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閻連科獲得韓國「首爾國際文學獎」，在獲獎演講中，他回顧了疫情這幾年，人的出行變得艱難，而這次文學獎項的舉辦：再一次的證明著，人與人類，既不會因為疫情被打倒，更不會因為疫情被打垮。而文學，則更是在疫情中和疫情後，都是從未停止而又會更加彭勃的那一學科，因為她代表的是人類的普遍的愛，是人類無處不在的理想和美好。
閻連科與莫言一樣，也是「軍旅作家」，出生在農村，對土地和底層人的生活有深深的悲憫，所以也被認為是「良心作家」。
他曾多次獲得過英國布克獎提名，這次「首爾國際文學獎」頒發給他，可說是實至名歸。
他在演講中說到「為什麼寫作」，其實這也是我面臨的問題。記得第一次見閻連科是20多年前在詩人何三坡家裡，他們都是軍藝同學，當時何三坡就說連科會成為中國著名作家。他給人的印象非常敦厚、樸實。
他說，在少年時，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吃飽肚子、逃離土地;到了青年是為了成名成家、出人頭地，之後這些目的或多或少實現後，在為什麼寫作的問題上，既答不出一個真實準確的所以然，又每天、每月、每年從不止息地讀書和寫作?且一寫就是幾十年，無論生活中發生了什麼意外和煩惱，只要走進書房去，那些煩惱和意外，乃至讓自己想到死亡的經歷和苦悶，都會瞬間不在、而使自己進入到另外一個自由想像、我既為我的世界裡?
我為我後半生不知道為什麼寫作而惘然，也為不知道為什麼寫作卻又每天不停地寫作感到有趣和安慰。我可能是中國作家中，在為什麼寫作的問題上，最為混沌無知、又最為固執呆板的那一個。
其實不止作家，現在的藝術家、音樂人都陷入不同程度的迷惘，不知為什麼而寫作，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藝術顯得如此蒼白。
以前覺得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寫作可以給人帶來自由，但離開書房，閻連科說他知道離開書房我不是一個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人，一如在書房，我也無法掌握故事的命運樣，尤其在我不知道為什麼寫作還要不停地寫作後，我就成了一個任其命運安排、擺布的風搖者。命運像一條激盪不息的河流，而我只是那河流上任其漂流的舟。
經歷了如此多的事情、歲月的洗禮，人唯一確定的事情就是與死亡和解，死亡不再那麼可怕，還有就是去愛，愛身邊的人、家人還有鄰舍。
02
為閻連科帶來國際影響力《她們》，是非虛構小說，是寫母親、姐妹，家鄉親人，但在「女性意識覺醒」的今天，他的「女性系列人物」，讓國外讀者可以通過一位男性作家的視角來看他對女性的深情。
這對閻連科來說，母親、姐妹構成了他的早期記憶，這也是對故土的眷念。2014年，我為《華夏時報》做幾年專刊採訪過他，當時他面臨強拆，已經厭倦都市生活的嘈雜，渴望回到鄉村寫作。
他說，當滿足了物質上的需要，我們最大的困境恰恰是精神的喪失，所以對於我來說，最大的夢想就是精神的自由，對精神生活的渴求我相信目前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夢想。
中國在快速變化，一切都在改變，我又退回到了鄉村寫作，不是回到農村，而是尋找一種精神記憶，是對一種喪失的精神的緬懷，所以我的「鄉村」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而不是物質層面的。
03
自然、樹是寄託著我們傳統人文的東西，在東、西方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國的陶淵明，西方的《吾爾登湖》，這是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精神，是一部分人對現實的不滿，他們渴求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正因為這些東西喪失了，我們才覺得可貴，才要去追憶。
所以我還是希望能堅持，堅持自己的表達。
但有時也不得不妥協，所以對我們來說最大的精神自由有時並非是來自外部，而是一種自律。
比如我們很多作家為了市場，為了要出版，就需要妥協，它就是一次自我審查的過程。
我們並不害怕別人的審查，最終更害怕自己對自己的審查。
可能在我最初寫作的時候，不會存在這些問題，因為關注你的人少，而當你受到關愛多了，反而「表達自由」相對就少了，因為誰都想關心你的時候，什麼都落到你頭上了。
現在我想這對我都不是問題，我已經到這個年齡，完全可以面對它，所以對我來說最大的夢想還是精神的自由、想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