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上的一個稱謂，高句麗既是一個民族的名稱，又是一個政權的名稱，其間還曾被作為中原政權所設置的地方機構縣的名稱。它們的沿襲關係是族名—縣名—政權名。高句麗族是我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之一，在文獻記載中出現該族名稱，最早見於《漢書·地理志》。公元前108年，漢武帝滅衛氏朝鮮，在鴨綠江中上游地區、圖們江流域和朝鮮半島北半部之廣大地區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其中玄菟郡初治沃沮城(今朝鮮東北部之咸鏡南道咸興)，公元前82年內遷至郡屬三縣之一的高句麗縣(另二縣是上殷台和西蓋馬)，據近年考古工作，該郡縣城址在今遼寧省新賓縣境內發現。當時高句麗族的活動中心在今渾江流域和鴨綠江中游的遼寧省桓仁和吉林省集安地區，高句麗族歸玄菟郡管轄。
高句麗政權建立於公元前37年，至668年滅亡，在歷史上存續了705年之久。其疆域也從渾江流域和鴨綠江中游地區逐漸向外擴展，強盛時期西抵遼河，北到今吉林市，東到今延邊地區，南到朝鮮半島漢江流域。其都城三治兩遷，初期都城在今遼寧省桓仁，公元3年遷至今吉林省集安，427年再遷至朝鮮半島平壤。其中以桓仁和集安為都的時間達464年之久，占高句麗政權全部歷史的三分之二。而且遷都平壤後，集安國內城作為「別都」，列高句麗晚期「三京」之一，仍不失其重要的地位。①因此，至今在以集安和桓仁為中心的我國東北之東南部廣大地區，仍保留著大量而又重要的高句麗遺存。
一、主要發現
我國高句麗遺存的發現，以集安好太王碑為最早，時間在清朝末年。根據碑文拓片，我國的一些官吏和金石學者便開始進行研究，有的還作了實地考察。接著，一些日本學者利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在對好太王碑進行非法考查的同時，也開始了對城址、墓葬等其他高句麗遺蹟的非法調查、發掘，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之前。在此期間，我國個別學者克服重重困難，也對部分遺蹟進行了調查。對於眾多高句麗遺蹟、遺物進行大量而有計劃的調查、發掘、研究和保護，還是從新中國成立後開始的。儘管高句麗遺蹟在遼寧、吉林兩省的分布情況以及兩省各自的整體考古工作計劃有所不同，但是高句麗考古工作在兩省的進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遼寧省在20世紀50年代末配合水庫工程對桓仁縣高力墓子村積石墓進行調查、發掘，獲得了高句麗早期墓葬的寶貴材料。②1960年代本溪、撫順兩地也都有墓葬發掘，其中1960年在本溪東約50公里的小市鎮內發掘的一座，其形制具有遼陽魏晉墓葬的特徵，而出土的陶器和馬具等金屬器，與鮮卑和高句麗所出都有相同風格，雖然墓葬族屬至今仍未確定，但是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該墓中表現得尤為突出。③之後，遼寧的高句麗考古工作則有所放慢。進入1980年代，繼以往調查，1983年起連續三年對撫順高爾山城、即高句麗「西邊要害」新城城址進行了較大面積的發掘，發現了重要的高句麗建築遺蹟和豐富的陶器、鐵器。④遼寧省高句麗山城眾多，自此開始，遼寧省先後調查了瀋陽石台子山城、西豐城子山山城、鳳城鳳凰山山城、海城英城子山城，以及大連、岫巖、丹東、鐵嶺、開原、新賓、桓仁等地的多處山城，⑤其中對石台子山城於1990年、1991年小範圍試掘之後，1997年又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清理和重點發掘，2000年重點發掘了城內的蓄水設施，最近出版綜合報告。⑥1991年還發掘了雅河鄉米倉溝「將軍墳」，這是在桓仁縣發掘的第一座封土石室壁畫墓，其墓葬形制、壁畫內容和出土的釉陶器，與在此之前發掘的集安長川2號墓基本相同。⑦1994年對高麗(力)墓子村所余積石墓又進行了正式發掘，其結果再次證明該墓地的時代為高句麗政權建立之初。⑧高麗(力)墓子村墓群距五女山城不遠，這對於推斷五女山城的年代有重要的價值。1996年桓仁五女山城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1999年、2003年，遼寧省、本溪市和桓仁縣的文物考古部門對五女山城進行了全面調查和四次大規模的發掘，發掘面積達5000多平方米，發現多種不同性質的遺蹟和遺物，其全部材料都被收錄在大型調查發掘報告《五女山城》⑨中。同樣是為了全面了解山城的面貌和年代，2000年在撫順高爾山城東側1、5公里的山坡上發現了約百座高句麗墓葬，當年與次年發掘了幾十座，其中一座還殘留人物等圖像壁畫；⑩接著，2002年起在瀋陽石台子山城後面的山坡上也調查發現了幾處高句麗墓葬，並連續進行了三年發掘。(11)在山城方面，2005年對大連市莊河城山山城的前城與後城進行了詳細調查。(12)本溪市平頂山山城於2002年發現，2008年經專門調查，被確認為高句麗山城。(13)
吉林省集安保留的高句麗遺存，總體數量最多、種類最為齊全，遺存年代的持續時間也最長，這裡不僅坐落著兩座高句麗中期的都城，而且分布著數千座高句麗墓葬，其中既有包含著十幾座王陵在內的大量積石墓，也有包含著數十座壁畫墓在內的大量封土墓，同時聞名中外的好太王碑就聳立在集安城外的原野上。所以集安的高句麗考古一直是吉林省考古工作的重點。1958年對東台子建築遺址進行發掘，使我們對高句麗高等級建築的結構和瓦件有了較清楚的認識，(14)同時對好太王碑、站前石柱和丸都山城、國內城進行了調查、實測，在梨樹園子南遺址發現了珍貴的白玉耳杯。1960年、1962年先後兩次由通化地區和集安縣組成文物普查隊，對全縣文物進行了普查，其中包括高句麗南、北道上的幾處重要的關隘和城堡，同時還清理了五盔4號、5號和通溝12號壁畫墓，其中五盔4號墓的壁畫保存得相當完整，色彩也非常鮮明艷麗。(15)1963年發掘了麻線溝1號壁畫墓。(16)1968年和1970年，兩年集中發掘了700多座墓葬，其中包括重要的長川1號壁畫墓，壁畫中伎樂百戲、山林逐獵場面和拜佛圖堪稱諸墓壁畫之佳作。(17)1972年發掘了長川2號壁畫墓。(18)1974年發掘了禹山下41號方壇階梯石室壁畫墓。(19)1975年發掘了七星山1196號和萬寶汀242號積石墓。(20)從1975年開始，對國內城城牆連續進行了解剖，獲得了國內城建築年代和建築結構的重要資料。(21)1976年配合農田建設，集中清理了100多座中小型墓葬，其中絕大部分是封土墓，為探討該類型墓葬結構、葬俗和演變提供了重要資料。(22)1980年代中葉，為了配合集錫公路建設(集安—錫林浩特)，於禹山墓區之鐵路北側發掘了100餘座墓葬，在墓葬形制結構和隨葬品方面都有重要的發現。(23)1990年對太王陵墓室進行清理，發現了原意料不到的石槨，現已作了復原。集安之外，對於吉林、延邊、柳河、遼源等地的高句麗山城，在這期間也先後進行了調查。(24)1997年，經30年後，在1966年考察測繪的基礎上，對集安洞溝古墓群進行了全面詳細的復察測繪，並公開出版了調查測繪報告，為進一步加強洞溝古墓群的管理、保護和研究提供了切實的基礎。(25)在此復察測繪過程中，發掘了禹山3319號墓，這是迄今在集安發現的唯一的一座積石磚室墓，而且出土南方青瓷器，地表左前方有人面刻石，室內發現壁畫殘跡，都格外引人注意。(26)之後，從2001年到2003年，吉林省、集安市文物考古部門對丸都山城、國內城和集安大型積石墓進行了同樣是空前規模的調查發掘，發現了大批重要的遺蹟和遺物，三本大型調查發掘報告《丸都山城》、《國內城》、《集安高句麗王陵》於2004年和上述《五女山城》同時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其中《集安高句麗王陵》報告中定為王陵的大型積石墓13座，每座墓單列一節，介紹仔細，其他數座「待核實確認的王陵」大型積石墓介紹得很簡單，之後，其中有幾座則單獨發表了報告或補充報告(禹山540號－JYM540號、山城下磚廠1號—JSZM0001號、山城下磚廠145號—JSZM145、黃泥岡大墓—JYM0030、禹山2112號—JYM2112號)。(27)另外，有的學者推測集安蒿子溝1號大型積石墓(JHM1)為東川王陵，並進行了調查。(28)
通過以上發現，使我們對高句麗遺存的面貌和內涵的認識逐漸擴展和加深，為全面深入地開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主要研究
關於高句麗考古研究，首先不可忽視的是田野工作後發表和出版的考古報告，因為一篇或一部好的發掘報告，不僅體現作者整理材料的思路、方法，同時也必然滲透出作者分析材料的觀點、看法。第二則是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前者多是專題研究，後者多是綜合研究，其觀點都是在大量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篇或一部好的論著，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要比考古報告提高許多。綜合以往各類研究，研究內容主要集中於都城、山城、墓葬及其出土或相關遺物幾方面。
1.都城研究
關於高句麗都城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都城的組合、布局、建築與年代等方面。從大的地區來看，高句麗的都城是三治兩遷，即初都桓仁，公元3年一遷集安，427年再遷平壤。文獻記高句麗5世紀以後的都城是山城與平原城相結合，(29)高句麗王戰時上山，平時則居於山下平原城。而據考古發現，這種山城與平原城相結合的布局在以集安為都的時期已經具備，而且在以桓仁為都的時候也可能就開始了。
(1)初期都城。桓仁五女山城早就被學術界推定為高句麗初期的都城，以往的工作多是調查，大規模的發掘是從20世紀末開始的。該山城位於縣城東北85公里、渾江對岸的五女山上。五女山海拔806.32米，居周圍群山之首，山的主峰自半山腰突兀直上，形成十分險要的懸崖陡壁。五女山城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南北長約1540米，東西寬約350—550米，周長4754米，其中只是在山下南面、東面山勢稍緩的地方和山上重要豁口處石築城牆，全長565米，其餘4189米則皆是利用陡峭的懸崖和山脊為牆。山城分山上、山下兩部分。山上部分位於山城西南部的主峰上，南北長600米，東西寬110—200米，地勢高亢平坦，有供瞭望用的天然平台和蓄水池。1996年開始的大規模發掘，主要是在山上進行的，共發現五個時期的文化遺存，第一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第二期為青銅時代晚期，第三期為高句麗文化早期，相當於兩漢之際，第四期為高句麗中期，相當於4世紀末至5世紀初，第五期為金代。其中在第三期發現並確認了高句麗早期的典型陶器豎耳罐，在第四期發現了大量的設有曲尺形「火炕」的半地穴建築址。這些發現不僅說明古代人們在此活動年代久遠，更重要的是為推定高句麗初期以此為都、之後繼續使用提供了實際證據。
從五女山城順渾江而下10公里處，同在江的右側還有一座平原土城，名下古城子古城。高句麗政權的創始傳說記載其始祖、即北方夫余族王子朱蒙來此建立政權時，曾利用過原有的一城。所以包括筆者在內、學術界早有注意到下古城子古城。(30)這次在發掘五女山城的同時，也對下古城子古城進行了調查和試掘，地層疊壓和出土遺物證明該城在高句麗初期已存在，這就為高句麗初期都城同樣具有山城與平原城相結合的布局提供了可能性。問題是該城是當時高句麗「自行」修建的，還是屬於原來的漢城，仍有待於以後的繼續工作。
(2)中期都城。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高句麗中期的都城在集安，這在學術界基本形成共識。集安市位於吉林省東南角之鴨綠江右岸的一個狹長盆地，這裡空氣清新，山川秀麗，氣候溫和，水土適宜，俗有吉林省的「小江南」之稱。該地被認定為高句麗中期都城的城址有兩座，一座是今市區所在的平地城，即文獻記載中的國內城，另一座是位於市區西北2.5公里處的山城子山城，在文獻記載中先後被稱為尉那岩城和丸都城。兩座城址構成典型的山城與平地城相結合的布局。高句麗以集安為都長達425年，有幾次攻防戰爭發生於此，因此高句麗王也上下遷移不斷。
山城子山城同樣是經多次調查後，本世紀初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山城地勢南面低，其他三面高，石構城牆修建在這簸箕狀的環形山峰之上，周長6947米，城內山谷縱深，也有平緩的山坡。通溝河從山城南側自東向西流過，然後南折流經國內城西牆外而注入鴨綠江。《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記：琉璃明王「二十二年(公元3年)冬十月，王遷都於國內，築尉那岩城。」現學術界也基本形成共識，認為「國內」即是指今集安市區所在及其上下沿江盆地，尉那岩城是指該山城，從2世紀末開始，山上王對山城再加修築，並「移都」於此，則改稱丸都。之後，3世紀中葉被魏將毌丘儉攻陷，4世紀中葉為防禦慕容皩進攻第三次修築，結果還是被慕容皩攻陷而毀。以後再不見修築丸都城之事，但至6世紀中葉仍見記載，說明高句麗後期丸都城仍屬重要的山城。
經調查發掘，全城共發現門址7處，正門位於南牆低凹谷口，谷口兩側城牆至此內向曲折，形成內瓮城門，門道已被破壞，兩側保留排水涵洞。正門西邊不遠的南牆上新發現一門，單門道，外側同樣建瓮城。山城內遺存有石築瞭望台及戍卒居住址、蓄水池、宮殿址、墓葬等。在上述各遺址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瓦件和釘、鏃等鐵器。瓦件絕大部分為紅色，少許為灰紅色。板瓦的紋飾有方格紋、席紋、菱形紋等。筒瓦素麵，個別刻劃文字或鳥首等不同符號。瓦當的紋飾為蓮花紋、獸面紋和忍冬紋。宮殿遺址出土的文字瓦中，有15件發現「小兄」字樣，說明「小兄」的職責與都城建築有關。小兄之名始見於《魏書》，在高句麗官吏中居於第四位，由此說明該宮殿在4世紀之後復修過。
將與丸都山城相配合的國內城定為今集安市區所在平地城，這在學術界已成定論。該城址平面略呈方形，石築城牆，1984年測的是方向155°，東牆554.7米、西牆664.6米、南牆751.5米、北牆715.2米，周長2686米；2003年測的是北牆長730米，西牆長702米。城牆皆是以石砌築，其中東牆、北牆、西牆南段屬於高句麗時期，而以北牆保存較好。城牆外側用規整石塊砌成階梯狀，並殘存數個馬面基址。城牆內壁用不規整的石材內收斜砌。
關於國內城石築城牆的年代，明確的記載見於342年，(31)或者可再前推到3世紀中葉。(32)那麼在此之前，該處是否有古城存在呢？《三國史記·地理志》記，「孺留王二十二年(3)，移都國內城……都國內歷四百二十五年，長壽王十五年(427)移都平壤」，好像高句麗遷都今集安時，國內城已經存在。20世紀70年代初次試掘，曾在幾處石城牆的底下發現一道剖面呈弓形的堅硬土壟。(33)於是有不少學者推測該土壟可能是公元3年高句麗遷都至此時所借用的原土城，但是後來發掘，情況又有不同，所以該問題仍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高句麗修建該平地城，是從石城開始，近年發掘，在北牆內側地表下發現的第二道石牆基已被確認為高句麗時期的，它晚於現存地表上的石牆，說明高句麗時期對平地城石牆進行過復修。
國內城城內已廣建房屋，在城內中部偏北處連續發現高句麗時期的古代牆基、大型八角形或覆盆形礎石和大量的高句麗紅瓦片，說明這裡有宮室一類的重要建築。城外，北面山腳下和東面的平地上都發現與城址同期的建築，其中東面0.5公里處的東台子遺址，有學者認為是當時高句麗的社稷遺址。(34)
高句麗以集安為都期間，西通遼河流域有兩條交通路線，史稱「南道」和「北道」。關於這兩條道路的具體路線，多年來中外學者不斷進行討論，還沒有形成完全統一的意見，但是20世紀60年代在集安境內新開河谷與韋沙河谷調查發現的關隘、哨卡遺址，卻一直是探討確定此「南道」和「北道」走向之中的可靠依據。有名的毌丘儉紀功碑就是在丸都山城西邊不遠的原交通道路上發現的。
427年高句麗從今集安遷都到原樂浪郡所在的平壤，開始以大成山城和清岩里土城(或安鶴宮)為都，之後，552年始築、586年搬進長安城，即今平壤市區所在古城。該城在一城之內，據北高南低之地勢，依次分隔為北城、內城、中城、外城，內城置王室，中城置衙署，外城置居民；其中在外城又規劃、修建了整齊的內有十字街道的里坊；北城占據山峰，以保衛內城。可見，該城是在原山城和平地城互相配合的傳統基礎上，又吸收北魏洛陽城的規劃之後形成的新布局。它既保留了原山城利於防禦的優勢，同時又改變了原山城和平地城分離兩處的不便，將山城和平地城合為一體，使戰時防禦和平時居住達到了合理統一。
2.山城研究
山城是高句麗城址的突出特點，其分布廣，數量多，是其他任何時代和任何地區都無法比擬的。之所以如此，這與高句麗「多大山深谷」的地理環境和高句麗政權自始至終攻防戰爭連年不斷是分不開的。文獻記，「高麗城雉依山」，一遇戰事，「耕夫釋耒，並皆入堡」(35)，就是指山城而言。伴隨著調查工作的展開，山城也成為學術界討論的重點之一，先後有幾篇論文發表，(36)出版的著作中，《高句麗古城研究》雖然名為「古城」，其主體部分仍是山城。(37)筆者《高句麗遺蹟》，將山城單列一章，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與分析。以上論著，從山城的統計開始，探討分析的主要問題是山城的分布、規模、類型、城牆的構築和城內設施及建築等問題，同時對與山城有關的高句麗晚期西部千里長城也進行了討論。
(1)山城的分布。我國境內的高句麗山城，筆者最近統計，截至2009年公開發表的材料，並包括上述作為都城的桓仁五女山城和集安山城子山城在內，共106座，大大超過分布於朝鮮半島的數量。(38)根據高句麗的勢力發展及其戰事防禦和交通等需要，這些山城又可分出幾個不同區域。
(2)山城的規模。高句麗山城的規模，大小不一，大的周長超過萬米，小的才幾百米。這和山城的地位、作用及其所在地點、修築年代等因素是有關係的。大、中、小不同規模的山城互相照應，構成了高句麗嚴密的防禦體系。
(3)山城的類型。高句麗山城大都修築在依山傍水之處，在山勢、地形的選擇以及平面的布局諸方面形成了幾種大致相同的類型，即簸箕型、山頂型、「築斷為城」型和左右城、內外城四種。
簸箕型山城多修在環形山脊之上，山脊往往是三面高一面低，山勢陡峭之處，多以懸崖為壁，不築城牆，而山勢平緩低凹之處則必修城牆，城內有縱深的山谷和開闊的坡地。山頂型山城皆修在山頂之上，城內地勢高亢，而且多較平整，四周多為懸崖陡壁，或一面稍微緩和，緩和之處修築城牆，其他地方或以懸崖為壁，或再築城牆。「築斷為城」的名稱，來源於文獻對烏骨城、即鳳城鳳凰山山城的記載。(39)鳳凰山山城周長15 995米，其中人工石砌城牆7525米。人工牆首先是封堵南、北峽口，其他則是修在東西兩側的山脊上。其他再如集安韋沙河谷原高句麗古道上的關馬山城，它是在「丁」字形山谷的三個谷口分別築牆，和河谷兩旁的山峰共同圍成的山城。左右城、內外城，是指在平面布局上有相互聯繫的兩城，而其中的某一城又可以是上述的簸箕型或山頂型。
(4)山城城牆的構築和城內設施及建築。山城的城牆以石築為主，土石混築、土築的很少。石築的山城貫穿、分布於高句麗的整個時期及整個地區，而土石混築、土築的山城多位於中、後期的西部防線。石築城牆內外壁的石材一般都要經過加工，呈方形或長方形，也有的是一頭大一頭小的楔形石。牆的內部用扁條石層層交錯疊壓拉接，縫隙間用碎石填塞。為了加強防禦，在山城城牆的拐角處和制高點上多築有高台，以便於瞭望，有的高台上原來還可能有角樓之類的建築。女牆是石築城牆常備的，在不少山城女牆的內側也發現成排的小型石洞。石洞的作用，有的認為是豎立滾木礌石立柱用的，有的認為是放置弩機的，還有的認為是在石城牆上增置木牆雉堞時豎立木樁用的。(40)中後期山城的城牆，又往往修有馬面。一座山城可以開幾個城門，只有個別小型山城才開一個城門。主要城門位於山勢比較平坦、便於出入的一面，而城內有水溪的話，則從此流出，所以在城門旁往往修築涵洞。為了加強防禦，重要城門又多修有瓮城。為了保護水源，很多山城內修了蓄水池、水井、水壩等設施。為了便於防守，部分山城內又有利用原來高台或經人工修築而形成的瞭望高台，俗稱「點將台」。有的山城，在其城牆內側和高台附近，分布著大小不等的圓形土坑，估計是戍守兵士的居住址。有的山城內還發現了倉庫建築遺址和燒瓦窯、冶鐵遺蹟。
(5)高句麗晚期長城。據文獻記載，為了加強西線防禦，高句麗晚期還修築了長城。(41)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先後有學者進行調查，並展開討論，逐步形成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千里長城」是從遼寧省西豐城子山山城至金州大黑山山城的「山城聯防線」，它以大、中、小型山城和平原城，以及個別地段的土牆一起構成一個防禦組群。(42)另一種意見認為「千里長城」即貫穿於遼吉兩省的「邊崗」，其走向，東北自吉林省德惠之松花江南岸開始，西南到營口入海。現在大家比較傾向於後者。經調查，該長城南起營口市老邊區，進入海城經西四方台、牛莊等地即與後世的明長城相接，連續500餘里至開原市鎮北堡離開明長城直北而去，由昌圖縣進入吉林省，經梨樹、懷德、農安，抵德惠縣松花江鄉的老邊崗屯，全長1000餘里。(43)目前，高句麗「千里長城」問題已經廣泛引起遼吉兩省文物考古界的關注，有關部門已開始安排專項調查工作。最近張福有先生的《高句麗千里長城》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內收錄了作者去實地調查過程中所拍攝的大量珍貴照片，為該課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資料。
3.墓葬研究
墓葬是最常見的高句麗遺存，其數量多，分布廣，在中心地區尤其集中。比如集安，曾調查發現古墓群71處，墓葬12 358座，其中絕大多數是高句麗墓葬。(44)高句麗墓葬的類型，從外觀上可分為「積石為封」(45)的積石墓和以土為封的封土墓兩大類。具體分析，同是積石墓和封土墓，又各有不同。其中，積石墓中很早即引起重視的是那些規模巨大的王陵和與其有關的好太王碑，封土墓中則是那些繪有精美壁畫的大中型壁畫墓。從總體上看，積石墓早，封土墓晚，其交替演變的時間在4、5兩個世紀。在由積石墓向封土墓的演變過程中，墓葬的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都在變化，由此可以看出高句麗文化的原有特點及其與周鄰地區、民族之間的關係。
(1)積石墓。積石墓是在地表上用石塊堆築成的墓葬。它是高句麗墓葬的兩大類型之一，約占墓葬總數的一半。這些墓葬歷代被破壞、擾亂，特別是一些小型墓就更為嚴重。對於積石墓的研究，多年來主要集中在類型方面。
關於積石墓的類型，由於學者各自觀察的角度和研究的基點有所不同，所以對墓葬類型的命名和劃分則有區別，但是從總的趨勢看，大家的認識逐步接近，而且都同時注意到了墓葬內外兩方面的結構。(46)積石墓的外部結構可分為無壇，方壇(又稱有壇、基壇)和方壇階梯(又稱階壇、階台)三種。所用石料有河卵石、自然石塊和加工過的石材，有碎有整，有粗有精，並不一致。方壇階梯的構築方法多是分級平築，逐級內收，而時代較早的墓葬或位於山坡上的墓葬之下坡處，有的則是自內向外，築起幾道石牆，上高下低，依次倚護被稱為階牆構築法，此類墓葬又稱階牆積石墓。積石墓的內部構造可分為石壙和石室兩種。石壙是石砌四壁、上無蓋頂石，一般無門無墓道。石室則是上有蓋頂石，並且有門有墓道。內外結合，則形成無壇石壙墓、方壇石壙墓、方壇階梯石壙墓和無壇石室墓、方壇石室墓、方壇階梯石室墓六種，其中前三種又可合稱積石石壙墓，後三者合稱積石石室墓。
根據對上述不同類型墓葬之修築、葬俗、隨葬品等因素的統計比較，發現積石墓外部結構之無壇、方壇和方壇階梯，在其開始出現和發展階段會有先後順序，而待三種結構齊備後則表示的主要不是時代早晚的不同，而是等級高低的差別；積石墓內部結構從石壙到石室的變化，不是墓葬等級的不同，而是墓葬時代先後的差別。
(2)集安大型積石墓王陵與好太王碑。高句麗王共傳28位，多是以父子或兄弟相傳，也有的以叔侄或祖孫相傳。第一位王葬於「卒本」桓仁，從第二位王遷都集安到第二十位王長壽王遷都平壤為止，這些王的墓葬都在集安。(47)分布於集安的王陵類型，根據前述高句麗墓葬的演變，應是大型方壇階梯石壙墓或大型方壇階梯石室墓。
而進一步確定其中某一座墓屬於某一位王，由於有關證據發現太少，仍是相當困難的。百十年來學術界討論比較多的還是圍繞著好太王碑、太王陵和將軍墳來進行的。好太王碑據其碑文知道是414年高句麗第二十位王長壽王為其父、第十九位王好太王立的碑，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根據太王陵將軍墳的石材加工、修築技術和出土遺物等情況分析，多位學者認為太王陵是好太王的陵墓，將軍墳是長壽王的陵墓。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7月在集安市區之西的麻線河右側河邊又發現了一通新的高句麗石碑，碑文保存不如好太王碑，其主要內容是對高句麗王陵守墓制度的記述，具體立碑時間、為何或為誰而立等問題，學術界仍在討論之中。(48)
(3)集安、桓仁壁畫墓。我國境內的高句麗壁畫墓，絕大部分坐落於集安市區附近。從20世紀初開始，就有不少外國人先後來到集安進行調查，並發表了一些報告。我國對集安高句麗壁畫墓的專門研究，首見於《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4期發表的楊泓先生的論文「高句麗壁畫石室墓」。之後，又有不少學者作過不同程度的研究，而系統細緻的研究，還是從北京大學宿白先生於1974年編印的《三國一宋元考古》(上)內部講義中的專門章節開始的，其中對當時發表的壁畫墓內容列了詳細的表格，至今所見墓葬不斷增加的統計表格，同樣是在此表格的基礎上充實發展起來的。(49)集安高句麗壁畫墓，迄今共發現30座，除5座為積石石室、1座為積石磚室外，其餘24座皆為封土墓；(50)桓仁和撫順近年先後各發現封土壁畫墓1座。
壁畫墓分布於山坡、河穀穀地和平地不等。墓室平面，皆為方形主室；部分還有前室、橫前室，或者在墓道，甬道兩側開耳室；個別的有兩室同向並列，異穴同封。室頂結構，分別為穹窿疊澀、平行疊澀、覆斗形和抹角疊澀幾種。墓門方向，多偏於西向和南向。壁畫內容，大體上分為反映墓主人家內生活、出行、狩獵、戰爭場面和蓮花、王字雲紋、環紋圖案，以及日月星雲、四神、奇禽異獸幾大類。
根據墓葬形制結構和壁畫的變化，集安、桓仁壁畫墓先後可分為四期或三期，演變序列是大體相同的。
第一期包括角觚墓和舞踴墓。兩墓位於禹山南坡，上下相距僅幾米。形制為方形主室，穹窿疊澀頂；橫長方形半前室，覆斗形頂。壁畫內容以墓主人家內生活、出行、狩獵為主，保留中原漢魏晉壁畫遺風。該期年代推測為4世紀中葉至5世紀初。
第二期包括麻線溝1號、通溝12號、山城下332號、長川2號、桓仁米倉溝「將軍墳」和山城下983號等墓。這幾座墓位於山坡或河谷平地，墓室平面呈方形，室頂為平行疊澀或覆斗形，個別在頂部中心出現小抹角。室外有左、右耳室，耳室由大變小，逐漸退化。壁畫內容除第一期的常見題材繼續流行外，蓮花和王字雲紋圖案明顯增多，看出4世紀後半葉自中原傳入佛教已產生影響。該期年代應在5世紀。
第三期包括龜甲蓮花墓、散蓮花墓、長川1號與4號、下解放31號、冉牟墓、環紋墓、三室墓等，仍是多分布於山坡，個別下降到平地。墓葬形制結構基本為方形單室或前後雙室，墓室外的耳室不再存在，墓頂仍以平行疊澀和覆斗形為主，而抹角疊澀的成分在逐漸增加。壁畫內容和第二期大體一致，蓮花、飛天等佛教題材仍占主導地位，長川1號還繪出了拜佛場面和菩薩形象。該期時間跨度應在5世紀末到6世紀中葉這個時期。
第四期包括四神墓、五盔4號與5號，皆位於禹山山腳平地。方形單室，與中原北朝後期的墓制相同，室頂為大抹角疊澀。壁畫直接繪在平整的石面上，四壁以四神為主體，四隅、梁枋和室頂充滿了怪獸、盤龍等恐怖圖像和日月神、牛首人等各種古代傳說，以及乘龍駕鳳的眾多伎樂仙人。其中五盔4號墓中所繪身著南朝服飾的人物和八卦圖形，透視出高句麗晚期在最高統治者提倡之下佛、儒、道三教合流同歸的背景。該期時間約在6世紀中葉至7世紀初。第四期墓葬不僅壁畫更加精美，而且規模也明顯大於前三期，所以近年有學者提出這是高句麗遷都平壤後回葬的幾座王陵，(51)該問題值得與平壤高句麗壁畫墓一起研究時綜合考慮。
(4)墓葬類型演變、葬俗與重要隨葬品。高句麗墓葬兩大類型積石墓和封土墓，積石墓據其內、外結構的不同，又可分出幾種不同的類型，而從時間先後之發展序列來看，則是積石石壙墓和積石石室墓。積石石壙墓流行於高句麗政權建立之前到5世紀，積石石室墓流行於3世紀末、4世紀初至5世紀。封土墓內部為石室，包括中小型無壁畫封土石室墓和大中型有壁畫封土石室墓。中小型無壁畫封土石室墓的上限，與積石石室墓出現的時間相當，其下限可到高句麗政權滅亡之後。大中型有壁畫封土石室墓的時代在4世紀中葉至7世紀初。積石石壙是高句麗本民族的墓葬類型。4世紀初，高句麗接受中原文化影響，墓葬內外結構發生改變，石壙變石室、積石變封土，幾乎是同時進行的，一共持續了4、5兩個世紀，積石石室墓則是這期間出現的過渡形式墓葬，其數量不多，至5世紀末，便和積石石壙墓一起被日趨發展起來的封土石室墓取而代之了。在此發展演變過程中，墓葬的葬俗也在發生著程度不同的變化。
高句麗墓葬大都分布在山坡、山腳或河谷兩旁。相比之下，積石墓多在地勢較高之處，封土墓多在地勢較低之處。其中，積石墓往往依地勢高低自上而下成縱行排列，每行長達幾十米、乃至百米以上，上邊的早，下邊的晚，下邊的墓依上邊的墓修築。據和近代世界其他地區民俗學的調查材料對比，知道高句麗積石墓中的這種排列現象，應屬原始氏族族葬的遺俗。5世紀以後，隨著積石墓的消失，該現象也走向消亡。在積石石壙墓葬中，還發現了不少火燒的跡象，壙坑中的石塊都被燒結，隨葬的陶器、鐵器、銅器被燒變形，與燒結的石塊粘連在一起，可見其溫度是相當高的。這種火燒跡象迄今只發現於積石石壙墓中，而積石石室和封土石室墓中都沒有發現，說明它是與積石石壙墓並存的一種古老葬俗。
關於高句麗墓葬的葬具，在封土石室墓中出土多例棺釘、棺環和棺板殘片，說明這時已普遍使用的是木棺。而在積石墓中很少看到上述木棺構件，其中在規模較大的積石墓中出土的卻是兩端作同向彎曲的鐵扒鋦，推測這些墓葬中使用的應是木槨，木槨用材粗大，以鐵扒鋦連接固定。《梁書·高句驪傳》記載當時的高句麗墓葬「有槨無棺」，應是指此而言。可見由木槨變為木棺，是與石壙變石室同步的。
高句麗崇尚厚葬，從以往發現來看，儘管未被擾亂或盜掘的墓葬所剩無幾，但發掘中仍出土多種隨葬品，有陶器、釉陶器和各種金屬器等，其中出土於4-5世紀中型積石墓內的比較多。從20世紀80年代起便開始對陶器進行綜合研究，(52)其大體變化是，陶質由夾砂變為泥質，陶色由紅褐色變為灰色，製法由手制變為輪制，常見器物是罐、壺類，後來增加了盆、缽、盒、灶、釜、甑等，其中變化特徵明顯的是四耳展沿壺；4世紀受樂浪地區漢文化影響出現了釉陶。金屬器中有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兵器和馬具，其中生活用具有的是中原輸入品，兵器中鐵鏃尤其多見，馬具發達，從中可看出鮮卑族的影響。(53)
高句麗民族及其政權，是我國東北及東北亞地區歷史上有很大影響的一個民族和政權。通過以上介紹可以看出，在以桓仁、集安為中心的廣大區域內保留的高句麗遺存是相當豐富的，而且從中既可以看出高句麗民族文化的自身傳統和地區特徵，同時還可以看出與周鄰民族和地區文化交流的影響，尤其是中原文化的影響。因此，有計劃地研究和保護好這些重要遺存，對於研究我國東北及東北亞地區的考古和歷史是相當重要的。新中國建立以來，遼寧、吉林兩省的若干處重要的高句麗遺存已先後被列為省級或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4)2004年我國申報的「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項目，在於蘇州召開的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順利通過為世界文化遺產。今後，我們將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進一步提高責任意識，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
注釋：
①《隋書》卷81《東夷·高麗傳》：「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新唐書》卷220《東夷·高麗傳》：「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
②陳大為：《桓仁縣考古調查發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1期。
③遼寧省博物館：《遼寧本溪晉墓》，《考古》1984年第8期；1960年在小市鎮內發現的另兩座，1986年得以發掘，但形制簡化，出土物也少，參見《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王增新：《遼寧撫順市前屯、窪渾木高句麗墓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第10期。
④撫順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遼寧撫順高爾山古城址調查簡報》，《考古》1964年第12期；徐家國、孫力：《遼寧撫順高爾山城發掘簡報》，《遼海文物學刊》1987年第2期。
⑤周向永、趙守利、邢傑：《西豐城子山山城》，《遼海文物學刊》1993年第2期；崔玉寬《鳳凰山山城調查簡報》，《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富品瑩、吳洪寬：《海城英城子高句麗山城調查記》，《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許明綱：《大連地區高句麗四座山城略考》，《博物館研究》1996年第1期；楊永芳、楊光：《岫巖境內五座高句麗山城調查簡報》，《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丹東虎山高句麗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9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寬甸虎山高句麗泊汋城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曹桂林、王鐵軍：《鐵嶺境內五座高句麗山城簡介》，《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周向永、王兆華：《遼寧鐵嶺市催陣堡山城調查》，《考古》1996年第7期；周向永、王兆華：《遼寧鐵嶺張樓子山城調查》，《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周向永等：《遼寧開原境內的高句麗城址》，《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撫順市博物館、新賓縣文化局：《遼寧新賓縣黑溝高句麗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第2期；撫順市博物館：《遼寧新賓縣轉水湖山城》，《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佟達：《新賓五龍高句麗山城》，《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撫順市博物館：《遼寧新賓縣高句麗太子城》，《考古》1992年第4期；周向永：《西豐城子山、鐵嶺催陣堡兩山城重戍卒營地的相關問題》，《東北史地》2011年第1期；梁志龍、王俊輝：《遼寧省桓仁縣高儉地山城調查》，《東北史地》2011年第1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2009年遼寧桓仁縣高儉地山城發掘簡報》，《東北史地》2012年第3期。
⑥李曉鍾、劉長江、俊岩：《瀋陽石台子高句麗山城試掘報告》，《遼海文物學刊》1993年第1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瀋陽市石台子高句麗山城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10期；瀋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遼寧瀋陽市石台子高句麗山城第二次發掘簡報》，《考古》2001年第3期；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市石台子高句麗山城2002年Ⅲ區發掘簡報》，《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市石台子高句麗山城蓄水設施遺址》，《考古》2010年第12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台子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⑦辛占山：《桓仁米倉溝高句麗「將軍墓」》，載《東北亞考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⑧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館、桓仁縣文物管理所：《遼寧桓仁縣高麗墓子高句麗積石墓》，《考古》1998年第3期。
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調查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⑩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撫順市博物館：《遼寧撫順市施家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7年第10期。
(11)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瀋陽市石台子山城高句麗墓葬2002—2003年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10期；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瀋陽市石台子山城高句麗墓葬發掘簡報》，《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12)大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連城山山城2005年調查報告》，《東北史地》2006年第4期。
(13)梁志龍、馬毅：《遼寧本溪市平頂山高句麗山城調查》，《東北史地》2009年第5期。
(14)吉林省博物館：《吉林輯安高句麗建築遺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
(15)吉林省博物館輯安考古隊、輯安縣文物管理所：《吉林輯安高句麗南道和北道上的關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第2期；方起東：《吉林輯安高句麗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第1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輯安榆樹河流域高句麗古墓調查》，《考古》1962年第11期；吉林省博物館：《吉林輯安五盔墳四號和五號墓清理略記》，《考古》1964年第2期；王承禮、韓敘華：《吉林輯安通溝第十二號高句麗壁畫墓》，《考古》1964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五盔墳四號墓》，《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
(16)吉林省博物館輯安考古隊：《吉林輯安麻線溝一號壁畫墓》，《考古》1964年第10期。
(17)吉林省文物工作隊、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長川一號壁畫墓》，載《東北考古與歷史》第1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18)陳相偉：《集安長川二號封土墓發掘簡記》，《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1期。
(19)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的兩座高句麗墓》，《考古》1977年第2期。
(20)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縣兩座高句麗積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萬寶汀242號古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6期。
(21)集安縣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麗國內城的調查與試掘》，《文物》1984年第1期。
(22)柳嵐、張雪岩：《1976年集安洞溝古墓清理》，《考古》1984年第1期。
(2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溝古墓群禹山墓區集錫公路墓葬發掘》，載《高句麗研究文集》，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3年。
(24)董學增：《吉林龍潭山高句麗山城及其附近衛城調查》，《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延邊博物館：《延邊文物簡編》，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1988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隊：《高句麗羅通山城調查簡報》，《文物》1985年2期；遼源市文管所：《吉林遼源市龍首山城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94年第3期；唐洪源：《遼源龍首山再次考古調查與發掘》，《博物館研究》2000年第2期。
(2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編著：《洞溝古墓群1997年調查測繪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2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洞溝古墓群禹山JYM3319號墓發掘報告》，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吉林集安高句麗墓葬報告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
(2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吉林集安高句麗墓葬報告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其中禹山2112號(JYM2112號)在1994年先作過清理，報告見《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28)張福有、遲勇、孫仁傑：《集安蒿子溝墓地調查與東川王陵考》，《東北史地》2006年第3期。
(29)《周書·異域傳》：(高句麗)「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浿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別為宅於其側，不常居之。」
(30)魏存成：《高句麗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調查發掘報告》附錄《桓仁縣下古城子高句麗城址1998年調查與試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04－315頁；李新全、梁志龍、王俊輝：《關於高句麗兩座土城的一點思考》，《東北史地》2004年第3期。
(31)《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第六：「(故國原王)十二年(342)春二月，修葺丸都城，又築國內城。」「國內城」的全名在《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中這是第一次正式出現。
(32)3世紀中葉，魏將丘儉攻破丸都城，東川王二十一年(247)春二月，「王以丸都城經亂，不可復都，築平壤城，移民及廟社。」(《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第五)因為此時位於今平壤的樂浪郡仍然存在，高句麗不可能遷移到那裡，於是有學者認為此處的平壤有可能是山下平地城。近年有學者提出此時的平壤城應是位於集安東北45公里之鴨綠江上游右岸的良民古城，該城址於1964年被淹沒在雲峰水庫內，參見張福有：《高句麗第一個平壤城在集安良民即國之東北大鎮——新城》，《東北史地》2004年第4期。
(33)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麗國內城址的調查與試掘》，《文物》1984年第1期。
(34)方起東：《集安東台子高句麗建築遺址的性質和年代》，《東北考古和歷史》第1輯，1982年。
(35)《冊府元龜》卷985，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1571頁。
(36)陳大為：《遼寧高句麗山城初探》，載《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辛占山：《遼寧境內高句麗山城的考察》，《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王綿厚：《鴨綠江右岸高句麗山城研究》，《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陳大為：《遼寧高句麗山城再探》，《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魏存成：《吉林省內高句麗山城的現況與特徵》，該文曾於1999年漢城第五次高句麗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之後又收入遠方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黑土地的古代文明》論文集。
(37)王綿厚：《高句麗古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38)關於中國境內發現的高句麗山城，前不久筆者再次進行了整理，參見《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1期；對於朝鮮半島之朝鮮境內發現的高句麗山城，前不久筆者也進行了初步整理，參見《邊疆考古研究》9，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
(39)《翰苑》注引《高麗記》：「焉(烏)骨山在國西北，夷言屋山，在平壤西北七百里，東西二嶺，壁立千仞，自足至巔，皆是蒼石，遠望巉岩，狀類荊門三峽。其上無草木，唯生青松，擢干雲表。高麗於南北峽口築斷為城，此即夷藩樞要之所也。」轉引自《遼海叢書》第4冊，瀋陽：遼瀋書社，1985年影印本，第2519頁。
(40)撫順市博物館、新賓縣文化局：《遼寧省新賓縣黑溝高句麗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第2期；遲勇：《高句麗都城的戰略防禦系統》，載《高句麗研究文選》，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3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五女山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92頁。
(41)《舊唐書·高麗傳》記：「(貞觀)五年(631)，詔遺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時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伐其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
(42)梁振晶：《高句麗千里長城考》，《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
(43)李健才：《東北地區中部的邊崗和延邊長城》，《遼海文物學刊》1987年第1期；馮永謙：《高句麗千里長城建置辨》，《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1期，《高句麗千里長城「西南至海」段考古調查報告》，載鮑玉春、王禹浪主編《東北歷史地理論叢——紀念李健才先生從事東北歷史地理研究50周年專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2年；張福有：《高句麗千里長城調查要報》，《東北史地》2010年第3期。
(44)吉林省考古研究室、集安縣博物館：《集安高句麗考古的新收穫》，《文物》1984年第1期。
(45)《三國志》卷30《烏丸鮮卑東夷·高句麗傳》：「(高句麗)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種松柏。」
(46)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葬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陳大為：《試論桓仁高句麗積石墓的類型、年代及其演變》，載《遼寧省考古、博物館學會成立大會會刊》，1981年；方起東：《高句麗石墓的演進》，《博物館研究》1985年第2期；魏存成：《高句麗積石墓的類型與演變》，《考古學報》1987年第2期；魏存成：《高句麗遺蹟》第3章第1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孫仁傑、遲勇：《集安高句麗墓葬研究》第5章，香港：亞洲出版社，2007年。
(47)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和地理志記載，朱蒙在位19年，死後葬龍山，「大武神王三年(20)春三月，立東明王廟」，其後新大王、故國川王、東川王、中川王、故國原王、安藏王、平原王、榮留王數次去卒本祀始祖廟，說明東明王廟和王陵始終都在卒本、即今桓仁之地，而不在集安，也不在平壤。高句麗第28位王寶藏王葬於西安附近。第21至27之7位王，以往多認為是葬於朝鮮半島平壤地區，近年也有學者提出仍葬於集安，墓葬的類型皆為大型封土石室壁畫墓。參見張福有、孫仁傑、遲勇：《高句麗王陵通考》，香港：亞洲出版社，2007年。
(48)集安市博物館：《集安高句麗碑》，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年；林法：《集安麻線高句麗碑小識》，《東北史地》2013年第3期；徐建新：《中國新出「集安高句麗碑」試析》，《東北史地》2013年第3期；魏存成：《關於新出集安高句麗碑的幾點思考》，《東北史地》2013年第3期；孫仁傑：《集安高句麗碑文識讀》，《東北史地》2013年第3期；耿鐵華：《新發現的集安高句麗碑初步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5期；張福有：《集安麻線高句麗碑探綜》，《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5期。
(49)魏存成：《高句麗考古》第2章第4節，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劉宣堂：《中國集安高句麗壁畫墓與遼東、遼西漢魏晉壁畫墓比較研究》，載韓國高句麗研究會編《高句麗研究4·高句麗古墳壁畫》，首爾：韓國學研文化社，1997年；耿鐵華：《高句麗古墓壁畫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
(50)這5座積石石室墓是折天井墓、禹山下41號、山城下798號、山城下1408號、山城下1405號；1座積石磚室墓是禹山3319號；24座封土墓中角觚、舞踴、三室、四神、冉牟、環文6座墓報告於1940年在日文《通溝》下卷中發表，龜甲蓮花、散蓮花、美人、通溝12號4座墓當時在其他文章中也有簡單報導，新中國建國後又重新清理了通溝12號墓和三室墓，其餘14座是新發掘的，即麻線溝1號、山城下332號、長川2號、山城下983號、長川1號、長川4號、下解放31號、五盔4號、五盔5號、萬寶汀645號、萬寶汀1368號、山城下1305號、山城下1407號、東大坡365號。2008年出版的《高句麗古墳壁畫研究》又增添了6座，但介紹簡單，也沒發表線圖，其中封土墓5座：JYM2174號、JWM0709號、JWM1022號、JSM0491號、JSM1020號，積石石室墓1座：JSM0725號。
(51)張福有、孫仁傑、遲勇：《高句麗王陵通考》，香港：亞洲出版社，2007年。
(52)耿鐵華、林至德：《集安高句麗陶器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1期；魏存成：《高句麗四耳展沿壺的演變及有關的幾個問題》，《文物》1985年第5期；喬梁：《高句麗陶器的編年與分期》，《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53)楊泓：《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文物》1984年第4期；魏存成：《高句麗馬具的發現與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王巍：《東亞地區古代鐵器及冶鐵術的傳播與交流》下編第2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54)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桓仁五女山城、瀋陽石台子山城、鳳城鳳凰山山城、吉林市龍潭山城、集安洞溝古墓群、集安丸都山城與國內城、柳河羅通山城、通化市自安山城。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