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文學?為何文學?王德威談《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南方週末 發佈 2022-11-28T10:52:14.878691+00:00

2022年6月,在英文版面世五年後,簡體中文版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王德威認為它不應該再停留在2014年,增加了新的內容,比如熱門網劇《慶餘年》的原著作者貓膩分享自己如何受到《平凡的世界》的影響。

2010年前後,哈佛大學出版公司找到學者王德威,邀請他主編一套中國現代文學史,自此王德威和學術同仁開啟了一場文學意義上的「冒險」。

在數年編輯工作中,王德威組織了全球155位專家學者參與,以184篇文章(繁體字版)構成了一部體例獨特,長達千頁的論述。為了適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這套《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陸續出了英文、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三個版本。

2022年6月,在英文版面世五年後,簡體中文版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王德威認為它不應該再停留在2014年(英文版編寫的截止日期),增加了新的內容,比如熱門網劇《慶餘年》(2019年)的原著作者貓膩分享自己如何受到《平凡的世界》的影響。

這部文學史一反以往文學史以大師、經典和歷史事件來貫穿的線性書寫,代之以一個個時間點和條目,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面貌以散點輻射的方式呈現出來。王德威希望這樣的方式可以將時間和意義顯現不同的交匯關係,從而爆發新意。

編寫團隊採用編年順序,以一百多個關鍵時刻為切入點,把晚明文人楊廷筠(1562—1627)、耶穌會教士艾儒略(1582—1649)等的「文學」新詮作為開篇,展示了學界莫衷一是的現代文學開端的多種可能;止於當代作家韓松(1965— )所幻想的2066年西行漫記「火星照耀美國」,將目光投向未來。

在這部文學史中,王德威和同仁一起打破了文學由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四大文類組成的慣例,將墓志銘、演說、音樂、電影、報紙、語文課和網絡文學納入了文學史的範疇,拓展了文學的邊界。

學者陳婧祾是《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助理主編,她認為時代在變化,文學也在發展,文學並不具有本質性的形態。今天被視為經典的《荷馬史詩》,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以口傳的形式存在,而並非可以閱讀的文字。

有一天,陳婧祾給小表妹念起了溫庭筠《菩薩蠻》的詞句「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熟悉古典文學的人自然知道這首詞是《花間集》開卷第一篇,但表妹卻說她會唱這首歌,這是電視劇《甄嬛傳》的插曲。陳婧祾說:「我不得不感慨,如果不是這樣一部大熱的電視劇,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會知道有這樣一首詞的存在。當原本被傳唱的詞重新變成歌詞的時候,它就是我們現代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不論是「字幕組」的網友試圖用古典文學裡的字句翻譯一部印度的電視劇,還是人們在網絡上熱聊《夢華錄》或者《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樣的流行劇集,這些看似「不入流」的事物,都是文學史的一部分。在她看來「文學的意義恰恰在於它是人生活的一部分」。

復旦大學中文系學者陳思和為《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了《重寫文學史》一章,回憶自己和學者王曉明於1988年7月在《上海文論》雜誌發起「重寫文學史」專欄的過程。

他認為,如果說1988年提出的「重寫文學史」的口號,算是建議開窗戶,那麼王德威的文學史就是在舊房子的旁邊,集中海內外各門各派建築工匠,建造起一座新的大廈。

王德威沿用了海德格爾「世界中」的觀念來形容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認為「世界中」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僅僅意味「中國走向世界」,更是一個意義複雜的、湧現的過程。

熟悉文學史的讀者也會發現,儘管內容十分豐富,這本新編的文學史似乎存在明顯的「疏漏」——就連魯迅的作品也僅僅涉及《狂人日記》和有限的雜文,當代作家裡也僅觸及到莫言、王安憶等少數作家。但對於王德威來說,這種「不求全」正是他所致力思考、想像歷史的方式。他認為這部文學史的重點在於「經過文學史的角度記錄、觀察中國追尋現代性的起伏與得失」,而不僅僅是關於一個名為「現代中國文學」的學科史的介紹。

王德威。 (受訪者供圖/圖)

王德威希望有心的讀者可以透過書中草蛇灰線的布置觸類旁通,把中國現代文學的故事接著說下去。對於他來說,這部文學史不再強求一家之言的定論,而在於投射一種繼長增成的對話過程。他寫道:「文學史所投射的巨大空隙成為一種邀請,有待讀者一起參與,持續填充現實,更新觀念。」

實踐「文學性」,是一種有意識的「書寫」歷史姿態。

南方周末:2022年6月,你作為主編的《哈佛新編現代文學史》在中國大陸出版,你在導論中寫道,這部書是近年英語學界「重寫中國文學史」風潮的又一嘗試。英語學界「重寫中國文學史」的現狀是怎樣的?你怎麼理解這種「重寫」的意義?

王德威:文學史需要重寫,尤其「文學」作為承載歷史的符號,更多了一層自我反射的意義。一般文學史強調大敘事,以大師、經典、事件作為起承轉合的論述。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尊重大敘事的歷史觀和權威性,但同樣關注「文學」遭遇歷史時,所彰顯或遮蔽、想像或記錄的獨特能量。如何自覺地凸顯文學史的「文學」性,以期有別於其他學科的歷史書寫,成為編者面對的首要挑戰。

在英語世界,以國家或地區為坐標的文學並非顯學。1961年,夏志清先生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成為經典。之後所見或者僅止於描述性的歷史,或總論式介紹,難有突破。一個甲子過去,與時俱進的媒介、場域和體裁的變化,需要新的文學史呈現。我希望這部講述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的書展現出「文」的廣闊。「哈佛版」現代文學史試圖大膽地做一次文學的實驗,這實驗雖然呼應哈佛出版公司策劃的新文學史系列的模式,其實是對夏先生晚來的致意。同時,也是以編年模式回歸時間或事件的素樸流動,向中國傳統史學論述的致意。

這部文學史以單篇文章構成,風格包括議論、報導、抒情甚至虛構,題材則從文本文類到人事因緣、生產結構、器物媒介,不一而足。這些文章各有所指,反映「何為文學」與「為何文學」的辯證。習慣傳統文學史「綱舉目張」的讀者可能立刻指出此書的疏漏與不足。許多有關本書的編輯策略與得失,在導論中也作出反省。但「重寫」的意義也許正在於此。如何評價這部文學史當然付諸公論。

南方周末:這部新編的文學史介紹了普實克、夏志清、王瑤、錢理群等人的文學史實踐,套用現在流行的詞,有點「元文學史」的意味,文學史里為什麼要寫「文學史」?對既有文學史的觀照,為哈佛版帶來了什麼?

王德威:這套書意在叩問「文學史」作為一個學科、一種論述、一套文史互動的法則,本身是如何生成的,的確具有「元文學史」意味。除了普實克、夏志清、王瑤、錢理群等人的文學史實踐,這套書也介紹了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如何在清末民初出現。1904年,京師大學堂設立文學科後,年輕教師林傳甲受命撰寫《中國文學史》,為教學所用,繼之以黃人、章太炎的文學史。他們的撰述都受到西方或日本文學史的影響。

除此,本書也介紹五四時代雅俗文人如何定位啟蒙運動與文學的意義,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抽屜里的文學」還有1980年代陳思和、王曉明「重寫文學史」的號召等等。

當代中國學界各種文學史的撰寫編印層出不窮,幾乎可以以「文化工業」視之。中國絕對是文學史大國。這樣的現象固然牽涉「文學」作為經典知識的共識,教學和文化行銷的目的,也更說明我們——不論是學院內外——對文學/歷史更深一層的敬意與執念。回顧現代歷史有多少重要事件竟然是以文學作為發端,如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就可以思過半矣。

南方周末:你認為「歸根到底,本書最關心的是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和『史』——或狹義的『詩史』——的對話關係重新呈現」,這句話要如何理解?為何要回歸到中國的「文史」傳統中去,它是否是普通讀者閱讀這本書的鑰匙?

王德威:本書英文題目是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而不是比較傳統的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換句話說,重點是經過文學史的角度記錄、觀察中國追尋現代性的起伏與得失,而不僅僅是關於一個名為「現代中國文學」的學科史的介紹。

就此我們必須回顧中國傳統文學與歷史的錯綜關係。學者早已指出,歷史經驗是否或如何能再現,是歷代史家爭議的話題之一。敘述歷史——以期重現歷史中的人和事——不僅需要史料研究和史識框架,也需要修辭技巧和史家的誠信與自許。《論語》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一般認為「史」信而有徵,仿佛比「文」更可信。孔子卻表示,歷史話語踵事增華,反可能比文學更為誇張失實。「文」和「史」必須相與為用,才能展示一個真實而有意義的世界。司馬遷的成就庶幾近之。在史事和史識,文采和情操各方面,他創造了理想的典範。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抒情與鄉土作家沈從文甚至認為偉大的歷史必先是偉大的「文學」史。

一般文學史不論立場,行文率皆以史筆自居。《哈佛新編》無意唐突這一典範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誠為這本新編《文學史》的基石。但我以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慮「文學」史之所以異於其他學科歷史的特色。我們應該重新彰顯文學史內蘊的「文學性」:文學史書寫應該像所關注的文學作品一樣,具有文本的自覺。

但我所謂的「文學性」不必局限於審美形式。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的判斷或欣賞,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必須不斷被凸顯和檢視。准此,《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作者們以不同風格處理文本內外現象,力求實踐「文學性」,就是一種有意識的「書寫」歷史姿態。

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不止一個

南方周末:「哈佛版」文學史將現代文學的歷史推前到1635年的晚明,這點大大顛覆了我們既有的認識。關於現代文學的開端,目前有錢理群等人在《現代文學三十年》一書中定義的1917年(這一年《新青年》發表了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到你的著作《被壓抑的現代性》中提出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斷。如今哈佛版更進一步,追溯到晚明,如何理解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的界限和交疊?

王德威:本書時間點開始於1635年,結束於2066年,的確為這部文學史的敘事提供了想像及辯證層面,從而將什麼是「文學」,「文學的」歷史,「文學史」這些古老話題再次問題化。

事實上本書的開篇不止有1635年一個時間點,還有1932、1934年另外兩個時間點。嵇文甫、周作人分別自左右不同立場,將中國現代性上溯到晚明 (《哈佛中國現代文學史》以此為開端);日本京都學派更將宋代視為中國現代的起點。這類追本溯源的作法可以無限推衍,但也恰恰是我希望打破的迷思: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視為現代的開端。

讀者當然可以有見仁見智的反應或批評。「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一命題,《被壓抑的現代性》中譯本在內地出版後(2005)引起許多討論,至今不息。爭議最大的焦點在於,五四所代表的中國「現代」意義空前絕後,豈容與帝國末世的晚清相提並論?更何況「沒有」「何來」這樣的修辭所隱含的邏輯先後與高下之別。

我在書中強調,「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與其說是一錘定音的結論,不如說是一種引發批評對話的方法。我有意以在前現代中發現後現代的因素,揭露表面前衛解放者的保守成分,更重要的,我期望打破文學史單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論述。五四和晚清「當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從政治、思想到文化、生活範式都有天翻地覆的改變。但這不必意味兩者之間毫無關聯,更不意味歷史進展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回顧每一個歷史節點,我們理解其中的千頭萬緒,必然與偶然,連關與突變都有待後之來者的不斷思考定位。

延續「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命題,我們甚至可以推出又一層辯證:「沒有五四,何來晚清?」五四的意義坐標如此多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新舊知識分子的掙扎問難,從而理解他們來時之路的曲折。也正是因為五四所帶來的啟蒙思想,我們才得以發揮主體的「先入為主」立場,重新看出埋藏在帝國論述下無數的維新契機,被壓抑而復返的衝動。

南方周末:哈佛版將三百多年的時間統稱之為「現代」,出於何種考慮?提及「現代文學」,自然不可避免討論現代性的問題,你是如何理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的?

王德威:本書的思考脈絡並不把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看作是一個根據既定的時間表、不斷前進發展的整體過程,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具有多個切入點和突破點的坐標圖。這對目前中國文學史中「近代」「現代」「當代」三段論式史觀提出修正建議。例如,中國文學現代化曾被認為緣起於白話文學運動;但晚近的研究也顯示,維新的想像同樣來自「文」這一傳統概念的內部轉型,甚至傳教士孕育的翻譯文化也起到重要作用。

中國文學自19世紀後步入「現代」,究竟是什麼因素使然?傳統回答此一問題的方式多半著眼於西方列強侵略,鄉土意識興起,軍事、經濟和文化生產模式改變,城市文化流傳,心理和性別主體創生,以及更重要的,線性時間與革命時間衝擊下所產生的「歷史」時間。這些因素首先出現在歐洲,一旦在中國發生,不但將中國納入全球性循環體系,也激發出本土因應的迫切感。中國現代文學銘刻了這些因素,也為其所銘刻。

我認為這類描述也許觸及中國文學「現代化」肇始的條件,卻未能解釋中國文學獨特的「現代性」意義。全球政治和技術的現代化可能催生文學的現代性,但不論在時間順序或形式內容上,中國的現代文學無須亦步亦趨,重複或再現已有模式。《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企圖討論如下問題:在現代中國的語境裡,現代性是如何表現的?現代性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和經驗,因而僅僅是跨文化和翻譯交匯的產物,還是本土因應內里和外來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能量?西方現代性的定義往往與「原創」「時新」「反傳統」「突破」這些概念掛鈎,但在中國語境裡,這樣的定義可否因應「奪胎換骨」「托古改制」等固有觀念,而發展出不同的詮釋維度?最後,我們也必須思考:中國現代經驗在何種程度上,促進或改變了全球現代性的傳播?

南方周末:這套書的體例值得關注,過去文學史常見的是分階段,哈佛版卻是選「點」。所選時間點,未必是重要的歷史事件日期,甚至是撰稿人非常個人化的,比如胡志德的《尋找錢鍾書》標註的是「1972年;1947年」,前者是他個人初次接觸《圍城》的年份,這些方式,背後的考量是什麼?

王德威:我希望強調的無非是「歷史」與「時間」面向過去或未來的開放性。讀者也可能注意到,本書有的年份收錄的文章比較頻密,有的年份付諸闕如。有的年份代表歷史的後見之明,有的年份成為未來的預設。凡此固然可說是文學史編者就事論事,對歷史真相的觀察,但也不無對時間的快與慢,隱與顯,甚至「有意義」與「沒有意義」的反省。

胡志德教授這篇文章也有其偶然性。原來另有一篇關於錢鍾書與楊絳的文章,但作者最後不願意與哈佛出版公司簽署全球授權,因此必須撤下。胡教授是英語世界介紹錢鍾書的第一人,我邀請他從個人觀點,寫出「發現」錢鍾書的故事,效果意外良好。藉此我也再凸顯文學史本事就是充滿必然和偶然、遺憾與機緣的過程——我們的歷史,我們的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

文學史的時間滿載共時性的「厚度」,1935年即為一例。那一年,漫畫家張樂平(1910—1992)的漫畫《三毛流浪記》大受歡迎;電影明星阮玲玉(1910—1935)自殺,成為媒體的焦點;而河北定縣的農民首次演出《過渡》《龍王渠》等實驗戲劇。文學史的時間包容了考古學式的後見之明。

如同美國的胡志德教授1972年「發現」錢鍾書,1971年美國加州「天使島詩歌」首次公之於世,重現19世紀來美華工的悲慘遭遇;1997年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終於理解五十年前父母深陷國民黨白色恐怖之謎。

發現主流之外的「文學」和作家

南方周末:哈佛版涉及的內容,包括很多超出狹義文學外延的領域:翻譯、媒體、課程、木刻、漫畫、電影、網劇、舞蹈、搖滾、流行歌手鄧麗君……如何理解這種廣義的「文學」劃分?其中翻譯、課程、媒體、電影、漫畫是成系列的多篇文章,你是如何理解不同媒介的文學性的?

王德威:本書所包羅的多樣文本和現象也可能引人側目。各篇文章對文類、題材、媒介的處理更是五花八門,從晚清畫報到當代網上遊戲,從革命啟蒙到鴛鴦蝴蝶,從偉人講話到獄中書簡,從紅色經典到離散敘事,不一而足。不僅如此,撰文者的風格也各有特色。

按照編輯體例,每篇文字都從特定時間、文本、器物、事件展開,然後「自行其是」。夾議夾敘者有之,現身說法者有之,甚至虛構情景者亦有之。這與我們所熟悉的制式文學史敘述大相逕庭。

雖然如此,編輯過程中的取捨也曾有縝密考慮。絕大部分有關影音傳媒的篇章還是圍繞文字為主的文學,來思考文學在20世紀經歷的各種命名及重新命名的經過,還有「內緣」與「外緣」的互動經過,有的得到認可形成主流論述,有的則被忽略、壓抑,成為文學考據學的重重積累或斷層。

之所以擴大我對「文學」的定義和選材,主要如同上述,向傳統最廣義的「文」學觀念和實踐致意。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的一段話對我很有啟發:「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但另一方面,我當然也受到當代傳媒理論的影響,以為到了21世紀,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文」學在中國現世生活里媒介性的意義。

本書特別強調中國現代文學交錯互動的現象,所論中文與華語作品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撰稿者遍及中國與世界各地。超過半數的文章直接或間接觸及中外翻譯、傳媒問題,不是偶然。甚至本書中文版的出現也不妨作為一個翻譯事件看待。西書中譯,難免出現認知與行文落差。作為主編,必須因應語境轉換,對原文語義或不足、或冗贅處作出調整伸發。

南方周末:很多文學史里常見的文學社團、流派和思潮沒有在哈佛版以單篇文章突出。寫到作家,也多關注的是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某個面相,而非創作小傳和作品述評。「魯郭茅巴老曹」的權重發生了徹底變化,增加了不少不為一般讀者所知的作家。你是怎麼考慮的?

王德威:長久以來,我們習於學科建制內狹義的「文學」定義,論文類必談小說、新詩、戲劇、散文,論作家不外魯郭茅巴老曹,論現象則是各色現實主義外加革命啟蒙、尋根先鋒,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再熟悉不過的敘述聲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調。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仍然謹守20世紀初以來的規範,忽視與時俱進的媒介、場域和體裁的變化,未免固步自封。

南方周末:中國科幻文學在哈佛版文學史中也占據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位置,本書最後落點在2066年,關注科幻小說和人類未來,你一直關注和看重中國科幻小說,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科幻文學的?放在文學史的體系里,「未來寫作」意味著什麼?

王德威:科幻小說是中國文學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最重要的現象。但這一文類前有來者。在此之前,我曾在1998年出版的《被壓抑的現代性》英文版里專章介紹晚清小說的科幻文類。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中國未來記》,1903年魯迅翻譯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不約而同期望以虛構力量,擬造新中國。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文學現代性起源之一,就是科幻小說。

大約是在2008年,因為宋明煒教授的推薦(劉慈欣《三體》),我開始注當代科幻。2011年我在北大曾以《從魯迅到劉慈欣》為題,談中國當代小說的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

科幻在晚清曇花一現。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和行動者標榜寫實/現實主義,視其為最「科學」的方法參透社會真相,投射未來願景。這樣的信念有其歷史邏輯,但寫實/現實觀念所暗含的反映論、模擬論、典型論反覆操作下,久而久之,有可能機械式的樣本。現代作家的科幻作品為數很少,只有沈從文《阿麗思中國遊記》、張天翼《鬼土日記》、老舍《貓城記》等數本。1950到1980年代,廣義的科幻文學曾短暫復興。

如果現實主義論述強調「文學反映人生」,訴求再現真理,科幻論述則將注意力導向現實層面以外或以內,層層湧現的潮流,並承認其深邃複雜的向度。換句話說,科幻小說在題材極度陌生化的操作下,反而為那晦澀不可解的現實,甚至「真實」,布置了一探究竟的方法。

科幻即真實的論述不僅是社會學式的批判,更是一種認識論和倫理學的重新洗牌。如果說傳統寫實敘事強調模擬觀,力求栩栩如生、有血有淚的書寫,科幻論述則想像人與物、物與物聯動下,中介變化、傳導的種種可能,或突變虛擬的生命特徵或特定形式符號。

從韓松的《2066:火星照耀美國》(2000)到劉慈欣的《流浪地球》電影版公映(2019),中國和華語世界的讀者、觀眾進入了一個奇觀世界:宇宙裂變、星際戰爭,後人類、賽博格,還有種種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的興亡傳奇,這與前述的再現不可見的真實,或後人類式的穿越、跨域與超越,形成對話張力。也正因為這一張力,促使我們面對浩瀚星空,思索人之所以為人的終極意義。

科幻作家韓松小說里虛構的2066年成為王德威主編的文學史的時間下限。圖為在辦公室里的韓松。 (資料圖/圖)

漢語是「南腔北調」的集合

南方周末:你一直提倡「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除了用漢語寫作的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整體中,使用其他民族語言的作家是怎樣的存在?

王德威:《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收錄了從中國大陸到廣義的華語世界的作品。不論19世紀第一位中國留學生容閎的回憶錄,或馬來西亞北部叢林中馬共游擊隊傳閱的小說《飢餓》,這些文學現象都指向了中國經驗所帶來的巨大空間。

我使用華語語系的觀點,意在強調文學裡的中國的包容性,促使我們正視眾聲喧譁的現象。如此,中國文學包括兩個面向:華語世界裡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學裡的華語世界。前者將中國納入全球華語語境脈絡,觀察各個區域、社群、國家你來我往的互動消長;後者強調觀照中國以內,漢語以及其他語言所構成的多音復義的共同體。兩者都凸顯「中國」與(作為動詞進行式的)「世界中」的聯動性。

作為主流的漢語不必是單一語言,而是「南腔北調」的集合,不斷受到挑戰,也必須不斷做出回應。行有餘力,我們更注意華語世界各階級、社群、甚至網絡、虛擬空間,種種行話口語的表述方法。近年我的研究從華語轉向華夷文化之「變」的方向,意即在此。

這部文學史也關注西南少數民族和台灣先住民等民族文學。為了避免掉入多元形式主義的陷阱,我們不求面面俱到,而試圖從具體實例加以論述,從而思考「文學」的地緣詩學和社會影響。

南方周末:本書最終的題目依然是「中國現代文學」,你是如何理解這裡的「文學中國」概念的?你也強調這本書是一本「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如何理解「世界中」這個定位,它意味著什麼?

王德威:作為文明的中國,「文」的傳統源遠流長,意味著圖飾、樣式、文章、氣性、文化與文明。文是審美的創造,也是知識的生成。推而廣之,文學就是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從一個地域到另一個地域,對「文」的形式、思想和態度流變所銘記和被銘記的藝術。

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中國「文學」發軔於中國封建帝國末期,並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逐漸得以制度化。1902年,慈禧太后欽點政治家、教育家張百熙(1847—1907)對成立不久的京師大學堂進行改革。現代意義的「文學」原型是詞章這一學科,包括詩學、詞學、曲學、文章學、小說學等。這一設置結合傳統中國小學研究和西方浪漫主義以降的審美實踐,為現代文學概念首開先河。一種以修辭和虛構為載體的「文學」逐漸為眾所公認。

但是,儘管採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文類,或奉行由現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話語,中國現代文學與傳統概念的「文」和「文學」之間對話依然不絕如縷。也就是說,現代文學作家和讀者不僅步武新潮,視文學為再現世界存在的方式,也呼應傳統,視文學為參與彰顯世界變化的過程。這一彰顯過程由「文心」驅動,透過形體、藝術、社會政治和自然律動層層展開。因此,中國現代文學所體現的不只是(如西方典範所示)虛構與真實的文本辯證關係,更是人生經驗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一個由神思到史識、由抒情到言志,不斷擴張的豐富軌跡。

正是在對「文」這樣的理解下,《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除了一般我們熟知的文類外,還涵蓋了更多形式,這些形式不僅再現世界的形形色色,同時也塑造、參與世界的繼長生成。「文」這一概念和模式不斷的演義和變化,銘記自身與世界,也為其所銘記。

我沿用了海德格爾「世界中」的觀念來形容現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認為世界是一種變化的狀態,一種被召喚、揭示的存在方式。「世界中」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僅僅意味「中國走向世界」,更是一個意義複雜的、湧現的過程。據此,文學史所投射的巨大空隙成為一種邀請,有待讀者參與,持續填充現實,更新觀念,證成感知開放的狀態。

然而這部文學史所標示的「世界中」觀點卻不必為海德格爾的觀念所限。時至今日,中國文學進入世界後所顯現的常與變,應該促使我們重新省思古典「文」的現代性問題。「文」不是一套封閉的模擬體系而已,而是主體與種種意念、器物、符號、事件相互映照,在時間之流中所呈現的經驗集合。這一方面,錢鍾書先生的「管錐學」帶來極大的啟發性。《管錐編》反轉《莊子·秋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的喻意,以無數中西篇章典故碎片,匯集成一股集知識、史觀、詩情為一爐的論述。所謂「史蘊詩心」,由小見大,引譬連類,當今的西方理論未必能夠做出相應的響應。

南方周末記者 余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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