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山嶽情結:多少地名來自「三山五嶽」?

中華網文化 發佈 2022-11-05T01:25:52.642555+00:00

在中國境內的三級階梯上,山地、丘陵的面積更是高達663.6萬平方千米,占全國總面積的69.1%。屹立於平原、河谷、高原之上的高大山嶽、低矮丘陵,自然也構成了華夏先民認知自身所處地域的巨大而鮮明的地標。

在中國境內的三級階梯上,山地、丘陵的面積更是高達663.6萬平方千米,占全國總面積的69.1%。屹立於平原、河谷、高原之上的高大山嶽、低矮丘陵,自然也構成了華夏先民認知自身所處地域的巨大而鮮明的地標。它們也隨著華夏文明的演進,而被用來指稱一座座城鎮,並隨著城鎮的興衰、區劃的調整、政權的更迭,而逐步遺存到今日之中國地名當中。

蓬萊閣,坐落在山東省煙臺市蓬萊區北瀕海的丹崖山上,始建於北宋嘉祐六年(1061),為我國四大名樓之一。「蓬萊」是我國境內唯一以文化信仰中虛構仙山命名的「山名地名」,秦始皇尋仙和八仙過海的故事也給當地蒙上一層神秘色彩,歷來有人間仙境的美譽

三山五嶽與五鎮:

華夏山嶽崇拜的頂流名山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經5000餘年甚至上萬年信仰推崇的名山,無外乎三山、五嶽與五鎮。除了三山的傳說過於古遠難尋外,五嶽五鎮則隨著唐宋為首的中原王朝不斷認證封禪而在中華大地上留下深刻的「地名烙印」。

「三山五嶽」原本可能只是華夏族群最初定居之地周邊的群山。「三山」在秦漢以前往往指崑崙山、不周山等為首的一眾遠古神山,在秦漢以後則隨著秦皇漢武大力從事的求仙升仙活動而衍生出蓬萊、方丈、瀛洲的海上仙山追求,魏晉南北朝以後逐漸成熟的道教也把「三山」作為求道升仙的追求目標融入道教神話體系之中。由於春秋戰國時期燕齊兩國所處的山東半島與河北平原是距離中原地區最近的海濱,海市蜃樓的頻發促使燕齊誕生了大量求仙方士,方士與道教徒對於海上仙山的追求,自然就落實到了河北、山東的濱海之地。2020年撤市設區的山東省煙臺市蓬萊區(原蓬萊縣級市),便是因為海上仙山「蓬萊」而得名,方丈與瀛洲就沒那麼幸運了,都沒能成為一個地名,這也使得「蓬萊」成為我國境內唯一因為文化信仰中虛構仙山而命名的「山名地名」。

五嶽五鎮本來只是先秦時期各地邦國在自家境內祭祀的名山,比如嵩山就是夏禹夏啟部落聯盟的祭祀神山,各邦國也會根據自身所在地域的實際去祭祀不同的高山。秦漢帝國的統一方才為華夏文化整體意義上五嶽的成型奠定基礎,而我們今日的五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東嶽泰山、中嶽嵩山、西嶽華山自從漢宣帝確定後就再無變動,南嶽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其實一直是指安徽天柱山(古稱霍山),天柱山也曾被稱作「潛山」,所以它所處的縣級市,如今仍舊被叫作「潛山」,到隋文帝時則下詔把南嶽的名頭給了如今的衡山。北嶽在明清以前一直是指河北曲陽大茂山(古稱恆山),恆山在漢代為了避諱漢文帝劉恆,也被稱為「常山」,所以東漢末年名將趙雲的老家「常山」,其實本質上就是指古北嶽古恆山腳下的土地,也即今日河北省中部地區。直到明清時期才因為京師在北嶽之北,北嶽遷移到了今日之山西恆山。

天柱山,位於安徽省安慶市潛山市,因其主峰如柱倚天而得名「天柱」,古稱潛山。南嶽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直是指天柱山(即潛山),潛山市便得名於此。隋文帝時下詔將南嶽名頭給了如今的衡山

東嶽泰山腳下的泰安市、岱嶽區、泰山區、新泰市,地名中的「泰」「岱」便分別是泰山的大名(泰山)與別稱(岱嶽)的體現,其中「新泰市」的「新」字則來自其境內的另一座山峰「新甫山」。這座「新甫山」之所以會被西晉羊祜選為地名,也是因為此山正是秦皇漢武封禪泰山時的離宮。西嶽華山腳下的華陰市、華州區(原華縣),中嶽嵩山西側的嵩縣,南嶽衡山腳下的南嶽區、衡山縣、衡陽市、衡東縣、衡南縣,自然均與東嶽泰山相似,都是五嶽崇拜在地名中的反映。相對而言,晚至清初才完成遷移的北嶽恆山就很「無奈」了。由它影響的地名均曾出現於漢、魏、隋、唐、遼、元諸朝,以石家莊正定縣為核心的冀中地區便是常山郡、恆山郡、恆州之所在,奈何明清以後便被鎮州、真定所取代,這才沒能傳承至今日。

至於「五大鎮山」,最初在唐以前其實只有「四鎮」,北宋以後才把今日山西省霍州市的霍山(今名太岳山)列為中鎮,其餘四鎮分別是北鎮醫巫閭山、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西鎮吳山,地位低於五嶽,卻又高於各地名山。它們起源與五嶽相同,均是被大一統王朝承認了的原地方山嶽崇拜。除掉本質上是源自沂水的東鎮沂山外,五大鎮山影響的地名,如今唯余北鎮醫巫閭山,遼寧省錦州市下轄的北鎮市便是因鎮山而得名。南鎮會稽山原本是會稽郡的得名緣起,會稽一度在秦漢時期包括今天的浙江省、福建省大部分地域,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縮小轄境,直到中唐時期被「越州」所取代,最終與「越州」一道,成為浙江省紹興市的古稱。

秦嶺隴山與祁連:

從中原山嶽到北方天山

秦嶺山脈是華夏文明腹地的高大山地之一。狹義上的秦嶺僅僅指代關中平原與漢中盆地之間的高大山脈。如果我們從更廣大的視域來看,就會發現秦嶺余脈實質上既向東「伸向」河南的伏牛山、熊耳山,與桐柏山、大別山若即若離,也向西在甘肅境內與漢水、嘉陵江上游的群山相接,進而與青藏高原遙遙相望,是一個名副其實界分南北的高山。五嶽中的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前南嶽(潛山),五鎮中的西鎮吳山,其實都是大秦嶺的余脈。河南平頂山市(伏牛山余脈平頂山)、魯山縣(伏牛山余脈魯山),陝西山陽縣(秦嶺之陽坡),本質上都是受到秦嶺向東延伸余脈山峰名在歷史上與行政區劃名的長期互相影響而形成的地名。

在秦嶺主脈的周邊,自然也有不少「以山為名」的地名,它們大多都是秦嶺余脈名稱的直接反映。除了華嵩二岳外,還有以太白山為名的陝西省寶雞市太白縣、以武功山為名的陝西省咸陽市武功縣、以陳倉山為名的陝西省寶雞市陳倉區。太白、武功、陳倉,在關中平原西部的渭河南岸依次分布,正是秦嶺這一系列高山對於八百里秦川最為直觀且深刻的「景觀影響」。

自寶雞向西北前進,順著千河(汧水)古道而上,河谷的西側便是隴山(今六盤山南段),東側則是岐山。「隴」通「壟」,「岐」通「崎」,隴山如同田壟一般屹立於秦川之上,岐山則崎嶇不堪,「田壟」與「崎嶇」均是古人對於山形地貌的常見概括。不過由於關中平原之於華夏文明的重要性,以及西周王朝崛起時「鳳鳴岐山」的文化影響力,這才把隴山、岐山專門用在了關中西部。如今的陝西省隴縣、岐山縣便是對其境內隴山、岐山的「文化投射」。自隴山繼續北上,便是道教名山——崆峒山,平涼市的崆峒區便因此而得名。崆峒之名,可能與此山洞穴較多有關。自崆峒山進一步北進,就會進入到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地界,在自治區的西部,有一座南北向分布的賀蘭山,與寧夏北部的黃河平行,這裡的賀蘭山很可能是因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活躍於此的遊牧族群賀蘭部曾在此駐牧,山下的賀蘭縣,也便因此得名。匈奴鮮卑人口中的「賀蘭」,後來演變為蒙古語的「阿拉善」,意為「五彩斑斕之地」。

拜寺口雙塔,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縣境內賀蘭山脈附近,是迄今為止保存最為完整的西夏佛塔,雙塔均高13層。魏晉南北朝時,賀蘭族曾在此駐牧,故該山得名賀蘭山,當地為賀蘭縣

越過隴山、崆峒山、六盤山、賀蘭山所形成的斷斷續續的地理界限,便是古代的「隴西」或「隴右」地區。如今的隴西縣距離嚴格意義上的隴山山脈已有將近150千米的距離,這是因為歷史上的隴西郡郡治就在今隴西縣及其周邊,一度囊括今日隴山以西的渭河上游、洮河流域以及西漢水上游谷地,把整個黃河與隴山之間都納入了治下。然而地跨三個流域,自然難以實現有效治理,這就使得秦漢以後的「隴西」逐漸縮水,而且郡級政區本身也大幅貶值,這才導致今日之隴西縣形成一個並不與隴山相鄰的狀態。古「隴西」的南界大致由岷山與今日之「川西」界分。岷山是青藏高原東緣群山與秦嶺、大巴山諸脈交匯處的一座大山,在岷山北部,洮河岸邊的甘肅省定西市岷縣便是因「岷山」而得名。自岷縣東進,隴南市的宕昌縣、徽縣,也是因為境內的宕昌山、徽山而得名。岷縣、宕昌縣、徽縣的群山,正是三國時期諸葛亮、姜維北伐與鄧艾、鍾會滅蜀的主要軍事行動區域,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巴氐流民南下建立成漢、氐人楊氏建立仇池國的氐人活動區。群山並未擋住周邊的族群,看似處於華夏腹心與青藏高原雙重邊緣的隴南川西山區,其實也是周邊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漢水流域、關中平原、隴西山地相互交流的交通中心。而這個「交通中心」的文化就是大山裡的「羌文化」,岷、宕昌與徽,很可能都是來自古代羌語的音譯。

自隴西西進,抵達黃河岸邊,便是如今甘肅省省會蘭州之所在了。蘭州在漢魏南北朝時期古稱「金城郡」,隋唐時期因其城南有座皋蘭山而逐漸啟用「蘭州」之名。而皋蘭山的得名,最初很有可能來自西漢軍隊到來之前的羌人或匈奴人,很可能就是「河」的意思。如今的蒙古語依舊把河流稱為「郭勒」,便很有可能是對羌人或匈奴人的繼承。所以,皋蘭山本義或許就是「河流旁的大山」,入漢以後,被附會上了高崗、山嵐、蘭草之含義,這一現象在蘭州及其以西的整個西北地區其實都很常見。如果我們自蘭州溯黃河而上,又能在甘肅省與青海省交界的地方,見到一個名喚「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的地方,它的得名便是源自祁連山的東南余脈——積石山,積石山及其所屬祁連山脈,也構成了接下來青海省與甘肅省長達1000千米的天然界山。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越過黃河,來到在祁連山腳下自東南延伸向西北的河西走廊,就會在這個祁連山下的雪山融水綠洲走廊間看到大量用祁連山及其餘脈命名的地名。「祁連」二字在古代北方遊牧族群的語言中,就是「天」的意思,它往往也被音譯為「撐犁」「狄歷」「敕勒」「騰格里」,所以祁連山如果意譯過來,就是「天山」的含義,代表了草原遊牧族群自古以來對於「天」的崇拜。而祁連山之所以一直被叫作祁連山,完全是因為漢武帝君臣的「強力認證」,這才把崑崙山、祁連山、天山三山的名號,從公元前2世紀末一直用到了今天。

祁連山處於甘肅省與青海省之間,山脈深處屬於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連縣便是直接以祁連山為名,因為它恰好處於青海北出河西走廊的祁連山脈深處。張騫與隋煬帝當年進入河西走廊,便是通過如今的祁連縣地界,抵達扁都口,直接進入張掖地區的民樂與山丹兩縣地界的。山丹縣,本名刪丹,因其境內有座刪丹山而得名刪丹,王莽時期方才改名山丹。河西走廊地區的低海拔高山也多呈現丹霞地貌中的丹朱色,所以更名「山丹」倒也算是對當地地貌的一個如實反映。至於「刪丹山」之本義,很有可能也是北方遊牧族群語言詞彙在漢代的音譯,或許就是蒙古語裡的薩日朗,一種火紅的百合花,也被稱為「山丹花」。

航拍下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連縣與牛心山。祁連縣恰好處於青海北出河西走廊的祁連山脈深處,直接以祁連山為名。牛心山藏語稱「阿咪東索」,意為「眾山之神」,海拔4667米,位於祁連山東部,俯瞰祁連縣,一山盡攬四季

我們繼續西進,來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這個絕大多數地名均來自邊疆少數民族語言或漢代綠洲古國的省級政區,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一些直接用漢語山名命名的政區。比如烏魯木齊市的天山區,作為自治區黨、政、軍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機關所在地,天山區無疑是現代新疆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天山」本身既是漢武帝以來中原王朝對於新疆中部高大山系天山的稱呼,更是匈奴以來各大草原遊牧族群進行「天山」崇拜的自然對象。從斯基泰人、匈奴人到鮮卑人、突厥人,再到回鶻人、蒙古人,在草原上籠蓋四野的「長生天」,無疑是一個超越一切自然地貌的客觀存在,而那些能夠「峻極於天」的高大山系,自然會被視為是接近天神的存在。處於東西草原絲綢之路正中間的天山,往東是孕育著東亞北部遊牧族群的蒙古大草原,往西是孕育著歐亞內陸遊牧族群的歐亞大草原,自然會成為「天山」信仰的中心。

風景名勝區:

山嶽崇拜的現代迴響

如果說,天地崇拜、聖賢加持、仙山追求是助推山嶽名號在歷史時期便逐漸成為地名並影響至今日的區縣級以上的三大歷史動力的話,那麼現代社會的旅遊文化與市場經濟的刺激,則為一些從未在歷史時期從山嶽名號變成縣市地名的山嶽提供了一大良機。而這一部分地名變動,也是近30年來地名變動的一大緣由。

處於東南地區的武夷山、黃山、廬山、井岡山便是最為典型的案例。武夷山縣級市原為崇安縣,是北宋淳化五年(994)沿用至1989年的千年老縣名。黃山地級市的歷史名稱主要為新安郡、歙州、徽州府,1986年至1988年的區劃調整中才逐漸設置黃山縣級市與黃山地級市,取代了原本的徽州。廬山山區原屬周邊的九江縣、星子縣,廬山管理局、廬山區、廬山縣級市先後設立,就是為專門管理廬山所進行的不同時期的嘗試。井岡山縣級市也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因其紅色聖地的地位而逐漸取代原本的寧岡縣,成為如今之規模的。除卻行政管理的因素外,旅遊市場的勃興、名勝文化的傳揚,無疑是上述四地「以山為名」的主要動力。

另外,在全國各地也有不少省會城市或重要城市,因為市轄區的設置需要,而必須在原有地級市名外另選一名作為「區名」,從而在區縣級、地市級之間,形成顯著區別,避免混淆,城市古稱、山川名勝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其中,選擇山川名勝作為新設區區名的案例,除了本地名勝背后豐富且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這個因素外,無疑都有運用旅遊經濟之思維選取地名的潛在動力。比如天水市麥積區(麥積山石窟的佛教藝術)、長沙市嶽麓區(嶽麓山/嶽麓書院的文化意義)、黃石市西塞山區(著名詩篇「西塞山前白鷺飛」)、合肥市蜀山區(大蜀山)、滁州市琅琊區(琅琊山上有歐陽修的醉翁亭)、無錫市惠山區(惠山上的惠山寺)、廣州市白雲區(白雲山)、徐州市泉山區(泉山公園)等。利用佛教藝術、儒家文化、升仙文化與詩歌典故為地方命名,使得當地得以聞名周邊,甚至馳名天下,無疑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市場相結合的生動寫照。

在山嶽地名方面,我們也會經歷「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的奇妙過程。或者說,「因山為名」只是一個稍顯粗大的線索,能讓我們依託地理形貌,一窺大量地名之來歷,明晰人文與地理的交互作用。在這個探究過程中,一個地名究竟是不是完全來自山嶽,其實已經不再重要了,因山為名的山嶽地名更像是一個媒介,一個能夠讓我們發現人文與自然不斷互動影響的絕佳媒介。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