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科學報》記者 李晨陽

陳潤生今年81歲，教了34年書，對課堂上的一幕印象最深。

當時他正在講哈佛大學的幹細胞實驗：科學家教會兩隻鸚鵡唱歌，把其中一隻鸚鵡腦子裡的中樞神經弄壞，它就不會唱了。再把另一隻鸚鵡腦子裡的幹細胞取出來，處理之後，注射進第一隻鸚鵡體內，這隻鸚鵡再次唱起了歌。

這個實驗得出什麼結論？學生們回答：幹細胞可以用來修復受損細胞的功能。偏偏有個年輕人站出來問：陳老師，這隻鸚鵡唱的歌，還和原來一樣嗎？

陳潤生給上萬人講過這堂課，就只遇到一個人這麼問，空前絕後。

「這個問題有多好呢？」哪怕已經過去十多年，陳潤生談起這一幕時，還是眼睛亮晶晶的。

如果唱的是新歌，說明幹細胞只是恢復了大腦的功能；如果唱的是原來的歌，就說明幹細胞還能修復已經損壞的神經連接，甚至能重建記憶。

「這個問題關係到記憶和意識的本質，從科學上講，從哲學上講，都非常深刻，讓人震撼。」陳潤生說。

一個人欣賞什麼樣的學生，就能看出是什麼樣的老師。而陳潤生最看重的，是學生「思考的層次」。

壯觀的上課場景

在中國科學院大學（以下簡稱國科大），如果你想去聽陳潤生院士的《生物信息學》，需要提前做一點攻略。8:30開始的課，最好剛過6點就去占座。有人沒經驗，6:40去了，驚訝地發現前排已經坐滿了。

當然，前提是你能「搶」到這門課。當初線上選課，600個名額「秒空」。沒搶著課的學生太多，學校又連續增補了兩次名額，最終擴容到約900人。

國科大雁棲湖校區里，一般的「大課」多開在階梯教室，而《生物信息學》開在能容納上千人的學生禮堂——在一則校園新聞里，這一幕被描述為「壯觀的上課場景」。隨便問問在座的學生來自哪個專業，答案五花八門，覆蓋「數理化天地生」。

總建築面積10741平方米的禮堂里，電影院般偌大的落地屏幕下，老爺子本就單薄的身板，被襯得愈發小巧。長而空闊的講台上，一人，一桌，一椅，一筆記本電腦，一保溫杯而已。八旬老院士的洪亮嗓音，經由一支小小的麥克風，充盈整個空間，繞樑不絕。

「我第一次聽課的時候，坐得比較靠後，聲音卻清晰有力，我完全沒意識到講課的人已經這麼高齡了。」已經畢業的學生饒丹對《中國科學報》說。

陳潤生是中國第一個開設《生物信息學》課程的人，在8年裡，這門課都是全國獨一家。

第一堂課，他要告訴學生什麼是「生物信息學」。

他的講法很獨特，是從自己一段瘋狂的「追星」經歷開始的。

1988年，陳潤生從德國漢堡大學留學歸國。他曾做過「洪堡學者」，有「量子生物學」這樣的前沿科研經歷，還發表過至今聽來也不過時的「人工智慧與神經網絡」研究論文，只要沿著這些方向繼續做下去，順理成章的大好前程就在眼前。

但陳潤生心裡始終橫著一個問題：未來的科學究竟要做什麼？

20世紀90年代，世界迎來又一個科技大發展時期。繼「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人類自然科學史上的第三大計劃——「人類基因組計劃」蓄勢待發。憑藉敏銳的科學嗅覺，陳潤生預感，這將是改變生命科學乃至人類命運的轉折點。他極度渴望成為這歷史洪流中的一員。

在陳潤生為這幅科研藍圖朝思暮想、欲痴欲狂時，國內相關領域幾乎是一片荒漠。「無人可說、無話可說，那種孤獨感逼迫著我，找一個窗口去釋放。」就這樣，他做了一件在當時看來近乎「瘋狂」的事——給詹姆斯·杜威·沃森寫信。

上過中學生物課的人一定聽說過沃森。他是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是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也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的帶頭人。赫赫有名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當時就由他主持。

在信里，陳潤生告訴沃森，自己是一名中國科研工作者，對人類基因組計劃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做一點相關工作。

信寄出去了，內心的焦灼也就消除了大半。就像「追星族」那樣，陳潤生從沒想過能收到回信。

一個多月後，北京中關村傳達室收到一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美國寄來的。陳潤生接到通知時，第一反應是「找錯人了吧」。他幾經周折，終於拿到這封信，瞬間被「無法想像的開心」籠罩。

當時美國人類基因組計劃辦公廳的主任受沃森之託寫了這封回信。信中表達了對中國科學家關注的感謝，重申了人類基因組計劃對整個人類文明和科技事業發展的重要性。

隨信還寄來兩本材料，一本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文本，另一本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各研究所的介紹，邀請他選擇一到兩處出國訪問。

這些材料中大篇幅闡述了發展生物信息學的重要性，因為「人類基因組計劃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破譯基因密碼」。

陳潤生如饑似渴地讀著，同時審視著自己的學術背景：生物物理學出身，有紮實的數理功底和良好的學科交叉基礎。他越想越覺得，「這不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研究方向嗎？」

每個聽過陳潤生《生物信息學》課程的學生，都對這段故事印象深刻。

「感覺很奇妙，就像打破了次元壁。」2020級國科大學生岳穎說。在陳老師的講述中，那些課本上出現過的名字和知識點，都活生生地撲面而來，令人目不暇接。

陳潤生的這種講課方式，不是隨便誰都能學的。當他講解一門學科時，其實是在講述這個學科如何誕生、如何在中國興起，又如何在無盡的未知和挑戰中曲折前行。而他本人，正是整個歷程的參與者和實踐者。

「要問咱們國家第一個做生物信息學的人是誰？絕對是我，不會有第二個人。」這就是陳潤生如此講課的底氣。

整個中科院「傾巢」而出，

為培養年輕人作貢獻

陳潤生是全中國第一個做生物信息學研究的人。

而他的老師貝時璋先生，是全中國第一個做生物物理學研究的人。

1958年，貝時璋做了兩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創辦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生物物理所），創建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物理系。

在中國科技大學剛剛成立的生物物理系裡，陳潤生和同學們享受著近乎夢幻的教學陣容：貝時璋、華羅庚、錢臨照、嚴濟慈……王元、龔升等後來的大數學家，此時剛剛邁向而立之年，只能給他們做做輔導。

「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整個中科院『傾巢』而出，為培養我們年輕人而作貢獻。」陳潤生說。

當時生物物理學還是一門飽受爭議的學科，有些知名學者甚至斷言：「只有生理學，沒有生物物理學！」因此，在這個新生的生物物理系裡，從老師到學生都是「開拓者」。

陳潤生記得，貝時璋先生在第一堂課上，向學生耐心解釋什麼是生物物理學。他的寧波鄉音較重，很多人聽不懂。好在陳潤生祖上也是江浙人，基本聽明白了。

「貝先生說：生物物理學就是在生命活動中探索物理規律，用物理方法來研究生命現象——是一門大交叉的學科。」

性情和厚、言辭謙遜的貝時璋，做起事來卻雷厲風行、毫不含糊。為了培養出真正的學科交叉人才，他安排生物物理系學生們「物理課和物理系一起上，數學課和數學系一起上，化學課和化學系一起上」，老師都是各個學科頂尖的名家，絕不打半點折扣。

後來，他還邀請錢學森、彭桓武等物理學大家交流共事，推薦表現優異的學生參與跨單位合作，陳潤生便是其中一員。

得天獨厚的學習工作經歷，讓陳潤生一生受用無窮。

「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做教育，總有些東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那就是一個人升華凝練後的東西。就像賞鑒文物，要到一定境界，才能品出滋味兒。」　

在眾多大師的引領下，陳潤生從未因課業繁重而憂慮，只覺得越學越輕鬆。

他親耳聽過華羅庚先生那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先把書讀厚，再把書讀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在大學學到的知識多數早已遺忘，腦海里留下來的「薄」是各個學科的體系脈絡，是頂級學者的眼界思維，是那種為了學術理想「敢為天下先」的精神。

就像貝時璋先生認準了生物物理學那樣，陳潤生也認定了生物信息學。不管有多少阻礙和困難，他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陳潤生剛回到生物物理所時，國內還沒有這方面的科研項目，他就一邊做其他項目的工作，一邊見縫插針地「搗鼓」遺傳密碼研究，還險些被項目負責人「掃地出門」。

好在生物物理所領導對陳潤生印象相當好，給對方吃了顆定心丸：「你放心吧，他是扎紮實實搞研究的人。」這才讓陳潤生有機會繼續做下去。

但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那幾年，陳潤生帶著自己的學生，一面埋頭苦幹，一面遍尋機遇。1992年，吳旻、談家楨、強伯勤、陳竺等科學家開始推進中國人類基因組計劃。陳潤生派了一個最會跟人打交道的機靈學生，登門拜訪吳旻院士，誠懇地表達了加入這項計劃的願望。

「我讓學生講清楚三點：第一，我收到過沃森教授的回信，對人類基因組計劃是有了解的；第二，我知道他們的團隊以醫學人才為主，我們是做生物信息學研究的，可以幫助處理大量數據；第三，我們只要帶著計算機和腦子就可以工作，我們不要錢。」陳潤生回憶道。

當時擔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主任的吳旻院士，認真聽完了這個學生的講述，他們內部討論了一下，認為確實有必要納入這樣一支專業的序列分析和數據處理團隊。

中國科學家的工作在整個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占了1%。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工作帶動了中國在基因組學、生物信息學等領域的起飛。包括陳潤生在內，有太多人從這1%中開闢出越來越廣闊的科研天地。

不知算不算某種精神傳承，貝時璋先生在巨大的爭議和反對聲中開闢了中國的生物物理學之路；而他的學生陳潤生，也在不被身邊人理解的孤獨里，築起一座名叫生物信息學的小島，一步步開墾出碩果纍纍的科研沃土。後來，他又在國內率先開啟了非編碼RNA研究，開闢出一片新的科學藍海。

一年又一年的《生物信息學》課上，千千萬萬學生聽著這些故事，聽出了各自心中的「哈姆雷特」。

有個學生在微博里寫道：「聽陳潤生院士講課，就會想要當個科學家。」

「教師」陳潤生和「導師」陳潤生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

在研究生階段，「師者」們天然被賦予兩重含義：講台之上的「教師」和課題組裡的「導師」。前者重在傳授，後者重在栽培。師者陳潤生遊走在這兩種場景間，沒有身份切換的障礙，只覺得相得益彰。

課堂上數百名學生，問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不乏「刁鑽」的角度，逼著他把自己做過的研究一遍又一遍「反芻」，思考得更加深入、透徹，對學術的理解更上一層樓，再返回來指導自己的研究生，也愈發遊刃有餘。

年輕人都「吃他這套」——「教師」陳潤生的學生說：「陳老師就像到我腦子裡轉過一圈兒，我哪兒明白哪兒不明白，他都知道。」「導師」陳潤生的學生說：「做科研遇到低谷了，就去陳老師辦公室坐一坐，出來時又精神百倍，充滿信心。」

何厚勝同時做過這兩種學生，他說：「羨慕我的人可多了去了。」

他是2003年考到生物物理所的。同批考生里有1/3都報考了陳潤生的研究生，儘管此時陳老師還沒當選院士。何厚勝的筆試成績名列第一，但他本科讀的是物理系，一點生物學基礎都沒有。

陳潤生面試了一下他，知道「是個好學生」，便問：「你有沒有決心，在我這裡碩博連讀5年，就做生物學實驗，不搞你的物理了？」

何厚勝有點意外，他知道生物物理學是交叉學科，還想著好好發揮一下物理學優勢。但陳潤生接下來的話說服了他：「你的物理底子已經挺好了，但生物底子必須打牢靠。等你畢業後，就帶著在我這裡5年學來的分子生物學和本科4年學到的物理學出去干吧，什麼都能幹得成！」

何厚勝動手能力強，擅長做實驗。但生物學實驗的操作並不複雜，難的是背後精妙幽微的機理。跟其他生物學出身的同門一比，他愈發不敢懈怠，「每一個概念都從頭學起，用一年半的時間學完了別人本科4年的知識」。

博士畢業時，他被陳潤生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繼續深造。後來，陳潤生赴美訪問，哈佛教授指著何厚勝說：「陳，我告訴團隊裡所有人，以後再招學生，就按照他這個標準。」

「我的學生在哈佛都是『免檢』的，根本不用寫推薦信。因為我每推薦一個學生，就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一直保持著這樣良好的信譽。」講到這些，陳潤生的笑眼裡總會划過一絲得意。

如今何厚勝已經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建立了獨立實驗室，做的是陳潤生曾經力推的非編碼RNA研究。漫漫科研長路上，他常常想起陳老師眯起月牙形的眼睛，笑紋在臉上一圈圈漾開，「放心做吧，做壞了我也不會打你們屁股」。

儘管身在海外，但只要有機會回國，何厚勝總會來生物物理所的實驗室坐坐，「這是我在北京的另一個家」。

陳潤生說，他是真把學生當朋友。一個年輕人來了，他想的不是怎麼讓他趕緊出成果，而是怎麼讓他成長好，做自己最感興趣的事。

另一個學生跟他學了兩年，突然跑來說：「陳老師，我不想學這個了，我要去學法律。」雖然有些驚訝，但陳潤生沒有問他「為什麼」，而是問：「你這是一時衝動，還是內心深處的選擇？」

學生回答，就是發自內心喜歡法律，為此可以不要唾手可得的碩士文憑。陳潤生完全支持他的決定，只提了一個建議，讓他在這裡再讀一年，因為「一個自然科學的碩士學位，會是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

如今，這位擁有生物學和法律雙重學位的學者，已經是智慧財產權法領域的知名專家了，連陳潤生遇上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問題也要去找他諮詢。

在生物物理所，陳潤生課題組的氣氛是出了名的寬鬆。做導師的，生怕學生們弦兒繃得太緊，還特意發明了一個名詞「脈衝式學習」——「沖」一會兒，歇一會兒。一張一弛，勞逸有度。

脈衝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陳門師生同樣如此。

這個課題組在漫長的時間裡，保持了高頻高質的產出。峰值出現在2006年，這一年他們「脈衝式」發表了21篇SCI論文，平均每半個月發一篇。

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河

亦師亦友，如父如兄——用這8個字形容學生們眼中的陳潤生，毫不為過。

當然，隨著年齡差的持續加大，現在的學生們更喜歡把他看作「給我們講道理的爺爺」。

然而，這樣一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老人，早年卻從未享受過來自父親的庇蔭。

「我剛出生，父親就離開家了。也可能我還沒出生他就走了。這麼多年，我也不知道到底見沒見過他。」

陳潤生出生在1941年的天津，當時的津門老城，正飽受日軍的鐵蹄踐踏。陳潤生的父親剛剛20歲出頭，是南開大學的學生，他沒來得及好好道別，就和幾個同齡人結伴，冒著極大的危險突破日軍占領區，從此再沒有回來。

家人最後能確認的是，他離開天津後曾到達西安，也就是當時的國統區。再之後，他去了哪裡、經歷了什麼，沒有人知道。

因為家庭的原因，陳潤生的青年時代總縈繞著一絲揮之不去的孤獨。

「班裡多的是高幹家庭子弟，我在他們中間，總覺得自己不那麼『根正苗紅』。」

「就好像背著一個無形的包袱，而身邊人都沒有，即便大家不說什麼，我總是不敢融入進去。」

在這充滿逼仄感的孤獨中，他只剩下一個最純粹的念頭：要更加努力，要表現得比別人更好。

最終，他成了大學班級里走出的「唯二」的兩位院士之一。

陳潤生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後，對父親的找尋仍未停止。前半生里讀過的那些史料，找到的那些線索，讓他越來越傾向於父親當年應該是從西安一路南下，加入中國遠征軍，直抵緬甸、印度等地。史書中對中國遠征軍的記載分外慘烈，30萬將士血戰沙場，只有寥寥數萬人得以生還。

此時的陳潤生，已經是工作極度繁忙的學術帶頭人了，不可能把太多時間留給自己的執念。於是他想到一個絕妙的辦法，告訴各類院士活動的舉辦方，如果去雲南騰衝的話，請一定喊他參加。

騰衝有一座國殤墓園，巨大的青灰色石頭牆上，鐫刻著10萬遠征軍將士的名字，還有十幾萬人，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每次去騰衝，陳潤生總要抽出一點時間，一行行地用目光巡讀那些文字，可總是一無所獲。

直到2016年，他再訪國殤墓園，遇到了一名講解員。他向講解員求助，對方告訴他，10萬名遠征軍戰士的名字已經錄入計算機系統。把名字輸進去，點擊搜索，顯示該名字位於第25區的第幾塊墓碑上。

陳潤生趕緊跑去一找，70餘年來夢寐以求的三個字，終於在這一刻，清楚分明地湧入眼帘：陳文仲。

「所以，就是一個年輕人，懷抱著很純粹的抗日救國理想，加入遠征軍，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然後不知道犧牲在哪裡。」

「就是這樣，很單純的一件事，對吧？」

他仿佛問著眼前的人，也仿佛是在與過去的自己說話。

陳潤生再次去騰衝時，同行的院士朋友們已經知道他父親的故事。大家特意組織了一個活動，在刻有他父親名字的石碑下放上鮮花，然後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

此時陳潤生已經年近八旬，回望那個年少時孤獨彷徨的自己，恍如一夢。

「其實我的孤獨啊，壓力啊，早就在做事情的過程中慢慢消解掉了。」

「我多愁善感的時間很少，特別到了後來，就是內心很開闊地不斷追求一些新的東西。」

有人說，人生是一條逐漸走向孤獨的旅途。可陳潤生似乎是逆其道而行之，他從孤獨的小溪里逆流而上，直到把生命的河道拓寬、拓寬，不斷地容納更多的人、更鮮活的理想，和更豐沛的情感。

在陳潤生的課堂間隙，總會有學生排著隊找他簽名，大家炫耀般地把這稱為「大型追星現場」。年輕的面孔如潮水般湧來，然後久久不肯退散。

聽過他課的學生、課題組裡的同事、與他相濡以沫的家人……頭髮漸漸花白的陳潤生，總是被這些人簇擁著，在充實的生活里爽朗地笑著。

當他暫時放下總也做不完的工作，抖落院士、博導、名師等大大小小的光環，回到和老伴兒兩個人的小家裡，他又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小老頭兒。在這個家裡，他們夫妻二人曾經共同養大兩個孩子，沒靠過老人，也沒請過保姆，「一晚上洗的尿布就能搭滿整間屋子」。

他喜歡讀偵探小說，但對作家的「邏輯」非常挑剔，因為他總是一邊讀，一邊分析接下來的劇情如何發展。不過他的預測往往不准，猜錯了，便付之一笑，「說明人家的造詣比我高」。

每個星期，他會抽空下廚，給家人整幾個拿手菜。每年的年夜飯，大廚也是他。紅燒肉、燜大蝦、燒茄子……「這些菜我做得好吃」——就像從不吝惜讚揚學生一樣，他也從不吝惜表揚自己。

不光讀書要「先讀厚、再讀薄」，陳潤生自己的人生也似乎「先過厚、再過薄」了。獲得過無數榮譽獎項，培養出眾多優秀人才後，他給自己取的微信名字卻叫「微不足道」。

他會多年如一日，在清晨準時趕到公交站或校車站，坐一兩個小時的車去學校講課；也會在大中午天正熱的時候，早早來做核酸，只因為這個時候排隊的人少，不會耽誤工作。

如果你在街頭偶遇他，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老爺子，只不過精神格外好，眼睛格外亮，暖暖內含光。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為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