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心臟疾病是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頭號殺手。由世界心臟聯盟確定的世界心臟日（World Heart Day）創設於1999年，其目的是為了在世界範圍內宣傳有關心臟健康的知識，並讓公眾認識到生命需要健康的心臟。
事實上，人類試圖理解心臟和循環系統功能的歷史很長，直到最近依然百出。在17至18世紀，醫學界普遍認為，一個人的性格是由他血液中的某種物質決定的。「藍血貴族」「嗜血成性」「冷血無情」「血氣方剛」這些詞彙，都是這個與現今完全不同的醫學世界存在過的痕跡。
在《瘋狂的心臟》一書中，長島大學波斯特分校退休生物學教授比爾·舒特為我們講述了關於心臟的自然史。在舒特看來，了解了醫學界今昔的不同，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什麼心血管系統的研究歷史中會有這麼多離奇的故事和詭異的治療方法。
為什麼人類認為心臟不僅是一個維生器官，還是情緒的中心和靈魂的居所，這種觀點從何而來？為什麼這種觀點能跨越眾多文化邊界？為什麼這種觀點始終有人信服？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問題：心臟和意識之間真的有聯繫嗎？正如舒特所說，心臟不只是一種驅動身體中血液循環的泵，它是瘋狂的引擎，也是人類文化和人性的核心。以下內容選自《瘋狂的心臟》，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瘋狂的心臟》，[美]比爾·舒特 著，[美]帕特里夏·J. 溫 繪，吳勐 譯，李清晨 審校，鸚鵡螺丨中信出版社2022年9月版。
古埃及人認為心臟記錄著
死者一生的善惡
古埃及人準備給遺體下葬的時候，會先把遺體的器官依次取出。在製作木乃伊的過程中，他們對死者的心臟懷著極高敬意，認為心臟記錄著死者一生的善惡。古埃及人會將心臟置於壇中，或放回死者的胸腔內，這樣一來，這顆心臟就能在冥界和女神瑪亞特的羽毛比重量。瑪亞特是古埃及的真理與正義之神，有權評斷心臟的主人生前是否善良。然而，大腦在古埃及的喪葬文化中就沒有這麼高的待遇了。人們只會用一把鉤子把大腦從鼻孔里粗暴地拽出來丟掉。這樣的行為足證古埃及人認為大腦毫無功能，或者全無用處。
如果死者的心臟比瑪亞特的羽毛輕，死者就能在冥界永生。如果心臟比羽毛重，這顆心臟就會立刻被等在天平底下的怪獸阿米特吃掉。
如果你設身處地地站在古埃及人的角度想想，就會發現「心臟是靈魂的居所」這種想法完全合理。1978年，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羅傑·弗倫奇就針對這個觀點發表過論文。他這樣解釋這個問題：生物體是溫暖的，它們都會動，既會自發地動，也會因外界的改變而動；心臟也是溫暖的，也會動。心臟的運動是自發的，這可能和呼吸有關，它顯然也可以對外界的變化做出反應，比如在遇到危險時心跳加速。「在埃及，心臟及其周圍的血管被視為生物的生理核心。」弗倫奇寫道，「心跳就是心臟通過血管在『說話』，血管把必要的分泌物和體液輸送到身體各處，還對各種疾病的產生負有責任，它們攜帶『生命之息』和『死亡之息』。」
對那些尋找靈魂居所的哲學家來說，心臟就是苦苦追尋的答案。
埃及有些關於心臟的古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55年前後，有些現代翻譯版本指出古埃及醫生或許已經對有些心臟疾病有了頗為深入的認識，比如心肌梗死，甚至包括動脈瘤。動脈瘤指的是動脈壁變薄導致膨出，產生危險。一般來說，動脈瘤常發於大中型動脈，多見於胸主動脈和腹主動脈，也可見於髂動脈、膕動脈（位於膝蓋後側）、股動脈或頸動脈。動脈瘤常被人稱為「無聲的殺手」，因為在平時這種病沒有症狀，可一旦破裂，主動脈上的動脈瘤（以及另一種相關的疾病，主動脈夾層）的致死率可達75%~80%。主動脈夾層是指主動脈內膜撕裂，導致血液滲漏並積存在主動脈壁的內、外膜之間。不斷升高的壓力讓夾層破裂的風險越來越高。現代醫學界認為，超聲檢查可以在動脈瘤破裂之前檢查出血管壁膨出，因主動脈瘤破裂和主動脈夾層而死亡的患者中，有90%都可以因此被挽救。
動畫《勇敢的心臟》（2018）劇照。
然而，歷史學家、作家約翰·努恩提醒人們，不要輕易把古埃及人的認知和動脈瘤等具體疾病畫上等號。在著作《古埃及醫學》（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中，努恩認為醫學典籍「難以借用現代心臟病學的概念進行翻譯」，因為古埃及和現代的概念體系相差懸殊，也因為象形文字本身就很難準確地翻譯出來。
不過，雖然古埃及人了解動脈瘤可能只是現代人的推測，但人們公認的是古埃及人相信從鼻子吸入的空氣會經由肺進入心臟，然後被心臟泵出，經由動脈流向全身，給全身帶來脈搏。這個觀點聽著也有點兒奇怪，但努恩指出，如果你拿「富含氧氣的血液」來代替他們所謂的空氣，「整段敘述其實就和真實情況頗為相近了」。
在當時，埃及的醫學知識被其他文化奉為圭臬，因此他們關於循環系統的觀點也就被其他文化接納了。古希臘和古埃及的文化交流廣泛，既有直接的交流（比如古希臘的托勒密王朝曾統治埃及275年），也有間接的交流（許多古埃及文學著作曾被希臘人翻譯並改編）。因此，在這些文化中，人們對心臟的看法是有眾多相似之處的。
「心本位主義者」中最著名的
一位就是亞里士多德
希波克拉底（約前460—前377）常被人稱作醫學之父，現代醫學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正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希波克拉底是希臘科斯島一家醫學院的院長，因其哲學思想和醫學觀察而青史留名。除此以外，他還一直致力於將醫學與魔法、迷信劃清界限。在希波克拉底之前，人們普遍認為所有的疾病都是眾神的懲罰，預防或治療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用讚頌、納貢、祭祀或祈禱的方法來取悅神明。但希波克拉底深受埃及醫學思想的影響，強調清潔環境和健康飲食等概念。他還認為人體內有動脈系統，內部充滿空氣，這應該也是受了古埃及人的影響。舉個例子，希波克拉底認定氣管屬於動脈，這也就是為什麼氣管最早在希臘語裡被稱為「arteria aspera」——意為粗糙的動脈。
希波克拉底是不是也和古埃及醫生一樣，認為心臟是靈魂的居所，這一點我們還不清楚。他在著作中表達過前後矛盾的觀點，有時候說是心臟，有時候又說是大腦，歷史學家認為這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無法分辨所有署名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哪些真的是他寫的，哪些是他的門徒或同行寫的。
目前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希波克拉底之前不久，古希臘還有另一位自然哲學家、醫學家阿爾克邁翁（Alcmaeon of Croton）。關於人體如何運作，阿爾克邁翁提出了一套在當時極具開創性的理論。在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40年這段時間，他提出大腦才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他認為，大腦不僅是智力的源頭，還是眼睛等感覺器官的必要「夥伴」。這一論斷讓阿爾克邁翁成了史上第一位「腦本位主義者」，也就是信奉人體的功能均以大腦為中心的人。但在他之後的好幾個世紀裡，「腦本位」理論都上不了台面，「心本位」理論才是主流。
電影《心臟移植醫師》（2014）劇照。
「心本位主義者」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雖然亞里士多德被後世稱為「生物學之父」，但他對心臟、大腦、肺等器官的認識並不準確。他能贏得這一名號，更多的是因為他是生物分類學的開山鼻祖。亞里士多德仔細觀察過幾百種動植物，並對許多物種進行過解剖，利用觀察到的動植物特徵（如有無血液）開創了一個系統，讓所有生物都可以被分類研究。
亞里士多德觀察過小雞胚胎的心臟活動，發現心臟是第一個發育的器官。他提出假設，認為大型動物（如人類）的心臟都有三個腔室，即左腔、右腔和中腔，而中型動物的心臟有兩個腔，小型動物的心臟就只有一個腔了。
亞里士多德還認為心臟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是智力、情緒和靈魂的居所。他對神經系統全無認知，因此指出心臟是所有外來感覺信息的處理中心，眼睛、耳朵等器官將信號通過血管傳遞給心臟。至於大腦，亞里士多德給它安排了一份非常平凡的工作——差不多就是一個散熱器，冷卻心臟用的。
亞里士多德身後500年，蓋倫（約129—200）出生在愛琴海岸的小城帕加馬。帕加馬本是古希臘的一部分，在蓋倫的年代已經併入了羅馬帝國。蓋倫是一位建築師的兒子，家境富有，最終走上了醫生和哲學家的道路。他在醫學界的影響極為深遠，其學說（以及他的門徒們的學說）在之後的差不多1500年裡都占據著統治地位。
蓋倫受到希波克拉底影響，年輕時四處遊歷，在埃及亞歷山大港（當時科學和醫學發展的中心）等地獲得了豐富的行醫經驗。他信奉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相信靈魂的存在和靈魂與器官的緊密聯繫，而他自己很快也將親眼進行這樣的觀察。
蓋倫在家鄉的羅馬角鬥士學校當過醫生，在職期間，他對人體的解剖結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治療過大量劃傷、砍傷和外傷截肢的病人後，蓋倫發現他可以向傷口施用收斂劑（如醋）來抑制出血。收斂劑能讓血管收縮，減少傷口流出的血量。同時，他還會使用在酒中浸泡過的繃帶和含有香料的軟膏來促進傷口癒合，防止感染。雖然他本人對感染是什麼以及感染的成因毫不知情，但治療過程中使用的酒很可能抑制了細菌的滋生。
蓋倫將外傷稱為「身體之窗」。公元160年前後，他搬到羅馬居住，隨即發現羅馬城禁止人體解剖，他的理論也受到了影響。古希臘也有過禁止人體解剖的禁令，只在公元前3世紀初短暫地放開過，但就在那一小段時間出現了很多大發現。那時候，醫生赫羅菲拉斯（Herophilus of Chalcedon）和年輕的後輩埃拉西斯特拉圖斯（Erasistratus of Ceos）對死刑犯進行過活體解剖。10在解剖實踐中，赫羅菲拉斯發現了心臟瓣膜，而埃拉西斯特拉圖斯則解釋了心臟瓣膜的單向通過性。後者還發現心臟是一個泵。此外，二人一起發現了動脈和靜脈在結構和功能上的區別，但他們均未能糾正當時認為動脈中充滿空氣的錯誤觀點。
動畫《勇敢的心臟》（2018）劇照。
對人體解剖施以禁令，無疑嚴重地阻礙了古希臘和羅馬的醫學和生理學進步。在赫羅菲拉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圖斯之後，這條禁令在西方世界持續了1800年之久，其間鮮有例外，直到14世紀才終於被義大利廢除。
1992年，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海因里希·馮·施塔登提出問題：為什麼人體解剖在古希臘被視為禁忌？他總結了兩條主要因。第一，當時令人生畏的文化傳統認為屍體具有毒害和腐蝕的力量。任何人只要和屍體有接觸，哪怕只是看了一眼愛人的遺體，就都必須經過漫長的「淨化」過程，環節包括泡澡、外塗各種物質（如血液、泥土）、煙燻，還有禱告。在死者的住處和埋葬地點，人們也會進行類似的儀式。因此任何進行人體解剖的人都跨越了當時文化傳統所能接受的極限，髒污程度堪比犯罪。馮·施塔登分析，第二個讓希臘人禁止人體解剖的原因是割破皮膚背後的負面含義。他指出，希臘人認為皮膚「象徵著整體與和諧」。據此推測，戰爭時期應該屬於例外，此時希臘人可以刺穿、砍削、切開敵人的身體。
蓋倫沒能發現血液經由肺
從心臟右側流向心臟左側
幾百年後，蓋倫在羅馬也碰上了同樣的禁令，因此他只得藉助動物實驗來推斷人類循環系統的結構。他的實驗品包括獼猴等猿類，還有豬、綿羊、山羊和狗等，實驗的場所常常不避人，所以名聲也越來越大。蓋倫延續著前輩的進展，將心臟描述為一個帶有閥門的泵，同時駁斥了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動脈中流淌著空氣而非血液的觀點。他將狗的動脈在水下割開，血液（而非空氣）在水中散逸而出。據此，蓋倫徹底證明了古埃及和古希臘醫生的錯誤，表明了動脈不是呼吸系統的一部分。
蓋倫對其他器官系統也頗有研究。他指出了膀胱和腎臟的基本功能，驗證並區分了顱神經和脊神經的功能，證明了大腦——而非心臟——才是感覺傳導通路和運動傳導通路（也就是信息傳入和傳出身體的通路）的核心。
不過，蓋倫給我們留下的遺產中也有很多錯漏。站在今天回顧過去，我們可以說蓋倫的部分錯誤是因為他無法搜集到人體進行解剖。比如，他對腎臟的認知來源於狗，可犬類的右腎位置略高於左腎，而人類恰恰相反。
蓋倫留下的一個更大的錯誤在於人體的「運行方式」。他認為動脈血和靜脈血是完全不同的物質，流經不同的器官。用他的話說，靜脈血是濃稠、暗色的，由肝臟以吃下的食物為原料製造，最終流入心臟的右側，然後由心臟泵出，為全身提供營養。區隔左右心室的心室壁上有肉眼看不見的小孔，在靜脈血流入心臟後，一部分血液透過這些小孔滲入心臟左側。根據蓋倫的理論，血液將在這裡和「氣」（pneuma）混合。「氣」是一種氣態、有靈性的物質，從周圍的空氣中提取而出，通過氣管和肺進入人體，最終被運送至心臟左側。蓋倫總結道，融合了「氣」的靜脈血就是動脈血，更加溫暖，顏色也更鮮亮，因此成了「生命精氣」。這些「生命精氣」經由動脈，游弋全身。血液流入大腦後與「動物精氣」（animal spirit）混合，而「動物精氣」平常就在中空的神經中流淌。至於代謝廢物，蓋倫稱之為「黑煙」（sooty fumes），可以通過呼吸，從氣管排出。
哎呀！
從解剖學的角度看，在蓋倫關於循環系統的所有謬誤中，最嚴重的應該就是他沒能認識到體循環和肺循環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沒能發現血液經由肺從心臟右側流向心臟左側。蓋倫提出的理論是心臟的左右兩側靠一些看不見的小孔連通，這直接把人們對循環系統的理解引向了歧途，誤導了人們長達數個世紀。
蓋倫的循環系統模型。
還有一點很令人遺憾，蓋倫對希波克拉底早他600年提出的四體液說深信不疑。四體液說是指認為人體中有四種由肝臟和脾臟產生的物質——體液，分別為血液、黏液、黃膽汁和黑膽汁。
四種體液對應著自然界的四種元素——空氣、水、火和土，而且每種體液都具有熱、冷、濕、干四種性質中的兩種。上述排列組合令人摸不著頭腦，因為不同文獻中的記載不盡相同，不過最為關鍵的是，如果你想保持身心健康，就必須維持四種體液的平衡，因為每種體液對人體有著與其特性相應的影響。
正因為有了這套理論，醫師們及當時所謂的理髮師醫匠們在之後的幾百年裡都在探索應對體液過量的方法。舉個例子，發熱，以及伴隨發熱出現的臉頰潮紅、心跳加速等症狀會被視為血液過多導致的結果，於是當時的醫務人員就靠減少血液量來緩解，經常給患者放血。人們相信，冷靜、平和、面色發紺（青紫），比狂熱、躁動、面色潮紅更健康。
類似地，蓋倫認為，各種體液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能讓人們顯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徵。「多血質」的人，體液主要是血液，性格樂觀，喜好交往；而「膽汁質」的人沒有耐心、暴躁易怒；「抑鬱質」的人充滿黑膽汁，容易憂傷；「黏液質」的人看似安靜沉寂、冷漠平和。這些詞彙，直到今天我們還能聽到有人在用，雖然今天的人們已經不會再拿它們來武斷地定義一個人的性格，只是用來形容暫時的精神狀態，但其在歷史上有過的重要地位可見一斑。
雖然蓋倫犯過很多錯誤，但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理論給科學發展帶來的真正打擊並非出自他個人，而是中世紀的教會認為他「受到了神的點撥」，無可挑剔，這才保證了其理論得以長久地流傳。蓋倫著作等身，現存的著作就有將近300萬字。羅馬帝國陷落後，他和其他羅馬科學家名聲受損，著作沒能立刻從古希臘語被翻譯成拉丁語（當時學術交流所用的語言）。不過在中世紀前期，蓋倫的著作主要被敘利亞的基督教科學家翻譯成了阿拉伯語，後續又從阿拉伯語被翻譯成了拉丁語。蓋倫本人不信基督教，但其著作因眾多譯者的信仰而帶上了越來越濃的基督教色彩。經過這麼「折騰」，他的著作越來越迎合中世紀教會的口味，其後果是災難性的。
教會對蓋倫等一眾理論與教義可融合的科學家十分偏愛，這導致蓋倫充滿錯誤的理論在世界各地都被奉為不可挑戰的醫學至理。216年左右蓋倫去世，可他的理論在他死後還流傳了1000多年。直到進入16世紀後，許多探尋真理的醫生才發現他們在典籍中讀到的內容和他們的實際觀察結果不符。最終，這場由教會支持的對新醫學研究的打壓，變成了知識的蟄眠，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漫長的「冬眠」。
受到蓋倫的影響而流行起來的醫療操作，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過的放血。放血一直流行到了20世紀前夕，「壽命」長得驚人。最早把放血當成醫療手段的是埃及人，然後這種操作逐漸傳入古希臘和古羅馬，並在19世紀的歐洲達到頂峰。那時候的醫生和理髮師醫匠篤信四體液說，使用經過特殊設計的放血器械來治療多種疾病，包括鼠疫、天花、肝炎等。女人要靠放血來「治療」月經，準備進行截肢手術的人要靠放血來減少在肢體中循環的血量，甚至連溺水的人都要靠放血來拯救！
相反，有些被診斷為「缺血」的病人，則會被強迫喝下剛處決的犯人的鮮血。古羅馬的癲癇患者會喝下剛被殺死的角鬥士的血，這可能就是這種操作的起源。醫學史學家費迪南德·彼得·穆格和阿克塞爾·卡倫貝格進行過調研，發現有些古羅馬醫生認定飲血可以治療疾病。部分癲癇患者的症狀確實自愈了，這無疑被人當成了這種說法的佐證，但其實根本與飲血無關。
放血操作「挺過」了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一直持續到19世紀才終於為人摒棄，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吧。從歐洲到北美，科學和藝術都在不斷地進步著，唯獨醫學在許多方面卻停滯不前。而且，就算很多地方禁用了用於放血的「醫療器械」，比如放血刀（外形就是一把小折刀）和放血箱（內置多個刀片的小箱子，患者需將手指插入箱內），人們也還能搬出一種更加古老的放血「工具」——歐洲醫蛭（Hirudo medicinalis）。歐洲醫蛭是一種水蛭，屬於環節動物（和蚯蚓一樣），具有鋸齒一樣的牙齒，唾液中含有一系列抗凝血劑，以吸血量大聞名。醫生利用這些特點，拿它們來治各種疾病，從頭疼腦熱到精神疾病都少不了用它們。
史上第一個發現心臟左右兩側
連接通路的人
幸好，在西方醫學被蓋倫的錯誤理論拖累幾百年的時候，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學家還能自由地進行探索。
在美國的一檔電視智力競賽節目《危險邊緣》（Jeopardy）中，如果提出「威廉·哈維是什麼人？」，那麼勢必有人會回答：
「第一個正確地指出血液如何流入和流出肺的人。」
威廉·哈維是17世紀的英國醫生，但準確地說，肺循環早在哈維出生前300年就已經被人發現了。那時候全天下都篤信蓋倫的學說，那些針對血液循環提出不同意見的探索者堪稱「冒天下之大不韙」。
動畫《勇敢的心臟》（2018）劇照。
伊本·納菲斯（約1210—1288）出生於敘利亞，博學，早年在大馬士革學醫，後任開羅曼蘇里醫院院長。29歲時，伊本·納菲斯出版了他最有名的學術專著《阿維森納〈醫典〉解剖學評論》（Commentary on Anatomy In Avicenna’s Canon）。阿維森納是個拉丁文名字，指的是波斯學者阿布·阿里·海珊·伊本·西拿。這位學者活躍在1世紀，針對許多主題都寫過精彩的論著。
在醫學方面，阿維森納研習過蓋倫的理論，並根據自己的研究對其進行校正後才教給學生。他還深受亞里士多德影響，認定心臟才是人體的控制中心，而非大腦。阿維森納最著名的著作《醫典》（Canon of Medicine）是一部五卷本的醫學百科全書，融合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以及波斯、希臘、羅馬和印度的醫學理論，還有蓋倫的解剖學與生理學論斷。這部著作在中世紀成了標準的醫學教材，還被翻譯成了歐洲的學術語言——拉丁語。直到18世紀，《醫典》仍在被廣泛地使用。
評論阿維森納的著作時，伊本·納菲斯指出了一個困擾醫生和解剖學家上千年的問題，那就是心室壁上看不見的小孔到底在哪裡。蓋倫說血液要通過這些小孔從右心室進入左心室，可伊本·納菲斯在研究過比較解剖學（也可能真的解剖過人體）之後認為，蓋倫提出心臟內有小孔，很可能是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大量的血液是不斷經由肺從心臟的右側流向左側的，肺才是左右心室之間的「溝通橋樑」。伊本·納菲斯寫道：
心室是閉合的，沒有阿維森納和蓋倫所謂的明顯開口和通路適合讓血液通過。22心臟上沒有小孔，而且心室壁很厚，血液必定在被稀釋後通過肺動脈進入肺臟，充入營養物質並與空氣混合後……再通過肺靜脈，最終抵達心臟左側的腔室。
伊本·納菲斯就這樣成了史上第一個發現心臟左右兩側連接通路的人。直到400年後，他的觀察結果才終於被驗證。解剖學家馬爾切洛·馬爾比基使用原始的顯微鏡觀察到了肺部細小的毛細血管纏繞在一個個「小氣囊」，也就是肺泡上的現象。通過探索這些毛細血管，他最終把肺動脈和肺靜脈的功能聯繫了起來，即肺動脈帶著缺乏氧氣的血液進入肺，而肺靜脈帶著富含氧氣的血液返回心臟。
遺憾的是，雖然伊本·納菲斯是史上第一個正確指出肺循環存在的人，但他的學說沒能在西方醫學界引起什麼反響，反而被人們遺忘了。直到1924年，一名埃及醫生才在柏林的一座圖書館裡找到了其著作的一個抄本。
動畫《勇敢的心臟》（2018）劇照。
無獨有偶，傳統中醫關於心臟和循環系統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論。2000多年以來，中國人都認為心臟是「百官之首」。在歷史上，中醫和西醫對心臟基本功能的認識是差不多同步的，但中醫至今都認為心臟主管神智。
如上所述，劍橋出身的哈維（1578—1657）並不像一般的歷史書中所介紹的那樣，是心臟研究方面的先驅，但他無疑是最出名的，還是第一位指出人體就像機械、每個器官都有一種或多種獨特功能的西方科學家。哈維利用科學方法，將血液循環解釋成一種自然現象，但這常常與《聖經》的教條或蓋倫的學說相悖，因此總會引起宗教和政治上的問題。通過使用蛇、魚的血管，以及人類胳膊的淺表動靜脈血管進行實驗，哈維發現循環系統的工作遵循物理規律，血液的流動是心臟搏動的結果。在17世紀初，這一發現極具爭議，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發現為後來啟蒙運動時期的醫學進步打下了基礎。不過，哈維也受到了時代的制約（他還是英國教會的一員），沒能打破當時人們對心臟的玄學印象，依然認為心臟控制著精神，是全部情緒的「居所」。
這種現代醫學知識和根深蒂固的信仰之間的衝突，能夠解釋為什麼理論和實操總是割裂的。雖然解剖學和生理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人們對抗疾病的能力沒有取得對等的進步。在體液學說退出歷史舞台之後，用水蛭來「讓靜脈呼吸」的療法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實操跟不上理論發展的實例。當時人們對尚無法治癒的疾病所做的一切嘗試中，幾乎都能找到這種割裂的影子。
1628年，哈維發表了他的經典著作《心血運動論》。這部著作引起了很大反響，但在發表時，他其實是第三個或第四個站出來糾正蓋倫錯誤的人，並非第一個正確找出血液出入肺臟途徑的歐洲科學家。
甚至可以說哈維的研究
開創了現代心臟病學
麥可·塞爾維特（約1511—1553）來自西班牙，他研究得出了和伊本·納菲斯差不多的結論，即蓋倫所說的「看不見的小孔」不存在，以及肺循環和體循環之間的真正聯繫。但有一說一，塞爾維特在提出這個理論時很可能「借鑑」了伊本·納菲斯未受認可的觀點，不過他的觀點是不是原創我們不作討論。1553年，塞爾維特在長達700頁的著作《基督教的復興》（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ity）中如是寫道：
人們普遍認為（心臟左右兩側的）溝通是通過中央的心室壁完成的，但其實不然。25去除廢物後的血液離開右心室，會走上一段漫長的道路，通過肺。血液被肺處理，變為橙紅色，然後由肺動脈流向肺靜脈，真是巧妙的安排。
不過很可惜，塞爾維特在著作中否認的可不只是蓋倫的血液循環理論。在書中，他寫滿了褻瀆神明的言論，甚至揚言反對嬰兒洗禮和「三位一體」論。這讓塞爾維特陷入了極為尷尬的境地，權勢滔天的羅馬教廷和新興起的新教勢力都被他激怒，很快就指控他為異端。
1553年4月4日，塞爾維特被逮捕，但三天後他就越獄了。法國宗教裁判所做出缺席判決，裁定他應該被處決，於是人們放火燒了他的雕像，還用空白的紙張代替真正的書籍，一併施以火刑。
在逃往義大利的途中，塞爾維特在日內瓦被人抓住。羅馬教廷和新教教會此時顯示出了驚人的默契，一致決定將他處以死刑——這次他可不能缺席了。每個人看起來都認定塞爾維特罪不容誅，必須被燒死，但沒想到德高望重的新教牧師約翰·加爾文挺身而出，要求寬恕他。這可能是因為塞爾維特在參加加爾文的布道大會時被人抓住，加爾文心有不忍。然而，加爾文的求情沒能改變審判結果，於是他又轉而請求教會改用斬首，不要把他綁在柱子上燒死。最後，教會寫信批評加爾文過分寬容，而塞爾維特也難逃和自己的著作（這次用的是真書）一起被處以火刑的命運。至於塞爾維特的著述，據說他死後只留下三本倖免於難，被人藏了起來，以免被毀。《基督教的復興》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對醫學來講，等於是塞爾維特關於肺循環的論述徹底被人遺忘了。
進入12世紀後，羅馬天主教廷對人體解剖的禁令逐漸鬆動，只要解剖行為不是由神職人員主持且在大學校園內進行，就都可以接受。藉此東風，建立於1222年、位於義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學就成了學者和醫生研究人體解剖學的聖地。到了16世紀中葉，帕多瓦大學更是由於解剖學教室的發達和比利時解剖學家安德烈亞斯·維薩里（1514—1564）經常光顧而馳名。那個時候，宗教、道德和美學針對人體解剖的禁令在拖累醫學界幾百年後終於得以取消，而維薩里在這一學科成了先鋒，用蓋倫無法實施的方式對人體進行了研究。他繪製了一大套精美、細緻的解剖圖譜分發給學生，並經常在課上大談蓋倫的錯誤。
動畫《勇敢的心臟》（2018）劇照。
1543年，維薩里發表了代表作《人體的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um）。在書中，他強調直接觀察是學習人體解剖學的重要方法。維薩里對蓋倫的質疑在字裡行間體現得淋漓盡致。在1555年發表的第二版中有一句話說血液「把心室之間的隔膜充分浸透，從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為了修改這句話，他甚至對全文進行了一次修訂，直接改成了「我看不到任何一點兒血液透過隔膜，從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然而，維薩里沒能提出自己關於體循環和肺循環的觀點。除此以外，他還指出在解剖結構上，動物和人類有著重要的差別（蓋倫主要依靠解剖動物做研究）。維薩里在諸多器官系統的研究中都頗有建樹，但他最大的貢獻還要數把心臟看成全身血液循環的「泵」這一項。正好進入16世紀後，機械泵開始廣泛應用，將水運向各處。
雖然人體解剖的禁令解除，帕多瓦大學許可維薩里做解剖研究，但是他動不動就搞出和幾百年來的醫學傳統相悖的結論，這依然讓羅馬教廷很惱火。就比如，他觀察到男人和女人擁有同樣多的肋骨，這可跟《聖經》說的不一樣（雖然他是對的）。維薩里在從「聖城」耶路撒冷返回的旅程中離奇死亡，有人猜測他是因為解剖了一位還活著的貴族，才逃出西班牙的。但這種傳聞缺乏證據，因此為維薩里作傳的查爾斯·奧馬利並未採信。奧馬利指出，這趟朝聖之旅很可能是維薩里逃離西班牙皇室的藉口，他希望能重新回到帕多瓦大學，謀回過去的教職。可惜，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出發，在到達扎金索斯島（現屬希臘）時，維薩里去世了，死因不詳。現代傳記作家認為，艱苦的航行條件、海難、傳染病都是可能的死因。
後來，維薩里的一位學生馬泰奧·雷亞爾多·科隆博（約1516—1559）接替了老師的位置，成了帕多瓦大學的解剖學教授。1559年，科隆博發表《解剖學》（Dereanatomica）。在關於心臟和動脈的章節中，他做出了關於肺循環的精確論述，比哈維更早一步：
所有人都認為兩個心室中間的隔膜開放了一條讓血液由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的通道……但這是大錯特錯的，血液應是由肺動脈流入肺，然後在肺中被稀釋，最後混合著空氣經由肺靜脈流入左心室。迄今為止，沒有人在著作中寫到這一點，但我們都尤其應該觀察到這一結果。
最終，波斯學者、西班牙醫生和比利時、義大利的這兩位解剖學家都沒能因為對循環系統的研究而名垂青史，可他們分別指出了血液從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的正確路徑，儘管詳盡程度不同，我依然為他們感到不公。伊本·納菲斯、塞爾維特、維薩里和科隆博的著作可分別比哈維的著作（1628年）早發表了389年、75年、73年和69年呢！
左圖為科隆博的循環系統，右圖為哈維的循環系統。
不過，我也完全肯定哈維的貢獻，他的研究幫助醫生們打好了許多基礎，甚至可以說他的研究開創了現代心臟病學。他以科學觀察為依據的研究方法成了後世追隨者的「行動指南」，讓後世的研究者對心臟和循環系統的工作方式，以及研究它們的方法有了基本的見解。
當然，針對心臟和循環系統，亟待進行的研究還有很多，比如科學家還在探究脈搏和血壓，還在改進聽心音的器具，再比如還有人在研究循環系統和呼吸系統之間的氣體交換，以及不斷新增的各種循環系統缺陷和疾病。但遠在血液的本質和血液流向全身的通路被發現之前，有些17世紀的醫生就已經開始思考，在人生病時，與其把這些紅色的體液給抽出來，倒不如多往身體裡注入一些更為合理。
原文作者/[美]比爾·舒特
摘編/安也
編輯/走走 青青子
導語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