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在短短的16年歲月里，政局風雲變幻，國務總理更迭頻繁。先後有31人擔任過國務總理。其中：有人盡皆知的唐紹儀、徐世昌、段祺瑞等；也有為人鮮知的龔心湛、賈德耀、胡惟德等。他們任期長短不一，長者僅僅一年多，短者數月，更有甚者，短短几天而已，如曇花一現（最短的朱啟鈐只幹了兩天，最多的是段祺瑞曾四任總理）。
顧維鈞（1888年－1985年），字少川，今上海市嘉定人。早年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他被認為是民國第一外交家，他在巴黎和會上怒斥日本一戰成名；在北洋政府內官職屹立不倒；國民政府時期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他即帥氣又有才氣，號稱民國四大美男子之一，風度儒雅。一生結婚四次，分別代表著父命、權勢，富貴和真愛。退休後67歲還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一干就是十一年，後以九十八歲高齡病逝於美國紐約。
任職時間：1924.7.2——1924.9.14（代理） 1926.10.5——1927.6.16
（接上期）
五 投奔袁世凱 二婚娶唐寶玥
1912年4月，顧維鈞抵達北京。經唐紹儀推舉，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兼翻譯。
6月底，唐紹儀因與袁世凱用人不合而辭職，顧維鈞照例與其共進退，辭職準備返回上海。但袁世凱仍召顧維鈞回總統府任秘書。經唐紹儀勸說，又得到外交部次長顏惠慶舉薦，顧維鈞擔任外交部秘書處秘書，兼總統府英文秘書。
此時的顧維鈞只有二十四歲，少年翩翩，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邂逅了唐紹儀的五女唐寶玥。
唐寶玥性格活潑開朗，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她對英俊帥氣、才華橫溢的顧維鈞一見鍾情。
顧維鈞受命回國後，因公務一直沒有時間回上海探望父母。他準備返滬探親時，唐寶玥也向父母提出了到上海看望姑母的想法。
於是，兩人便結伴同行，到了上海，兩人朝朝暮暮，頻頻相約，很快便墜入了愛河。唐紹儀自然沒有意見，顧家父母已諒解兒子離婚的苦衷，一對才子佳人的結合便水到渠成了。
就在他們準備結婚的時候，發生了一件趣事，原來唐寶玥的父親唐紹儀「老樹發新芽」，也準備迎娶第四房太太——南開校花、香港太古洋行買辦之女吳維翹。
於是，1913年6月2日，在上海虹口花園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新式婚禮，已經五十一歲的唐紹儀迎娶了比自己小二十幾歲的吳維翹。
第二天，他的五女唐寶玥與顧維鈞，在同一地點舉行了第二場婚禮。父女翁婿先後同時結婚，一時轟動全國。（原本婚期是同一天，女兒只好推後了一天）。
這裡插句題外話，北洋首任總理唐紹儀子孫繁茂，他一生共育有6子13女。新婚後，更是老樹開花，喜事連連（與吳維翹生有3子5女）。直至1935年，73歲的唐紹儀還生下了第六子唐楗。
可惜的是，1938年，唐紹儀被誤會為漢奸，遭戴笠派特務暗殺身亡。
還有一個奇異的事情，不知大家發現沒，顧維鈞和他的老丈人唐紹儀名字的字號都叫「少川」，不知道這又是怎樣的機緣巧合？
六 巴黎和會一戰成名
1914年，顧維鈞升任外交部翻譯科科長，仍兼總統府英文秘書，陪袁世凱穿梭於各國使團。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兩訪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談論日軍進攻青島事宜。
1915年10月，年僅27歲的顧維鈞出任駐美國兼古巴、墨西哥公使，以如此年紀得此重任，應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當然本人才華出眾是主因，但若無岳丈撐腰，也許結果不得而知，這一點，正印證了那句話：朝里有人好做官呀！
隨著一戰的深入，顧維鈞致電北洋政府：「美對我無陰謀，待我以至誠，我正可賴美為助」。1917年4月，美國加入協約國陣營，中國在段祺瑞的對德主戰下，也加入了協約國。顧維鈞在華盛頓積極活動，敦促北洋政府採取「聯美抑日」的外交方針。
這時的顧維鈞春風得意，事業風生水起，家庭夫妻恩愛，唐寶玥也為他生下長子長女。然而，天妒良緣，1918年初，美國境內大規模暴發西班牙流感，唐寶玥在同年10月不幸死於這場流感中。
顧維鈞肝腸寸斷，精神也大受打擊，甚至為此向北洋政府提出辭呈，但因巴黎和會召開在即，遭到婉拒。
1919年1月召開的巴黎和會，北洋政府派出了外交總長陸徵祥、廣州國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美公使顧維鈞、駐比公使魏宸組的五人代表團。顧維鈞最為年輕且外交資歷也最淺。
參加和會的各個協約國被劃分為三等，位列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而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只有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5位代表只能輪流出席，最後發言。
1月27日，由美法英意日主導的「十人會議」召開（總統與外長），商議山東問題。會議開始後，日本代表牧野伸顯先發制人，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大會讓中國代表在第二天進行答辯。
準備時間只有一天，由於其他四人或無準備或準備不充分。而先前就對中日問題有研究的顧維鈞當仁不讓地挺身而出，這次發言為顧維鈞在國際外交舞台上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可謂一戰成名。
經過準備後，顧維鈞在次日的「十人會議」上就山東問題侃侃而談。顧維鈞用詞平實，但邏輯非常嚴密，有理有據，無懈可擊，贏得了在場西方巨頭們的交口稱讚（最精彩部分是將孔子與耶穌，魯地與耶路撒冷相提並論，表明中國捍衛山東主權的決心）。
他們將顧維鈞和日本代表的辯論比作「貓戲老鼠」，整個過程完全在顧維鈞的掌控之中，此時的顧維鈞年僅三十一歲，真是年輕有為啊！也不愧留美國際法博士頭銜。
然而，在美英意法日控制的巴黎和會上，原則常被用來做交易，中國代表團的努力收效甚微。4月16日，「五人會」再度討論山東問題，中國代表未被邀請。
在日本代表的強硬立場下，四月底列強們決定將德國在山東之權益讓與日本，而隻字不提將山東交還中國之事。此方案遭到中國代表團強烈抗議，消息傳回國內，就此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6月28日，與會各國在凡爾賽宮舉行對德和約簽字儀式時，留給中國代表團的兩個席位空空如也。
那一天，顧維鈞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
七 三婚再娶富家女
1920年，顧維鈞調任駐英國公使。期間與華僑富商黃仲涵之女黃蕙蘭結婚。
1919年後，經歷了巴黎和會的顧維鈞在外交界的聲譽與日俱增。有一次顧維鈞應邀去黃琮蘭家赴宴，意外看見鋼琴上擺著一張年輕女子的照片，他拿著端詳了好久。
這就是黃琮蘭的妹妹黃蕙蘭。黃琮蘭自然「看在眼裡，放在心上」，覺得顧維鈞青年才俊，博學多才，在徵得母親同意後，便立即安排妹妹和顧維鈞見面。
黃蕙蘭的父親黃仲涵是華人界赫赫有名的「糖業大王」，富可敵國。黃蕙蘭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時代即生活在倫敦、巴黎、華盛頓或紐約之間，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能說法、英、荷等六種語言，她樣子摩登，天性聰穎，善於交際。對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公子哥們「不屑一顧」。
初次會面，顧維鈞在黃蕙蘭眼裡「相當土氣」，他留著老式的平頭，穿著也和黃蕙蘭的其他男性朋友們「相去甚遠」。在她知道，顧維鈞既不會跳舞，又不懂騎馬，甚至還不會開汽車後， 表現的也「相當冷淡」。
可偏偏這位「顧主」絕非等閒之輩，隨著交談，黃蕙蘭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就被顧維鈞的口才、智慧所折服，她覺得和顧維鈞在一起友好而不拘束。
後來顧維鈞帶她去郊遊、聽歌劇，享用的都是外交特權的專車和國事包廂。這種榮耀與特權是用再多的錢也買不來的，黃蕙蘭的心理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滿足。
在顧維鈞的凌厲攻勢下，倆人於1920年10月21日，在布魯塞爾中國使館舉行了隆重的婚禮。
這次婚禮，黃家陪嫁之闊綽令人眼花繚亂，光就三十六件套的金質餐具便花了一萬英鎊。宴會上更是高朋滿座，場面盛況空前，貴賓們無不嘖嘖稱讚。
而在結婚前，顧維鈞專門找了一位英倫有名的占卜家，出了一個金鎊，為他卦占這門婚姻。卦占結果是佳偶天成，大吉大利，時人戲稱之為「一鎊緣」。
因為翌日國聯大會要召開，身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的顧維鈞必須出席。當天晚上，顧維鈞偕同新婚夫人與工作人員連夜乘坐火車趕往日內瓦。此時的黃蕙蘭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新婚之夜竟然是在火車上度過的。
夫貴妻榮。在黃蕙蘭成為外交官夫人之後，她挾慈父之多金，依貴婿之顯要，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活躍於國際外交權貴之中，過著「令人興奮的日子。」
隨著顧維鈞職務的升遷，黃蕙蘭參加白金漢宮的宮廷舞會，與英國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魯門總統就職典禮，幾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動，使她倍感榮耀。
當時，使館經費拮据，顧維鈞的許多外交應酬都是黃蕙蘭掏的錢。她不僅成了顧維鈞的得力助手，還成為了一道亮麗的中國風景。她憑藉著父親的財力，不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寶氣，還「改造」了顧維鈞，從他的髮型、穿著入手，還教他跳舞、騎馬。
在二十多年的交際舞台上，黃蕙蘭揮金如土，為國也為己爭光添彩。外國友人寫詩稱她是「遠東最美麗的珍珠」。
在顧維鈞回國任職期間，一次， 顧維鈞隨口誇讚了一句當年吳三桂寵妾陳圓圓在北京的故居，黃蕙蘭立刻向父親要了二十萬美元，把這個別墅買下來做公館，房契上只寫了顧維鈞的名字，這讓顧維鈞目瞪口呆（後來，孫中山先生就是在這所別墅中去世的）。
當然，充足的金錢在那個腐敗的年代，對顧維鈞的升遷和交際絕對是有幫助的。依賴金錢的力量，回國之後，顧維鈞很快升任外交總長。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顧維鈞則各方面都有拉扯。對於一時失意者，顧維鈞都予以接濟，積攢下大量的人脈。
不久顧維鈞要組閣，事前有人問章士釗說：「顧少川要組閣，你看可能成為事實嗎？」章士釗很痛快地答：「以顧夫人的多金，少川要當總統也不難，豈止一個國務總理！」，這些都是後話。
然而，黃蕙蘭畢竟是黃蕙蘭，她對金錢沒有概念，一意我行我素，不改驕奢之習，賭博、收藏、古玩，遊戲人生。這也為後來倆人的感情埋下了伏筆。
八 華盛頓會議「再出手」
1921年11月，由美國發起的九國華盛頓會議開幕。時任外交總長的顏惠慶派駐美公使施肇基任正代表，駐英公使顧維鈞與王寵惠為副代表，組成三人全權代表團。
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提出了關稅自主、撤銷領事裁判權、撤出外國軍警等項要求，但均未得到圓滿解決。
最後於1922年2月6日，只在山東問題上達成妥協方案，與日方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中國收回了丟失八年的青島主權和膠澳租界、海關權等權利， 此方案只是稍許挽回了一絲顏面，中國的國際外交並無實質性的好轉。「弱國無外交」被演繹的淋漓盡致！
當時國人對外交人物關注度很高，上述三位華盛頓會議全權代表，以及同時代的顏惠慶、王正廷都受到了民眾極高的關注（其中四人都任過北洋政府總理），這些人被時人稱為「外交系」。
其中顧維鈞年齡最小，但是他憑藉自己的學術背景，專業的國際法和外交史知識，以及對中國的國力清醒的認識。在從事外交活動中，極力地維護著孱弱的民國外交。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顧維鈞都如履薄冰。他認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條成語對個人來說是崇高的，但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因為國家不能「玉碎」。
他認為，外交談判要取得百分之百勝利是不可能的，通常達到百分之六七十即是大勝。當達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時，就應當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談判破裂的言談和行為，而失去已有部分。但這一觀點不被同時代的民眾廣泛認同。
顧維鈞指出當時中國外交有個大毛病：到處亂要價錢，不願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吃小虧，結果吃大虧。顧維鈞在外交中，該強硬的時候十分強硬，而該身段柔軟時，也會尋求妥協，處理問題十分靈活。
顧維鈞知道，作為一個弱國的外交家，處理外交事務非常不易，但弱國外交未必沒有施展的空間。顧維鈞十分敬佩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法國外交家塔列朗。
塔列朗被歌德稱為「19世紀第一外交家」，他最大的功績在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當時雖然法國戰敗，但塔列朗在會議中與其他國家多方周旋，最終保全了法國的國家利益。
1922年2月，華盛頓會議後，顧維鈞返回倫敦。4月，奉召回到北京。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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