勵。
我體會，先生的學者人生，在「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之間。有所不為是底線，界限分明，不敢越雷池一步；有所為是天空，自由馳騁的空間巨大。綜合地看，可以概括為天地寬廣而有度。
03 「不要緊，我來看看」
吳先生研究的領域主要是唐史。因為多年的教學積累，他寫過隋唐五代史教材，凡這個時段的基本歷史問題無不涉及。汪籛先生曾對北朝以來的經濟史進行過深入研究，吳先生繼承了這一點，以經濟史為基礎治隋唐史。但綜合地看，他的唐史研究還是以政治制度史為主。
政治制度史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是唐史研究的核心性課題，在北大歷史系尤其受到重視。從淵源看，這與陳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傾向不無關係。把制度當作文化傳統的重點、考察制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可說是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給後人的基本啟迪。事實上，制度史的內容十分廣泛，陳寅恪討論了從禮制、音樂到財政等六個基本方面，呂思勉先生著《中國制度史》將衣服、飲食、婚姻、國體等都納入討論，竟然設計了17章。如此，則制度史研究幾乎無所不包了。吳宗國先生的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並非如此，重點十分突出，一是三省制，二是科舉制。
從秦漢到隋唐，中國歷史迎來了新的巔峰狀態，而政治制度的演變也十分鮮明，秦漢的三公九卿制度演變為三省六部制度。所以，三省制是隋唐的歷史新成果，最值得深入研究。吳先生梳理三省制度的歷史，認為六部從漢代尚書發展而來，形成隋唐之初的集體宰相制。三省分工是核心問題，大體上說隋文帝時已經具備了三省制的體制，但中書、門下分工尚有欠缺，所以吳先生重視隋煬帝時門下省給事中的設立，至此三省制度才算正式建立起來。尚書省長官是行政首腦，類似漢代的宰相。有了中書、門下兩省，決策機製成為三省制的靈魂，這是三省制區別漢代宰相制的關鍵。當然，唐代三省制後來繼續發展，中書門下作為宰相機構，決策行政再次合流。吳先生用「變」字解釋唐代制度，不斷變化是唐代制度史的靈魂，而研究更應該隨時發現變化的問題。
科舉制度是隋唐時期的另一項重大制度創新，影響中國一千多年。科舉制是在批判揚棄九品中正制的前提下發明的新制度，在制度的核心內容上又是對漢代察舉制的擇優繼承。吳先生對士族門閥的討論不多，但抓住了實質。針對日本學者習慣把士族稱作貴族的傳統，吳先生特別強調士族與貴族的本質區別，認為士族等級影響選官，但士族的等級還是祖先官品的體現；而傳統貴族是由部落貴族發展而來，血統性才是貴族的本質特徵。科舉制的優點是取消士族在九品中正制中享有的特權，開放了國家的選官系統，更多人才得以顯露才華，報效國家與實現自我統一起來，從而成為中國的千年制度。
科舉博物館，圖片來自攝圖網。
對於唐代政治史，吳先生也有選擇，突出的是貞觀之治研究。貞觀之治不僅是唐代政治成功的典範，也是古代中國政治成功的典範。研究貞觀之治與研究唐太宗不可分，吳先生認為唐代最有研究價值的皇帝有兩位，一是唐太宗，二是武則天。
他還曾寫過一篇短文《「天寶之亂」是由於「置相非其人」嗎？》，指出天寶之亂的問題不能只看李林甫、楊國忠，這開脫了唐玄宗的責任，是儒家為尊者諱的一種典型手法。這一觀點啟發了丁俊，她的《李林甫研究》因而得出了更多適中的結論。
最近一些天，重讀吳先生，感慨良多。原來，自己的頭腦里印滿了先生的觀點，時間久了有的觀點還以為是自己的重大發現呢。跟先生聊天，多以學問為主，有時先生很自然的一句話，竟然引起我內心的巨大震盪。現在重讀才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多年前先生的文章里早有討論，只是沒有引起我的重視而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原來，理解先生也需要時間。如今，再也不能當面聆聽先生教誨了，重讀先生著作，將成為今後請教先生的唯一途徑。
有一件事我終生難忘。1994年9月，我正式到北大報到，從北大南門進入。保安是個小伙子，拿過我的報到證看了又看，然後對我說：「報到日期是後天，你現在不能入校。」不能入校？我立刻暈了。三天兩夜的火車，從烏魯木齊硬座到北京，現在不讓入校，我能去哪？只能向吳先生求救。先生接到電話，聲音渾厚溫存：「不要緊，我來看看。」我立刻感覺天不會塌了。
先生騎自行車來到南門，不緊不慢地放下車，走到保安近前才說話：「研究生的宿舍已經安排好了，他住46樓1032號。前兩天報到的同學已經入住，為什麼不許他入校？」先生頭髮花白，語速不緊不慢，字字都很關鍵。
這時保安的一位女領導來了，一問情況，立刻對他說：「我們的學生來報到，你不讓他入校，讓他去哪？」我至今都有點感激，她竟然說「我們的學生」。女領導還向吳先生道歉，先生說：「新來的，需要適應，不要緊。」說完騎上車，慢慢離去。
多年來，我有問題就向先生請教，上門也好，電話也好，毫無阻礙。這種請教方式一直延續下來，我甚至不記得他是什麼時候退休的。
現在，先生真的退休了。我的內心出現了一大塊空缺，我知道，這將永遠無法填補。
吳宗國先生的哪一個側面或觀點讓你印象深刻？
讓我們一起以這種方式紀念吳先生
2位幸運讀者將獲得贈書《說不盡的盛唐》
說不盡的盛唐
作者：吳宗國
北大名師吳宗國先生授課實錄，身臨其境學習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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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於2022.9.12總第106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笑佛」吳宗國：非學不言 作者：孟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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