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們周邊大戲連台，地區乃至全球國家逐鹿亞太、縱橫捭闔，十分精彩。
節奏一快，大家說就看得有點眼花繚亂，所以今天我們來捋一捋，然後講一講我們的總體構思。
1
目前的格局
我們先來講講這個月幾場會的會議主體，因為只有主體搞清楚了，我們才能知道其中的邏輯：
第一場是10號到13號在柬埔寨首都金邊開的東亞峰會，會議主體為東協。
每年東協開自己的年會時，會同期邀請其他八個東南亞周邊國家召開東亞峰會。
這八個國家中，東協和中日韓三國有固定的10+3機制，這個機制保障了過去二十年西太平洋地區的總體安全穩定，我們也是藉此闖過無數激流暗礁，至今仍受益匪淺：
另外五國屬於域外國家，分別是澳、新、美、俄、印，這是東協為平衡地區內部懸殊的實力差距而向外借力的戰略布局。
這裡有一點我們要重視一下：
等距離外交、動態平衡是中小型國家和國家組織常見的外交模式，我們不能因此就指責東協胳膊肘往外拐，那樣說本質上就是「選邊站隊」的舊思維，更是對我們同東協之間強有力紐帶的不自信。
這一點的深層次原因，我們在第二部分分析東協大國平衡戰略形成過程時再展開來講。
總結一下，東亞峰會的成員國是這樣的：
（這也意味著，當我們在南海問題上提到域外國家時，不一定特指某個大國，也有可能是某個中等國家）
第二場會是15號到16號在印尼峇里島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G20），會議主體為全球二十個主要經濟體，今年輪到印尼當值主席國，所以峰會在印尼開。
G20成員國遍布各大洲：
從名單可以看出，G20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各半，這就為該機制的很多工作定下基調。
比如七月份開外長會的時候，我們曾介紹過雙方圍繞俄羅斯能否今年一系列G20會議而進行的幾輪角力。
總的來講，G20是目前全球戰略格局的一個縮影。
第三場會是18號到19號在泰國首都曼谷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會議主體為環繞太平洋的國家：
好，了解完三場會的主體差異，我們再把這三個機制合成一張表。
這張表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核心問題：
藍色字體國家為東協國家
從這張合表中我們能看出什麼特點呢？
我認為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中韓日、澳大利亞、印尼、美、俄均在三大組織中，處於三表的交集。
這就對應了目前亞太地區核心力量的分布情況。
或者用通俗的說法，這些國家就是目前亞太地區的主要玩家，每一個或多或少都擁有改變局勢的能量。
如果按照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政治光譜的排列，顯然雙方的力量是勢均力敵的。
這意味著什麼呢？
就意味著：
和平合作發展和戰爭分裂對抗，兩條路線誰想取得亞太地區的主導權，誰就必須爭取核心名單之外的其他東協國家。
東協穩定，則亞太穩定；東協不穩，則亞太不穩。
這一點不僅我們看到了，美國也看到了，包括東協自己也看到了。
而這就是過去三十多年亞太地區戰略博弈的主線。
2
美國亞太戰略的幾次嘗試
美國大規模經略亞太地區是從二戰時期開始，冷戰爆發之後，它更是抓緊布局，全力「防止共產主義蘇聯滲透」進東南亞。
1949年初，在澳大利亞強力推動，美國甚至嘗試建立和北約遙相呼應的太平洋公約組織。
這是美國第一次嘗試在亞太建立大規模軍事同盟組織。
這段歷史我們在我們未來會說（待更新），後來這個構想被我們用驅虎吞狼的策略，迫使澳美在日本是否加入的問題上陷入分裂，該組織也隨之不了了之。
此後，美國決定曲線救國，轉而通過與這幾個國家分別締結條約的方式，來確保自己在亞洲的軍事存在：
- 1951年8月30日，與菲律賓簽訂《菲美共同防禦條約》；
- 9月1日，與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
- 9月8日，與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
- 10月1日，與韓國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
這種1對1的形式也成為戰後美國影響亞太局勢的一個重要抓手。
比如1962-1975年美國介入寮國內戰的「秘密戰爭」就是中情局藉助在東南亞的軍事設施直接發起的。
但是，鑑於零散的條約不利於壯大反共聲勢，於是1954年9月6日，美國又拉攏英、法、澳、紐西蘭、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八國在菲律賓首都馬尼締結《東南亞條約》，東約組織正式成立。
這是美國第一次正式在亞太建立大規模軍事同盟組織。
在最初的計劃中，美國將以此為基礎，逐步滲透並擴大在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力，最終組建一個泛亞太的軍事組織。
後來，東約由於內部矛盾重重，各成員國相繼退出，只能於1977年6月30日正式宣布解散。
至此，美國在亞太地區兩次構建軍事同盟組織的努力接連遭受挫敗。
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嚴峻、亞太各國沒有安全上的緊迫感嗎？
並不是，無論是二戰剛結束的五十年代，還是冷戰高峰期的六七十年代，時代主題都是兩強爭霸、陣營對抗，戰爭、動亂的危險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每個國家頭上，沒有人敢在安全上掉以輕心。
那是因為美國的實力不夠強大嗎？
也不是，此時的美國正是國勢如日中天的時候，軍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水平遠超亞太國家。
那為什麼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組織就硬是建不起來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絕大多數的亞太國家飽經歷史滄桑，因此有著深刻的和平、合作傳統和理念，比起戰爭對抗，這裡的人民更傾向於安居樂業。
這也是不結盟運動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誕生於本地區的思想基礎。
第二個原因，就是亞太地區的差異性實在太大了，這裡有不同的社會制度、宗教文化、風俗習慣，國家發展階段和社會發展水平也千差萬別，這就使得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利益傾向和路徑選擇。
因此，想在亞太地區組建一個大規模的軍事同盟，難度遠比在歐洲更大。
這就是美國兩次嘗試接連失敗的主要原因。
但是，美國會就此放棄主導亞太的想法嗎？
當然不會，因為資源豐富、人口眾多、交通便利、文化成熟的亞太地區，天然蘊含著無窮的發展潛力，任何一個有全球爭霸野心的大國都會不會輕易放棄在這裡的主導權。
尤其是美國，它可是接連撬了英法在東南亞乃至大洋洲的所有牆角才站到亞太的C位，怎麼可能甘心勞而無獲？
可是，最拿手的軍事同盟不行，應該怎麼辦呢？
正當美國政府深感無從下手之時，一個由亞洲自發孕育的構思引起了它的注意。
這個構思就是PECC，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這是由日本於1965年11月最早提出的構想。
沒錯，在亞太主導權這個事情上，日本人也是動過要上位的心思的。
但是，受劣跡斑斑的侵略歷史限制，日本政府不可能在軍事、政治上有所作為，只能在經濟上想辦法。
於是它就有了通過整合亞太經濟秩序來獲得主導權的這個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計劃。
當然，美國不會允許這個事情發生，而日本在亞太地區也缺乏足夠的號召力，所以最終這場博弈以日本於1985年9月簽訂《廣場協議》、全面融入美國的遊戲規則而落下帷幕。
這段歷史我們今晚在外參號（ID：恆星戰略局，連結在文末）的次條發，免得篇幅過長，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時至今日，當初的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仍停留在民間組織的定位，沒能像後來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一樣升級為政府間國際組織。
日本退出之後，一路支持它的澳大利亞吸取教訓，開始聯合東協繼續推動環太經濟合作，最終於1989年11月在首都坎培拉成功召開首屆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
這就是亞太經合組織的前身。
此後，通過東協為主體、中韓日緊密配合，亞洲國家逐漸把握APEC的發展方向，扛住了美國想要完全控制並主導該組織的企圖。
特別是中國實現高速發展之後，採用的是支持東協完全獲取中心地位的正確戰略，使得APEC的主導權更加牢牢掌握在亞洲國家手中。
至此，美國爭奪亞太經濟主導權的計劃，也步兩個軍事同盟組織設想的後塵，化為泡影。
3
東協的崛起
在美日角力的過程中，東協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成為這場不對稱競爭中的最大贏家。
二戰之後，東南亞面臨的開局是非常被動的：
首先是英法等老牌殖民國家仍未完全退出、民族獨立解放事業仍未完成，其次是面臨戰後重建的艱巨任務，第三是美蘇冷戰打響、東南亞是最有可能成為交鋒前線的地區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國家出現三種不同的生存戰略選擇：
第一種是以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為代表的不結盟政策。這種政策的好處是可以在大國間充當中立角色、成為關鍵少數，但放在東南亞就有一個問題：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國家，和本地區其他國家甚至不在一個檔位，因此很難消除其他國家的戒心、把整個東南亞擰成一股繩。
比如當時的馬來亞（也就是今天馬來西亞的主體前身）獨立之父拉赫曼親王就敵視不結盟政策，轉而對西方一邊倒。
拉赫曼親王離世之後，繼任的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拉扎克提出了東南亞的第二種戰略選擇：中立化政策。
這種政策的好處是通過嚴格的自我限制和自我隔離，預先排除捲入大國競爭的危險，但短板也很明顯，那就是很難說服其他全球大國放棄爭奪東南亞的利益野心。
由於前兩種戰略都具有明顯的短板，所以在不斷的實踐試錯中，東南亞誕生了以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為代表的第三種戰略選擇：大國平衡政策。
大國平衡思想的提出，是李光耀基於對前兩種戰略優劣勢的深刻體會之後將其融匯升級而得，最大的特點就是更加具有現實性和可操作性：
首先，大國平衡積極順應而非消極獨立於大國爭霸的時代格局，使得東南亞可以更深層次融入世界發展的潮流中；
其次，大國平衡有利於發展多方友好關係，賦予東南亞以更加靈活和主動的姿態獲取更多外部資源；
第三，大國平衡能為利益選擇不同的東南亞國家提供最大公約數，能更好化解內部路線矛盾，加速東南亞的一體化進程。
這是融合了東方合縱連橫思想和西方離岸平衡理論精髓的一次區域主義創新。
客觀地講，這也是弱勢地區在不對稱競爭中通過正確的路線選擇而實現實力躍升的成功案例。
從此，東南亞開始了「左右逢源」的時期。
我們有些同志以前對這種行為很不理解，認為這不就是牆頭草嗎？
其實不是，牆頭草是一邊倒，而且是哪邊風強就順哪邊的風，而大國平衡恰好相反——
它堅決拒絕一邊倒，反而是哪邊勢弱就支持哪邊。
舉個例子，在兩強格局的冷戰時期，作為大國平衡戰略提出者的李光耀就敏銳意識到中國對東南亞的重要性，並不遺餘力推動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正常化，他本人更是在中新尚未建交的1976年、1980年、1985年和1988四次訪華，帶頭與中國簽訂一系列合作協議。
到冷戰末期，新加坡已成為中國的第四大外資來源國和第五大貿易夥伴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外匯順差來源國之一，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
而在建交問題上，他既能在1990年中國處於西方制裁的情況下頂住壓力建交、以彰顯對中國的支持，又始終堅持必須等推動中國和東南亞大國完成建交才建交、以彰顯東南亞的整體性，顯示出極強的戰略原則性。
再舉個例子，冷戰結束後，面對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東協又於1994年和1996年分別創設地區論壇和亞歐首腦會議機制，積極發展同歐盟、俄羅斯、印度等全球力量的關係，並連續吸收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加入組織，成功稀釋了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東協與中日韓三國「10+3」合作機制，就是在這段時期正式啟動的。
正是這種敏銳的反應速度和高效的執行力，使得美國沒能在最有利的歷史階段搶占先機、獲得亞太地區主導權。
如今，東協地區論壇已發展成為亞太地區主要的官方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平台，為亞太政治、安全穩定發揮巨大作用。
進入21世紀之後，東協又積極推動與中國、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印度等國家的自貿區建設，並於2005年聯手中韓日創設東亞峰會，極大加速了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
面對亞太的整合趨勢，美國自然不會自甘淪為局外人。
因此，2008年，歐巴馬政府以「不能任由中國制定全球經濟規則」為口號，高調宣布加入並主導強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其本質，就是想通過另起爐灶，和亞洲國家再爭一把主導權。
沒有人想到最終美國會臨陣脫逃
為了抗衡美國的反擊，2012年11月，在柬埔寨金邊舉行的東亞峰會上，東協與中、韓、日、印、澳、新共同發表《啟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談判的聯合聲明》，正式啟動這一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區建設進程。
2020年11月15日，RCEP正式簽署。
從今年1月1日起，RCEP對汶萊、柬埔寨、寮國、新加坡、泰國、越南、中國、日本、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等10國正式生效，2月1日起對韓國生效，3月18日起對馬來西亞生效，5月1日起對緬甸生效。
目前，RCEP的15個簽署成員國中生效成員數量已達13個。
剩下的印尼和菲律賓，印尼已經完成國內批准程序，預計將於12月1日起生效；而根據前天的最新消息，菲律賓有望在年底前批准。
從東協地區論壇到東亞峰會，從10+3到RCEP，我們除了看到東協善於打戰略平衡牌之外，還應該看到這些現象背後更加本質的東西，那就是：
東協歸根到底是亞洲的，是真正希望亞洲能實現永久和平和普遍繁榮的。
而這才是東協能實現崛起的真正的道義基礎。
對比其他地區各種引狼入室和數典忘祖的亂象，我們應該尊重並珍視東協這種清醒堅定、有理有節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
4
中國的道路
如果要給我們和美國在國際政治上尋找不同點，我認為最顯著的區別之一就是雙方對於國際關係的方向理解是不一樣的。
美國人認為世界上存在一種單一、明確、恆定的價值準則，而它作為「最接近」這種「神諭」的國家，應擔負起同化其他國家的「使命」；
而中國人認為這個世界應該允許和尊重不同的價值準則存在，因為不同地區的人民在千差萬別的歷史實踐中沉澱出來的認知肯定不同，要求別人按自己的認知來行事是無理且行不通的。
這就決定了美國在行動上一定是黨同伐異，而中國則追求求同存異。
正是基於這種對規律的深刻認知，使得我們在亞太地區從不爭奪主導權。
不爭，是怕我們爭不過嗎？
當然不是，按照西方國家的歷史，當國家實力上升到全球前五時它們早已「天下布武」，以中國現在的總體國力，在西太平洋和美國強分個高下也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那樣有意義嗎？
沒用任何意義，因為它只會帶來無盡的戰火和動亂，最終損害的還是包括我們在內的所有人的未來。
而如果我們選擇的是美美與共，則眾人拾柴火焰高，亞洲才能抓住穩定發展的寶貴戰略機遇期，很多本來困難的事情做起來也會迎刃而解。
這才是真正的長遠利益所在。
另一方面，正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東協的根本立場是亞洲立場、根本目標是希望亞洲和平繁榮。
既然目標是一致的，那還有什麼可以去爭呢？
這就叫合理性。
這種基於有利性和合理性的考量，就是我們為什麼選擇支持東協中心地位的根本原因。
那支持東協中心地位，是不是我們就專門打輔助呢？
當然不是，我們採取的第二個策略，叫以德服人。
2013年10月，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印尼正式提出。
九年來，中國在基建、金融、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等諸多領域與東協開展了一系列高級合作，取得豐碩成果。
以基建為例，中老鐵路的開通助力寮國實現從「陸鎖國」到「陸聯國」的夢想，金邊-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通車打通了柬埔寨經濟「任督二脈」、印尼雅萬高鐵建設進入試運行階段、中老泰鐵路、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系列項目建設提速、中馬、中印尼「兩國雙園」做大做強，這些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直接把東南亞一步帶到基建領先時代。
關鍵是，在這些合作中，中國從未主動要求採用中國標準或附加苛刻條件，真正把支持東協中心地位落到實處。
試問，這樣的中國誰會不愛呢？
正是得益於這樣的合作，東協才從08年金融危機的泥潭中迅速回血，重新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
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今年前10個月東協-中國雙邊貿易額已達7984億美元、同比增長13.8%，領先東協-美國貿易額一倍有餘。
也因此，此前我們和東協相對滯後的安全合作，近年來也亮點紛呈，防長會晤、海上聯演、軍官智庫交流等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取得重大突破，打擊跨國犯罪、防災減災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也日益頻繁。
2018年10月，東協與中國舉行海上聯合演習，這是東協首次與單一國家舉行聯合軍演，半年後的2019年4月，雙方又舉行第二次聯合軍演。
這是一組有歷史分量的圖片
此後的2019年9月，東協和美國的首次聯合軍演才安排上。
外交無小事、軍中無兒戲，這種順序安排顯示出的用意，一目了然。
眼看亞洲合作和一體化進程順利推進，美國自然是坐不住的，因為在它看來這是損害它的利益的——
在零和博弈的思維里，無論是東協主導還是中國主導，它都將不可避免地淪入次要位置。
因此，它在今年年初公布的新版《印太戰略》中明確提出新的干涉思路，當時我們在分析的時候將其概括為：
穩住盟友、分化東協、消除內部矛盾、升級外部矛盾，最後爭取槍口一致對著中國。
而在經濟領域，則提出如今的《印太經濟框架》。
總而言之，美國目前的思路就是凡是不能由它主導的亞太合作機制或平台，一概應予以弱化，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在其專門針對中國而構建的新機制上，如全球基建與投資夥伴計劃（PGII）、AUKUS、QUAD和印太經濟框架等。
這就是川普時期連續缺席東亞峰會、拜登今年也以家庭事務為由缺席APEC會議的根本原因。
APEC是亞太地區最早、最大的整體性官方經濟合作機制，美國總統不來是一件非常能說明問題的重大事件。
用美國《外交學者》雜誌的話說，國家領導人率領本國代表團參加APEC會議是慣例，拜登的缺席顯得有問題，釋放了錯誤信號，「恐怕會把贏得亞太的機會讓給中國」。
這個說法固然還是在用冷戰思維來看待中美關係，但卻也反映出美國政府目前為棄子爭先而不惜頂住輿論壓力的果斷和決絕。
可惜的是，中國從來沒有想過要「贏得亞太」，中國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共建亞太。
至於亞太最終哪條路線能勝出，那只是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水到渠成的結果。
或許，這就叫：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