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致魯迅的一封信

南方都市報 發佈 2022-11-28T08:53:35.218515+00:00

這些名人書信均是紀念館館藏,內容涉及教育、文學、語言、美術、戲劇、出版、翻譯等領域,書寫者有魯迅、葉聖陶、梅蘭芳、陳望道、范文瀾、巴金、卞之琳、臧克家、蕭軍、丁玲、郭沫若等50餘人。

姚一鳴

今年10月,去魯迅紀念館參觀了「一紙書信 萬千情懷:上海魯迅紀念館收藏名人書信展」。這些名人書信均是紀念館館藏,內容涉及教育、文學、語言、美術、戲劇、出版、翻譯等領域,書寫者有魯迅、葉聖陶、梅蘭芳、陳望道、范文瀾、巴金、卞之琳、臧克家、蕭軍、丁玲、郭沫若等50餘人。展覽特別選取了與圖書出版、左翼文藝、現代版畫、魯迅研究等相關的70多封書信,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歷史價值。

展覽上有一封施蟄存致魯迅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封信用紙是「現代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用箋」,信末未署年份,按展覽圖錄釋,為「1933年,施蟄存致魯迅信,為寄還插圖和溝通柔石詩稿手跡《秋風從西方來了》的事宜」。信不長,茲錄如下:

「魯迅先生,茲檢出『柔石紀念'插圖原稿寄上,惟柔石詩稿一紙制板時略有行損,乞寬宥。即頌撰安。晚施蟄存敬上 七月」

查沈建中編撰《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版),在1933年7月的條目中,7月10日有施蟄存致魯迅信的記錄,但未收入此信內容。按「魯迅日記」是7月18日收到信的:「晚得施蟄存信,復程靖宇函。」當天的晚上魯迅又復施蟄存一信:「10日惠函,今日始收到。近日大熱,所住又多蚊,幾乎不能安坐一刻,筆債又積欠不少,因此本月內恐不能投稿,下月稍涼,當呈教也。」

關於《現代》雜誌刊用柔石詩稿手跡,是因魯迅先生的文章《為了忘卻的記念》。在1933年2月底,施蟄存收到了魯迅托人送來的《為了忘卻的記念》文稿,對於是否刊用,他是有所猶豫的。施蟄存晚年回憶道:

「魯迅給《現代》的文章,通常是由馮雪峰直接或間接轉來的,也有托內山書店送貨員送來的。但這篇文章卻不是從這兩個渠道來的。那一天早晨,我到現代書局樓上的編輯室,看見一個寫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拆開一看,才知道是魯迅的來稿。問編輯室的一個校對員,他說是門市部一個營業員送上樓的。再去問那個營業員,他說是剛才有人送來的,他不認識那個人。這件事很是異常,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後來才聽說,這篇文章曾在個雜誌的編輯部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可知魯迅最初並沒有打算把這篇文章交給《現代》發表。看了這篇文章之後,有點躊躇,要不要用?自己委決不下。給書局老闆張靜廬看了,他也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才決定發表……」(《關於魯迅的一些回憶》)

另據施蟄存1933年2月28日日記載:「魯迅先生紀念柔石的文章,應該是編在第5期的時,但因為稿子送來時,第5期稿已全部排訖,只得遲到今天。稍微失去一點時間性了。……」

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在漢口路東方旅館被捕。1931年2月7日或8日晚上,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五位左翼革命作家被國民黨反動軍警秘密殘害在龍華司令部。魯迅先生在兩年後的1933年2月,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施蟄存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下午雨。柔石於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為記念。'這一天所作的文,就是《為了忘卻的記念》。在文章末尾,魯迅也記下了寫作月日,但卻是『二月七日-八日',好像這篇文章寫了兩天。這篇文章有七千字,需要寫兩天才完成,這是極有可能的。但是我以為,魯迅這樣記錄,並非為了表示這篇文章寫了兩天,而是未確定柔石遇害準確時間,這樣寫的意義是為了記念柔石。……」(《關於魯迅的一些回憶》)

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回憶了與白莽(殷夫)、柔石在文學事業與生活上的多次交往和感觸,特別記敘了他們被捕後的獄中生活以及遇害的情景。《為了忘卻的記念》最初發表於1933年4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

對於《現代》第二卷第六期的編輯,施蟄存在晚年曾回憶道:「我向魯迅要來了一張柔石的照片,一張柔石的手跡(柔石的詩稿《秋風從西方來了》一頁)。版面還不夠,又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畫《犧牲》。這是魯迅在文章中提到並曾在《北斗》創刊號上刊過的。……」(《關於魯迅的一些回憶》)施蟄存致魯迅的信反映的正是這一內容,同時也可折射出《為了忘卻的記念》刊文前後一些史實。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施蟄存與魯迅只是一個編者與作者的關係,他們書信往來,談及更多的也是寫稿、約稿、刊稿等。那時的魯迅已成為左翼文學的代表作家。對於標榜中間路線施蟄存編的《現代》雜誌,魯迅也會時常寫稿支持,除《為了忘卻的記念》以外,魯迅還在《現代》雜誌上刊過《論「第三種人」》《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關於翻譯》等文章。但就在這一年的10月,魯迅的一篇刊於《申報·自由談》的《重三感舊》,揭開了和施蟄存推薦「《莊子》與《文選》」展開了論爭。魯迅1933年11月5日在致姚克信中曾寫道「我和施蟄存筆墨官司,真是無聊的很,這種辯論,五四運動時候早已鬧過的了,而現在又來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過《文選》,不過以此取悅當道,假使真有研究,決不會勸青年到那裡面去尋新詞彙的。」(魯迅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信)

在1933年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論爭及1935年關於施蟄存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筆仗後,施蟄存與魯迅的關係極轉直下,魯迅在1933年的《撲空》一文中,終於罵出了「洋場惡少」:「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著渺渺茫茫,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洋場惡少'……」施蟄存晚年在《浮生雜泳》(六十九)中自嘲地寫道:

「粉膩脂殘飽世情,

況兼疲病損心兵。

十年一覺文壇夢,

贏得洋場惡少名。

……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混跡文場,無所得益。所得者唯魯迅所賜『洋場惡少'一名,足以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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