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文學和影視創作中，歷史題材的作品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湧現出來。
這真是一種令人費解的現象：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日益現代化，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正在遭到拒斥與遺忘；另一方面在文學藝術領域卻瀰漫著濃烈的懷舊氣氛，由清宮戲溯源而上，歷代的帝王將相已然網羅殆盡，名氣大的已經是數番演繹了。那麼文學理論應該如何看待這這種無比鮮活的文藝現象呢？筆者不揣淺陋，略陳管見如下，請方家糾謬。
歷史題材與一般題材並無根本的分別。以往人們似乎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歷史題材與一般題材的文藝創作存在著根本性差異，完全是兩種性質的東西。這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誤解。這種誤解實際上是預設了這樣一種理論觀點：歷史是真人真事的紀錄，文學則是憑空的虛構；歷史題材的作品是一種基於真人真事的敘事形式，因此大體上必須符合歷史敘事的基本原則。
實際上在歷史題材的作品與一般題材的作品之間並不存在根本性的差異。何以見得呢？
首先，儘管本人並不同意西方後現代史學將歷史視為文本，將歷史敘事等同於文學敘事的觀點，但我卻堅信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歷史無不包含著文學敘事的因素。
就成為世界上每個人的生命過程，它永遠吞噬著「現在」――任何我們意識到的「現在」都已然成為「歷史」。就整體而言，這樣的歷史是不可把握的「黑洞」，任何敘事形式，乃至人類一切建構性精神活動對它都無能為力，因為它根本無法被歸攏到人的視域之內，換言之它不能成為人的對象。但這樣的「歷史」確實存在，而且它還作為任何當下存在的「不在場的原因」而永遠對人的生活發揮著影響作用。
至於我們面前的「歷史」，那毫無例外都是敘事的產物，在某種程度或某些層面上的確與文學敘事十分接近。例如中國古代正史中的人物傳記有許多都可以作為文學作品來讀，其中想像、虛構、誇張、變形這些文學創作必不可少的手段都一應俱全。這就意味著，我們沒有理由將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截然分開，因此也就更沒有理由將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與非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截然分開。
其次，非歷史題材與歷史題材之間的差異遠沒有想像的那樣大。
我們知道，敘事性的文學藝術作品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或者是素材作為創作的基礎。這些「原型」或「素材」作為生活中存在過的人和事，難道不就是「歷史」嗎？其與歷史題材的區別僅在於沒有被歷史敘事建構為文本形式，而是直接被文學敘事所捕捉，從而成為虛構的材料。同樣是發生過的人和事，進入歷史敘事過程的就成為歷史文本，而沒有進入歷史敘事而是進入文學敘事過程的就成為文學文本。這究竟意味著什麼？難道不意味著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同源性嗎？難道不意味著成為「歷史」與成為「文學」之間存在著諸多偶然因素嗎？當然意識形態因素是最重要的――一個發生過的事件是否能夠為歷史敘事所捕捉從而堂而皇之地成為「歷史」，關鍵要看它是否能夠受到敘事者所接受的那種意識形態的「青睞」。
無獨有偶的是，文學敘事同樣要受到意識形態的決定性制約。這說明，面對那些發生過和正發生著的人和事，文學敘事與歷史敘事實際上是站在同樣的起點上予以審視，二者同為話語建構活動，很難說哪一個更接近那個「不在場」的歷史。從生存論的意義上說，那種充滿當下體驗的文學敘事肯定比貌似客觀的歷史敘事更接近生活的本真狀態。如此看來，如果用「真」和「假」作為區分歷史與文學的標準，那肯定是有問題的；而對於歷史題材與非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也不應該以「真實」與「虛構」來區分。
在這裡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與「歷史」的關係問題，而是歷史題材作品與非歷史題材作品的關係問題。
這是一個怎樣的問題呢？根據我們前面的討論，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是以沒有進入歷史敘事視域的「歷史」作為文學敘事的材料，還是以被「敘事」過的歷史文本作為文學敘事的材料。前者被稱為一般題材的文學敘事，後者被稱為歷史題材的文學敘事。
一般題材的文學敘事通常不會受到來自生活材料本身有意識的規範與限制（被指責為「影射」或者侵犯個人隱私的作品除外），作家有權根據自己的意願重新組合和改造這些材料。歷史題材的文學敘事則不同了，它常常要受到來自歷史敘事的嚴厲監視。歷史敘事認為自己有權對建基於自身之上的文學敘事進行評判與限制，在歷史敘事看來，歷史題材的文學敘事不是別的什麼，而是自己的派生物，使自己的附庸，因此不得超越自己的藩籬之外。這就是歷史題材的文學與影視作品常常受到來自歷史學界否定性批評的主要原因。
說來也頗耐人尋味，迄今為止本人看到的來自歷史學界的關於歷史題材文學藝術作品的論說，一無例外地都是批評的聲音。這是為什麼？歷史敘事為什麼要「越界」地去規範文學敘事？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先聽一聽歷史學家們是如何進行批評的。
批評要點之有硬傷，這是最常令歷史學家詬病的事情。
例如「孝莊」本是順治皇帝生母死後的諡號，她本人生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知道也決不會以此自稱，可笑的是在號稱「歷史正劇」的電視劇《康熙王朝》中，這個人物卻是口口聲聲「我孝莊」如何如何。由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再加上影視劇編導的文化水平有限，敬業精神不夠，故而此類硬傷在今日螢屏上的確比比皆是，令人噴飯。其他如某大臣與別人談及皇太后時稱之為「母后」，讓宋代武士穿上明朝錦衣衛的服飾等等知識性錯誤，都是歷史學家深惡痛絕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完全認同歷史學家的立場。
但是另有一些被歷史學家看作是「硬傷」的，就值得商榷了。例如我們常常看到歷史學家的文章指責某影視劇中某個人物在做某件事時的年齡與歷史記載不符，某件事情根本不是某個歷史人物所為，某個劇中人物的經歷與實際的歷史記載大相逕庭，等等。此類指責是最為典型的將歷史與文學混為一談的例子。文學敘事，即使是以歷史事件為題材的，也還是文學敘事，其敘事準則是文學的而不是歷史的。劇中人物的年齡、經歷、脾氣秉性甚至其存在與否等等均可以，而且應該是根據整部作品的總體構思來安排所得，而不應該是根據史書記載來安排的。這些都不可以「硬傷」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