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朋友圈很熱鬧。
銀川人的朋友圈是第十一次核酸突然停擺的焦慮。
晚上7點鐘後，則是2022年諾獎得主安妮·埃爾諾的獲獎新聞公布，很多群里都是安妮·埃爾諾的信息和作品。
這和那年鮑勃迪倫獲獎的狀況有點相似。
對安妮·埃爾諾，我很陌生。這位82歲的法國作家，這個老太太，我一篇作品沒讀過。
沒讀過的作家作品我當然沒資格推薦。
但貌似很多人應該讀過安妮·埃爾諾的書。因為很多微信群很多詩人作家在推薦她。在朋友圈轉發她。感覺安妮·埃爾諾就像咱家的親戚，獲獎了大家都像過節一樣開心。
記得鮑勃迪倫獲獎那年也是如此。
我看到很多連搖滾樂不知為甚，一首迪倫的歌都沒聽過的作家詩人也在大肆轉發迪倫的詩歌，音樂，頗是滑稽。
網際網路讓我們的手指變得不受大腦控制，反正不費力氣，輕輕一點，轉發就是。
對安妮·埃爾諾獲獎，我興趣不大，至於讀她的作品，也不在我的選擇範圍。
我其實是特別希望加拿大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獲獎。
不久前三聯生活周刊對這位老太太的專訪有那麼幾段非常有當下的意味：
這是一條永遠在拉緊的繩索。自始至終，做任何類型的藝術家都是相對而言「不安全的」。藝術家和作家沒有軍隊，也沒有警察……他們在物質世界中沒有任何真正的權能。有時候，他們會有「影響力」，但即便有，也很含糊；即便煊赫一時，也只是一時而已，因為影響力受制於日新月異的時事潮流。在動盪的年代，作家和藝術家特別容易受到攻擊，因為他們就像出頭鳥那樣顯眼，又都是單槍匹馬。
換而言之，不僅僅是藝術家，就連普通人，在疫情時代，在網際網路這麼發展的時代，信息反而是如此的不透明，我們就像木頭人一樣，不許說話不許動，如果說話和動，就會有相關人員上門拜訪的危險。
但是，往往會有但是。
阿特伍德也這樣告訴我們：
見證之舉，往往是普通人在非正常時期完成的，常常是以日記或日常記錄的形式出現——我們之所以能對14世紀的大瘟疫（黑死病）有所了解，正是因為人們在災難進行時留下了文字記錄。「二戰」期間，對諸多事件的隱秘記錄被埋在地下或藏在牆裡，直到今天仍時不時地被人發現。有些記錄零零散散，是被偷運出來的，例如庫爾齊奧·馬拉巴特（Curzio Maraparte）的《完蛋》（Kaputt）、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世紀的奴隸敘事也是一種見證。我的小說《使女的故事》就是用了這種文體。
而我們有誰在轉發安妮·埃爾諾會注意到這些，誰真的讀了安妮·埃爾諾的作品？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其實也不過是木頭人而已。
說起來挺荒誕，但卻是真真實實。
這也是網際網路時代、朋友圈時代給我們帶來的一種荒謬的現實存在。
但是總有什麼會打破這些，就像迪倫的這首多年以前的歌，是先知，更是預言。
《變革的時代》
議員們
請留心這呼聲
別把著門
別讓門廊堵得很
鬱悶的準是拋了錨的人
外面的鬥爭
正咆哮陣陣
就快把你們的窗子震
你們的牆快咯咯作聲
因時代變革已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