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憑心而論，出於學術爭鳴和文化發展的考慮，對任何一種思想和見解進行批判性解構並沒有錯。但是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的立場問題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問題。
因此而言，筆者勸君首先不要著急去贊成或者去解構人大教授的見解，而是要努力去搞清楚他的觀點是什麼。這才是最硬的道理，最基本的方法論！
他的主要觀點一是，高度肯定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貢獻。從事實出發需要回歸歷史場景。積貧積弱百年的中國，按照世界通行的工業化起步標準，新中國完全沒有可能進行以軍事工業為主體的工業化建設。
作為人均資源稟賦極差的原住民國家，在冷戰兩極對抗的時代大背景下，不論是為了維護民族尊嚴、發展權益還是為了昂首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國都必須以犧牲民生（特別是農民）福祉為代價，進行自我剝奪式的內向積累以完成必要的資本積累。
這就需要一個具有極強組織動員能力的強勢政府，而毛澤東建立起來的人民政府就順應了這種要求。他提出的「工業化是不可轉逆的歷史過程，中國的工業化必須通過集體化道路以最大限度減少交易成本從農業中提取剩餘是不可跨越的歷史階段」等主要觀點是從客觀現實出發的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見解，極具說服力。
他的主要觀點二是，三農問題必須要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他從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維度反覆闡釋，無論是在毛澤東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都因受到世界市場的影響而必然會出現經濟危機。中國擺脫經濟危機的主要方法就是實現對三農的危機轉嫁。這是三農問題形成的最重要的歷史原因。
「三農問題不是三農的問題」是其主要觀點。他進而指出，重視三農問題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辯證處理好資本的積極和消極的雙重屬性。尤其要避免資本利益集團深入介入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充分發揮好黨和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這些思想觀點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它早已超越了象牙塔的界限，充分體現了有正義感知識分子鮮明的責任意識和熾熱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