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3800年,石峁人去了哪裡?二里頭人又來自哪裡?

琳之說史 發佈 2022-10-02T15:28:41.830189+00:00

我在《公元前1900年:華夏族曠古絕今的一次大劫難》一文中已述及,距今約3920年,位於黃河上游的積石峽及其附近發生大地震,引發山體滑坡,形成了一個面積巨大的堰塞湖,堵塞黃河長達6~9個月。

我在《公元前1900年:華夏族曠古絕今的一次大劫難》(「琳之說史」2022年9月27日)一文中已述及,距今約3920年,位於黃河上游的積石峽及其附近發生大地震,引發山體滑坡,形成了一個面積巨大的堰塞湖,堵塞黃河長達6~9個月。後湖水漫過垻頂,導致壩體潰決,大約110億~160億立方米的湖水瞬間傾瀉而下,潰決洪水流量的峰值每秒高達36萬~48萬立方米,相當於積石峽段黃河現今流量500倍還多。這一潰決洪水向黃河中下游地區咆哮著推進了2000公里以上,在中下游平原造成了大規模的堤壩潰決。

堰塞湖潰決對黃河中下游造成的破壞力有多大?1843年,黃河發生了有記載以來的最大一次洪水,當時最大流量是每秒3.6萬方,僅相當於這次洪水流量的10%~13.3%。1967年時,一個體積僅為6.4億立方米的潰決洪水就沿長江向下游傳播了1000公里以上。

這次堰塞湖潰決,連同距今4000年那次黃河改道引發的洪災,給黃河中下游地區造成了空前絕後的大災難。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統計表明,距今4600~3900年的龍山時代,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聚落總數量有1669個,而到距今3800年後的二里頭時代,聚落數量驟降至180個,而且全部聚落面積總和也由原來的218.33平方公里銳減至47.05平方公里。

換言之,二里頭時期黃河中下游聚落數量僅是龍山時期聚落數量的10.78%,下降幅度高達89.22%;其聚落總面積也縮小至龍山時期的21. 45%,縮減幅度高達78.55%。

其中受災最嚴重的是居於黃河下游的山東地區。前述魯東南地區在龍山時期,遺址有536處,而至距今3900~3500年的岳石文化時期,遺址只有區區19處,僅相當於此前龍山文化遺址數量的1/30,面積最大的遺址也由堯王城的367.5萬平方米驟減至西寺遺址的9萬平方米。

魯北地區,龍山文化時期,以章丘城子崖和淄博桐林兩座大型城址為中心的250平方公里的範圍以內,發現65處遺址,而到龍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時期,分別只剩下8處和5處。另外,距今4000年之後,山東地區多處龍山時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盡,至二里頭時期,面積最大的聚落也不過10萬平方米左右。

晉南地區包括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龍山時期,晉南是當時人口最為稠密的區域,以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的陶寺城址為核心,周圍分布著方城、縣底、南柴、周家莊等大型聚落,其中最大的周家莊遺址達到了495.4萬平方米。而至二里頭時期,臨汾盆地的聚落幾乎蕩然無存,運城盆地內作為最大面積的東下馮遺址也不過30萬平方米左右。整個晉南地區的聚落總面積,從龍山中晚期近2000萬平方米驟降至二里頭時代早期不足300萬平方米,減幅高達85%。

豫北地區以安陽為中心800平方公里的系統調查發現龍山文化28處,之後的下七垣文化時期只有區區8處。

豫南地區發現龍山文化遺址30處,到二里頭文化時期時僅剩下2處。潁河中上游地區的情況略好一些,仰韶晚期至龍山早期有遺址11處,龍山晚期有26處,其中龍山時期有近50萬平方米的王城崗和100萬平方米的瓦店等大型遺址,不過,到二里頭時期,聚落數量下降到了21處,這些大型遺址也均蛻變為中小型聚落。

關中地區在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址極為稀少,而且目前還未發現有大型聚落存在的跡象,整體給人們呈現的是一片荒涼景象。

黃河中下游地區這一時期聚落數量和面積銳減,一方面反映了其人口出現了斷崖式下跌的現象,甚至已不足以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另一方面也說明其政治基礎被徹底摧毀,社會全面崩潰。

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距今1800年後的二里頭時期,伊洛河盆卻奇蹟般崛起了面積達300萬平方米、常住居民有1.8萬~3萬的二里頭遺址。

而且,伊洛河盆地成為二里頭時期唯一出現人口增長的地區。調查表明,洛陽盆地雖然也有超過50%的龍山文化聚落在龍山時代之後遭遇廢棄,但進入二里頭時期之後,這一地區竟增加了20%以上的新型聚落。同時,聚落總面積也超過2000萬平方米,比之前的龍山時期提升了8成左右。

聚落數量和面積超常規增長,意味著人口的激增,而人口幅度大規模的上升,顯然只有通過從外地大量移民才能實現。在距今4000年黃河改道和距今3920年黃河上游潰壩兩場大劫難後人口劇烈衰退的大背景下,這種人口的激增和高度繁榮顯得突兀而又詭異。

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口就是最為重要的生產力,是整個社會賴以運轉的基礎。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顯然只能是二里頭政權為確保洛陽盆地轉化為「王畿」所進行的一次高瞻遠矚的政治運作,其目的一方面在於保持該地區的人口數量優勢,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進一步削弱外圍地區的敵對勢力,保障和維持以二里頭政權為核心的新型社會秩序。

那麼,二里頭時期洛陽盆地激增的大量人口來自哪裡呢?二里頭政權又憑什麼讓他們遷徙至此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把目光轉向黃河中下游地區以外,看看彼時周邊哪些地方有富餘的人口可以遷移。

在長江中游流域,距今4200~4000年的石家河晚期,不僅是石家河古城被毀,而且原來整個石家河文化勢力範圍以內都出現了遺址急劇減少的衰敗情形。以石家河文化時期最為繁華的大洪山南麓為例,該地域聚落遺址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有63處,而到了石家河晚期,只在原石家河城址東南一帶留下14處遺址,其中最大面積的也僅有18萬平方米。到距今3800年時,這片廣袤的原野就徹底淪落為「千里無雞鳴,萬里無人煙」的荒漠

在長江下游地區,文化最為發達的良渚時期,僅環太湖地區大約3. 65萬平方公里以內,就分布有600處遺址。但在接下來的龍山時期,遺址卻寥寥無幾,太湖以東和以南發現的錢山漾文化遺址也只有錢山漾和葡萄畈等區區8處,而在上海地區迄今也僅發現了廣富林一處遺址,之後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馬橋文化仍沒有好轉跡象。

在西遼河流域,包括燕山山脈南北、遼西和內蒙古東南部這一廣大區域內,彼時已由紅山文化經雪山二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過渡到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彼時,該地域的遺址數量出現了急劇增長的現象,僅在半支箭河流域221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就分布有155處,半支箭河中游和敖漢旗境內平均1.5平方公里就有1處。赤峰地區,平均2平方公里亦可見到1處。

夏家店下層聚落數量在距今3800年後增長迅速,說明其沒有大規模向外遷徙人口的可能性,因為大規模向外遷徙,必然會導致人口下跌。另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中原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擴張到中原地區必然會引起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但迄今為止,在中原地區還看不到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群的蛛絲馬跡。

縱觀彼時整個東亞大陸,只有黃河中上游的石峁齊家社會,成為前述兩次災變中的異數,一方面,距今4000~3900年之後,在石峁文化和齊家文化勢力範圍以內,聚落數量和面積沒有出現大規模銳減的現象,像流經內蒙古西部阿拉善高原的額濟納河沿岸及其附近,始於距今4000年前後的冶金聚落,其生產活動不僅未在之後終止,反而蓬蓬勃勃地延續發展了數百年。另一方面,距今3800左右時,400萬平方米的石峁遺址開始遭遇廢棄,石峁文化逐漸銷聲匿跡,數以萬計的石峁人群不知所蹤。

有跡象顯示,石峁城址的廢棄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人為撤離轉移,因為迄今未發現有戰爭毀城的痕跡,也未發現有地震或其他天災人禍的跡象。

聯繫到河南龍山文化煤山類型同石峁文化有較多的一致性,其中不乏大量在精神信仰方面的相同因素,再考慮到煤山類型同後續的二里頭文化有直接的淵源關係,二里頭文化人群又在分子考古學方面顯示出,同包括陝西、青海在內的西北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基因相同或接近,我們大致可以判斷出,石峁文化主人、煤山類型主人和二里頭文化主人,都是同一群人。

或許正因為是同一群人,他們才廢棄石峁遺址,把大量人口遷徙到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更好的洛陽盆地,建起了中原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座城址——二里頭,由此推動中原文明大踏步地跨入王國時代。

摘編自李琳之:《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個別地方有改動。因閱讀流暢需要,刪去了注釋部分。

本書是一部用考古學資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歷史發展脈絡的史學著作。全書主體共分16章80節,近50萬言。不同於以往學人關於夏代區域性、碎片性的論述,作者置這段歷史於同時期以西亞、中亞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發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遠矚的全局性目光、嚴謹縝密的思維邏輯和通俗明快的語言,用國際國內近幾十年所取得考古學成果,第一次系統、完整而清晰地為我們勾勒出了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這500年夏人興起、遷徙、建城、建國、定都、擴張等一系列發展行為的脈絡足跡。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等十餘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周初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後,先後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第4期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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