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學大儒
龔道耕先生的經學沿革略說
李冬梅
立足於儒家經典的中國經學，作為我國古代傳統學術的主幹，由漢至清，綿延了2000多年。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數次的演變，中國經學因經書文字與內容的不同，在今文學與古文學的相互紛爭之下，歷代經學家研究的旨趣亦各有不同，從而形成所謂的漢學、宋學以及清學之別。
關於中國經學的具體沿革與流變，《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首次作了分期說明，其云：「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四庫館臣認為2000多年的經學演變，共有6次變遷，依次為兩漢時期、魏晉至宋初時期、宋初至宋末時期、宋末至明初時期、明正德至明末時期、清初時期，並以拘、雜、悍、黨、肆、瑣6字概況6個時期各自的弊病，而最終統歸於漢學、宋學兩派。
其後，有關經學通史或經學歷史方面的著作相繼出現，這些著作或以朝代為斷，或以學派為別，對中國經學史的分期提出各自意見。如皮錫瑞著《經學歷史》，大體全以朝代為斷，將中國經學史分為10期，為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春秋時期）、經學流傳時代（經學傳於孔門，七十二子支流，分於戰國）、經學昌明時代（西漢）、經學極盛時代（東漢）、經學中衰時代（魏晉）、經學分立時代（南北朝）、經學統一時代（隋唐）、經學變古時代（兩宋）、經學積衰時代（元明）、經學復盛時代（清代）。皮氏這一分期，優劣共存，其優點是簡明扼要，又不失系統性，將二千年來經學的變遷，清晰明了地呈現給讀者，「為經學史辟一新途徑」①。其不足則是學術演變的脈絡不清，學術發展的軌跡不明。舒大剛先生曾說：「學術產生和發展有政治因素，但也不完全隨著改朝換代而變化。一種學術的發展和勃興，必然有其自身的理路；一種新興學術取得統治地位，也有一個由漸而肆、由微而顯的過程。上一個學術典範的結束，其實也是下一個學術典範的孕育。」②因此，皮錫瑞關於經學史的這10個分期，有學者就認為，「他的分期看來清清楚楚，實則不清不楚，是一種表面上的分期，只在現象上求同存異，而沒從根本上去探究原因。他的分期說也反映了明顯的今文經學立場」③。周予同先生也指出不要忘記皮錫瑞是經今文學者，不要忘記皮錫瑞究竟只是一個經學家而不是史學家，對於《經學歷史》這部著作，「假使粗忽的披覽，似乎不能將經古今文學、宋學的發生、變遷、異同、利弊一一明晰地顯示給我們。他不能超出一切經學的派別來記述經學，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幟之下來批評反對派。誠然，就經學說，他是沒有失掉立足點；但是，就史學說，他這書就不免有點宣傳的嫌疑了。」④
繼皮錫瑞《經學歷史》之後，龔道耕先生亦著有《經學通論》。龔道耕（1876—1941），字向農（又作相農），一字君迪、悲庵，別署蛛隱，晚而重聽，又自號翁。其先浙江會稽人，家牒承傳，蔚為士族。七世祖受易公，官四川長壽典史。八世祖湘浦公，就養來蜀，會故人黔西李恭勤公世傑總督四川，請參幕府，暫游成都，樂其土風，遂家焉，因著籍成都。祖玉彬，廣西平南、蒼梧等縣知縣，以軍功擢知府，治行卓異，遂高止足，棄官而歸。父維翰，附貢生，署理番廳教諭，創辦成都縣小學堂及師範班，博學開敏，有聞於邦，有子7人，先生居其長。清光緒二年丙子（1876），先生生於成都，歷縣學生員、副貢、舉人，隨後即入貲為內閣中書。但無意做官，遂歸故里，專事教育。光緒末年，先生曾在四川學務處襄理辦學諸事，為其涉足教育行業之始。至父藩侯創辦成都縣小學，先生亦參贊其事，從此與教育結下畢生情緣。其後，先生亦曾任官立四川優級選科師範學堂監督。至辛亥革命後，先生又歷任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眉山縣立中學、成都縣立中學校長。民國十五年（1926）起先後任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成都師範大學代理校長。民國二十年（1931）國立成都師範大學與公立四川大學、國立成都大學合併成立國立四川大學，先生乃卸師大校長任，專任國立四川大學、華西協合大學兩校教授，主講經學，直至民國三十年（1941）謝世。
龔道耕先生不僅僅是近代四川高校的知名教授，亦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學術大家、蜀學的重鎮人物、一代經學大師。先生於學為大儒，於行為大師，兩肩道義，經師人師，為完人矣。故姜亮夫言「先生始終以儒師為職志，牖啟民愚，成就多材，貞壯為世所罕見，毀家以救上庠之厄，而非專固自私，則亦儒者傳習所事，醇雅為當時學人之所不及。則學識人品，俯仰不愧其所業，門子弟與時人皆奉為大儒、純儒」①。其學問淵博，勤於著述，學貫四部，平生所著論著自《倉》《雅》《說文》、音韻、訓駁，以及經注、經疏，輯遺校勘，無不涉獵。其學又不拘家法，漢宋兼主，今古並治，左右採獲，卓然成一大學宗。其著《經學通論》一書，系龔道耕先生任教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時，在所編經學講義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的一部經學概論著作。是書卷首有華陽林思進丙寅（民國十五年，1926）二月《敘》，述及撰著大略和刊刻緣由，云：「方庚子、癸卯之際，吾與龔君相農年皆盛壯，亦嘗稍稍窺覽其域。退而審諦，知不必然，陵夷至今，猥怪之說，視昔尤眾，凡當日號稱聞人鉅子者，莫不俯首卻行，仰號令為進退。嗚呼！學之不講，乃至是乎！今者群咻漸止，讀經之聲稍傳庠序，而相農以經教授吾蜀高等師範者十年矣。其搘柱飆狂濤駭中者最久，於是有《經學通論》之作。諸弟子著錄者，亦並服膺師說，惟恐或失，請於君，得印行之。」②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創建於民國十五年（1916），先生於是年起在此任教，為諸生講授經學，歷時10年之久，在其所編經學講義的基礎上，故有《經學通論》之作。
是書正文除設《群經名義》《群經篇目》《群經學說》三章論述經學的基本問題和主要內容外，又設有《經學沿革略說》一章，按照經學的發展脈絡來闡述各個時期的經學流變。其具體分期就是將中國經學史分為「經學始於孔子」「晚周秦代經學」「漢初至元成時經學」「哀平至後漢經學」「鄭氏經學」「魏晉經學」「南北朝經學」「隋及唐初經學」「中唐以後至北宋經學」「南宋元明經學」「明末清初經學」「清乾嘉經學」「道咸以後經學」13個時期。
統觀龔道耕先生的13期分法，與皮錫瑞的10期分法相比較，實有出人意表者。如將「鄭氏經學」劃分為一個時期，先生說：「兼用今古兩家之學而會通為一者，鄭玄是也……黃初以後，鄭學遂立博士……自建安以及三國，數十年中，今古兩學皆微，而鄭氏學統一天下矣……自茲以後，經學惟有鄭學、非鄭學兩派，而無復今古之辨矣。」①以一個經學人物統領一個時期，這還真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分法。
再如，不是簡單地以兩漢或者西漢、東漢劃分兩漢時期的經學，而是細緻地劃分成「漢初至元成時經學」「哀平至後漢經學」兩個時期，指出：「漢代之經學，皆傳自秦代者也……西京一代，詔令所引，奏疏所述，民間所業，皆博士所職之經，官師合一，無復歧途……此西京經學之所以稱盛也……由哀平以後，至後漢之末，二百年中，經學之爭議，則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於後漢。古文之名，始於西京之季。」從兩漢時期經學的發展脈絡而言，從今文經學的形成、嬗變以及古文經學的興起、今古文經學之爭，再到鄭學的小一統，龔道耕先生遵循學術發展脈絡，依據歷史事實進行學術分期，的確是比較恰當的做法。其他如「隋及唐初經學」「中唐以後至北宋經學」「南宋元明經學」「明末清初經學」「道咸以後經學」等分期，大體也是遵循了這一思路。
蒙文通先生研究史學史，最注重通識，其「通觀達識，明其流變」的史學思想為眾所周知。蒙先生說：「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立地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②誠然，講學術史更應當關注學術自身的流變和發展軌跡，不能簡單、粗暴地僅以朝代的更替來論述，因為一種學術的興起和終結，與一個朝代的建立和滅亡並不是在一個完全相同的時間軸上，學術的發展和演變有其自身的理路。因此，龔道耕先生對中國經學史的分析，能夠以學術演變的脈絡為準，注意到每個時期的不同特點，是非常理智、正確的做法，這相較於僅以朝代廢興而分期者實更具特識。舒大剛先生於此就給予高度評價，他說：「歷觀龔氏的十三個分期，其中固然有按時代或朝代劃分者，有的也是約定俗成的，如『晚周秦代經學』『魏晉經學』『南北朝經學』『清乾嘉經學』等。但是，更多的則是將一個朝代分成前後兩段，或將幾個朝代合成一個時段，如『漢初至元成』『哀平至後漢』『隋及唐初』『中唐以後至北宋』『南宋元明經學』『明末清初』『道咸以後』等等；有的甚至將一個人劃分為一個時代，如『孔子』『鄭玄』等。這樣劃分看似零亂，時間長短也不一致，其實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且更能體現學術之萌芽、轉變和盛衰之真正面貌，更能看出學術典範轉換之軌跡。」③龔道耕先生的友人龐俊也評論其《經學通論》一書說：「明經學流變，秩如有條，視皮鹿門《經學歷史》，有過之無不及也。」④即指此而言。
龔道耕先生治經不主門戶之見，漢宋兼采、不分今古，遂成就了先生在經學上的博大精深。故其所作經學著述，或議論卓識，或考證精湛，盛著一時，深為學者景仰，蜀中故有林（思進）、龔（道耕）、向（楚）之學。
來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李冬梅（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員）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