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馮國棟教授撰寫的《「活的」文獻：古典文獻學新探》論文，2020年1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11期）發表，獲2021年「浙江省第二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基礎理論研究類）。
簡介
在中國古代「治書之學」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古典文獻學」，是以「治書」方法與技術為核心的工具學科。在為其他學科提供可靠文本與資料的同時，還應充分考慮學科自身的特點與學術追求。文獻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文獻」本身，而不僅僅是整理文獻的方法與技術。文本性、物質性、歷史性與社會性是文獻最重要的四個性質，文獻學應該是對文獻四方面性質的整體研究。縱向上分析文獻的歷史性，橫向上揭示文獻的社會性，將文獻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結合起來，或可嘗試建立一種整體的「活的」文獻研究。
該文通過對「文獻」「文獻學」的概念史考察，反思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發展。通過梳理文獻、文獻學、校讎學等概念的歷史演變，認為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在舊有「治書」之學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對象是「書」，其重心在「治」，因此重視方法的歸納與類例的總結，研究重點在文獻的「文本性」上。對文獻的物質性、歷史性與社會性關注不夠，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獻學的發展。通過引入書籍史、閱讀史、文本考古學的方法，嘗試建立「活的」文獻研究。書籍史、閱讀史、文本考古學將文本研究與物質、社會、讀者、接受、思想等方面聯繫起來，提供了更多「文本之外」的研究面向。將文獻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結合起來，既探討文獻的文本特點，又關注文獻的生成、閱讀、接受，可以嘗試建立「活的」文獻研究。
該文的意義在於：首先，啟發了對於「實質性異文」的關注：「實質性異文」是指影響作者意圖、表達的異文，「非實質性異文」則是文本在書寫、刻印、流傳過程中由於抄手、刊工等因素形成的異文。相對於西方世界，我國進入刻印本時代非常早，「治書」實踐的對象主要是刻印本。刻印本中「實質性異文」少，而「非實質性異文」多，因而傳統文獻學處理非實質性異文的方法較多，處理實質性異文的經驗較少。加強對實質性異文的研究，並歸納抽繹相應的方法，是文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其次，啟發了對於文獻外部研究的關注：文獻在歷史中生成，在社會中存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因素制約、形塑著文獻、書籍的生產；反過來，文獻、書籍也對政治、社會、文化形成反形塑，二者處於相互形塑的辨證互動之中。因此，只有把文獻的「內」與「外」結合起來，才能對文獻做出更為全面的把握。再次，啟發對文獻多重社會功能的關注：閱讀是文獻實現其社會功能最重要的途徑。讀物、讀者、閱讀規則、閱讀策略都會隨歷史的發展而演化，閱讀的變化也會導致認知與思想方式的變化，成為學術新變的誘因。文獻較書籍包羅的範圍更廣，實現社會功能的形式也更為多樣，文獻可以是交流溝通的禮物，也可以是知識與權威的象徵物，其功能的實現並不僅靠狹義的「閱讀」。
作者簡介
馮國棟，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佛教文獻、石刻文獻的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哲學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70餘篇；出版有《佛教文獻與佛教文學》《〈景德傳燈錄〉研究》《景德傳燈錄》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