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黃逸
✎ 瑞典文學院6日宣布，將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埃爾諾1940年出生於法國，是當代法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女作家之一。
安妮·埃爾諾終於拿到諾貝爾文學獎，意外又不意外。
埃爾諾早已開宗立派，作品在法國文學課堂上已被講授幾十年，寫作風格被挪威名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加拿大名作家蕾切爾·卡斯克所繼承。然而，直到2019年入圍曼布克獎，她的名字才被文學圈外熟知，才開始有人討論她獲諾獎的可能性。
幾天前，《大西洋雜誌》網站刊文稱《這幾位作家可能得不到諾獎，但書值得一讀》，其中就有埃爾諾，此外是福斯（挪威）、殘雪（中國）、恩古吉（肯亞）和穆爾納內（澳大利亞），他們常被賠率榜關注，但次次陪跑。
埃爾諾獲獎擊中了人們的認識盲區：
首先，她的作品基本是回憶錄，一般認為，寫作難度小，出不了「大作品」。
其次，因描寫大膽，她被斥為「無恥」，甚至是「厭女者」，她的創作不是諾獎強調的「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
在相當時期，人們以為男女平等已是現代社會的既成事實，在法律上被確認，在社會上也被廣泛接受，女性主義作家一度被貼上左派標籤，屬於過度敏感類，埃爾諾也在其中，被封印在小眾創作群中。
然而，從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到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貧困」現象愈演愈烈……人們突然意識到：男女平等可能只是沙上的城堡，歷史隨時可能倒退，一切仍會捲土重來。因為在根本上，現代社會的文化基礎仍由男權主導，通過書寫、傳播、規訓、強制等，女性被異化成另一種男性，平等依然遙遠。
直到這時，人們才發現，埃爾諾早就開始質疑，特別是質疑自己的記憶：美好的童年、性別意識的覺醒、浪漫的青春、愛的萌動……究竟是事實，還是別人過濾後，通過反覆提醒，讓自己誤認為真實的？自己真是這麼「合理」地長大的？
埃爾諾像一個偵探，回溯著記憶。
在短篇小說集《七個故事》中，埃爾諾記錄了18歲時在夏令營迷戀上H的全過程，平靜、不出意料，甚至有些失望，但無論如何，沒有「羞恥」。然而，從同齡人的刺探中，從冒充成笑話的侮辱中，從女輔導員的嘲笑中，乃至有人用牙膏在她的鏡子上寫下「妓女萬歲」，她開始貪食、停經，她的記憶被改造了，開始用「羞恥」來描述這一切。
在《一個女人》中，埃爾諾試圖重建以女性為中心的敘事譜系——男人講述自己，會從祖輩談起，女性則只能從自己開始。因為在男權文化下，母女關係被規訓為從親密到相厭的過程——童年時依戀，青年時衝突，成年時隔絕。女兒掙脫母親，被標註為「成長」「自由」……一代代人在掙脫與制服中循環，看到母親在養老院中苟延，「我」突然想到，記憶是不是被篡改了？怨恨是如何滋生的？
1988年，埃爾諾愛上年僅35歲的俄羅斯外交官S（比她小13歲），她將此後2年的日記寫成《迷失》。書中呈現了女性世界的孤獨，「除了我們下次見面的日期，我沒有未來」，大詞消退後，女性只剩下「吃，喝和性愛」，於是，她選擇寫作——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描述世界。
埃爾諾的作品很早便被譯成中文，但影響不大，一是不懂福柯哲學，很難讀懂她；二是她的文本多是非線性，早期作品將各種碎片拼貼在一起，不易讀。
埃爾諾中後期的作品較平實，都以「我」切入，但有兩個「我」，一是事件中的「我」，一是幾十年後審視記憶的「我」。她以自我為謎，試圖破解曾經的「我」如何堆積成今天的「我」，而這個堆積的過程也是掠奪的過程，是世界對個體的持續殖民，人因此變成非人。
常說「文學是人學」，但所謂人學，是一個更模糊的概念，往往是以學廢人，當人被迫遵從絕對正確、必然如此時，還有所謂的人嗎？他會不會已成概念的一個附庸，各種藉口的一個標點符號？
回到人的立場上看問題，反思我們作為人，為什麼會一次次陷入理性困境中，為什麼會一次次被自己所背叛？埃爾諾的寫作中有一種深邃的悲憫，她擦亮了女性的自我之鏡，而這鏡子也照亮了全人類。別以為爭取平等權利是損失自己，別以為他人的苦痛與己無關，別以為呼喚正義是多此一舉……暗夜中的旁觀者與麻木，正是暗夜的組成部分。
文學必須與人相關，必須與真實的疼痛相關，必須與道德敏感相關。諾獎選擇埃爾諾，有回應現實問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源於對文學根本原則的堅守。（作者為著名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