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見到胡適《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以下簡稱「兩本」）書稿八頁，是稿書於紫藍色半頁明十一行，版式雙框書口單魚尾連史紙箋，全稿共八頁，未裝訂，在末頁用回型針別有墨書（毛筆）「中華書局。胡適手稿，原作（北大）」（圖一）。之外還鈐有「055」編碼標籤一紙（圖一）。鑒辨所見是稿的箋紙、標籤（紙質），應俱系舊物無疑，而書於舊箋上的墨跡頗難判斷其書寫年代。再以標籤中的內容可知，該胡適手稿應該是作者時任職「北大」，即北京大學期間所作。那麼，這件手稿識真辨偽到底如何呢？在此把考得的事實依據分述如下。
圖一 中華書局《胡適手稿》標籤書影
有關胡適與《水經注》版本研究
當代學術界對胡適的學術成就，特別是他後半生幾乎傾全力研究的《水經注》成果，議論頗多。有不少學者撰文著說，如陳侃章在《關於胡適〈水經注〉研究的對話》中認為胡適「用了將近二十年的功夫，對於所謂，『戴震偷趙一清，趙戴皆偷全祖望之說』進行了全面的考證；胡適對《水經注》的研究，其發軔當在二十年代之初，但全力以赴投入，大概如他自己所說是一九四三年，自此直至一九六二年他去世。其研究成果全部反映在台灣一九六六年開始發行的《胡適手稿》上，共十集，但後四集與《水經注》無關。前六集分上中下三冊，共十八冊。這十八冊內容當然是十分浩瀚的，然概括地說，主要是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趙戴《水經注》案的重審；第二部分是全祖望校本《水經注》的考證；第三部分是《水經注》版本的研究。」。對此可從耿雲志著《胡適年譜（修訂本）》（簡稱「胡譜」）：「一九二四年，4月17日，寫信給王國維，聞有近論戴東原水經注釋的文章，懇其在《國學季刊》發表。信中說：『季刊此次出東原專號，意在為公平的評判，不在一味諛揚。聞尊文頗譏彈東原，同人決不忌諱。』」便堪為這方面的佐證。鑑於本文題旨，在此僅就其中的「第三部分是《水經注》版本的研究」相關情況作些考察。
按胡適《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這一標題，便可知該文內容應是以考訂版本著手，即從其所見《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兩種版本，即：一、北京大學藏李氏舊本；二、至德周暹先生藏本。通過對比來辨其異同，究其原因。對此具體內容，因限於本文題旨和篇幅，在此從略。以下僅就胡適寫作該文的背景先略作探究和說明。
據「胡譜」：「一九四八年，8月7日，寫信給周一良，對以北大房荒未能邀其早來，頗為遺憾。對其父周叔弢先生贈送戴東原的《水經》一書，十分感謝。告近來寫成《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詳舉兩本異同，擬便中送賢喬梓審定。」其中的周暹，即周一良之父周叔弢。再提到的「告近來寫成《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也就是本文考辨的對象，即胡適《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手稿。從中可知胡適在與周一良通信之前，他所作「兩本」已經完成。
再據「胡譜」：「一九四八年，是年較重要的著述還有：（筆者按：記錄是年著述多達47件，內容大都均有關《水經注》研究，不具錄）《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7月23日作）」然而，按筆者所見「兩本」在文末署名後紀年卻為「（民國）卅七、七、十」，其中相差23天。
胡適手稿書寫工具考察及字跡比較
作為現代大學者的胡適，在他一生留下的大量文稿（含書信）中既有用毛筆書寫，又有用硬筆（鋼筆，鉛筆，和類似於流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彩色水筆，其筆尖系用鬆軟的泡沫塑料製成，筆芯亦然，可蓄水，使用方便勝於蘸水筆，在此權且稱它為「水筆」）書寫。由於使用工具不同，才使得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字跡也就不盡相同。因此，筆者對所見兩本作了較為仔細的比較（與毛筆）後，認為兩本的書寫工具都應該是「水筆」，而非毛筆。認識了這些，在對兩本字跡的鑒辨就必須尋找可靠的胡適「水筆」作品來作為「範本」，用以識真辨偽。
為此，筆者查檢了由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2冊，簡稱「胡稿」），見在一至四冊均為「水經注考證稿」，其中未見收有《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一文。在第四冊中見有《記朱逷先家鈔〈水經注〉》（簡稱「家鈔」本）文前有札記八頁，前七頁均書於素箋上，末一頁書於單框書口白單魚尾每半頁十行箋上，正文則均書於十行廿字直行格稿箋上，即胡氏「水經注考證稿」用箋大都用此稿箋。在「胡稿」第二冊，共收錄「水經注考證稿」十二篇，其中第一篇即「家鈔」本，該文作於1948年8月12日，與所考「兩本」為同年，而且亦用「水筆」書寫，遂為筆者選為鑑別的「範本」。
筆者在對兩本的字跡比較中發現，「兩本」的字跡與「家鈔」本大相逕庭，主要表現在前者書寫用筆柔弱輕飄，字跡潦草軟弱（圖二），而後者書字相對規整有力（圖三），由此可知該兩本的作者絕無可能出自同一作者同年所書。
圖二 「兩本」1948年7月10日手跡
圖三 「家鈔」1948年8月12日手跡
筆者為在鑒辨中獲得更有說服力的依據，就取「兩本」、「家鈔」兩本中均有的「段玉裁」三字，藉助當代科技將它放大後再作比較，結果與前述比較的結論完全一致，而且還發現「兩本」中的「段」字的右「殳」書寫得尤其變形。（見圖四1、2）通過對字跡的比較基本上可以斷定「兩本」絕非為現代大學者胡適之手跡。
圖四1.「兩本」「段玉裁」（左）
圖四 2.「家鈔」本「段玉裁」（右）
而且在「圖四1、2」中「段玉裁」三字的左旁「兩本」畫的是波紋線，而「家鈔」本則畫的是直線。這一差異看似細微而其對於本次識真辨偽的作用重大，堪稱是辨偽的鐵證。眾所周知在民國時期大都以直行書寫，又當時行文尚無如今的標點符號，在文稿書字左旁畫的直線標註為人名、年號、地名等，而波紋線則標註為書名。而「段玉裁」乃清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經學家，「兩本」的作者竟然在其姓名旁畫了波紋線，而且「兩本」在全文中僅有一處畫直線，其餘近五十處均作波紋線，連「北大」「哈佛大學」「乾隆」等等都成為書名，才使該文如同著述編目。鑒此就有理由證明「兩本」實非代抄本，而是當代造假人利用舊書箋來偽造名人手跡的產物。
有關偽跡造假的「底本」及所鈐「胡適之璽」印章
通過上述對「兩本」與「家鈔」本字跡的比較，和「兩本」中濫用的書引號，便可以斷言「兩本」是偽跡無疑。有關其造假的「底本」，筆者在《胡適全集》（15冊）中見到了《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在該文標題上注有編者寫的按語：「本文1948年7月23日寫成，在送顧廷龍先生徵求意見並錄副後（刊1979年《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作者又用紅筆對原稿再作修改，除了增刪了一些字句，還補充了幾段文字。收入1966年台北胡適紀念館影印的《胡適手稿》第一集上冊。錄副稿從略，這裡錄用的是修改稿。——編者」由此可知造假者要尋覓到「底本」（如刊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自P170起，至P184）並非難事，再說收錄在《胡適全集》中的《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現存兩本》，全文從P306至P417，粗略估計全文在五千字以上，而筆者把偽跡「兩本」八頁中的文字與《胡適全集》本對照，每頁中文字均有脫漏，如第二頁中在引《戴震年譜》文字中竟脫漏百餘字。而且偽跡「兩本」至《胡適全集》本P402的中段便戛然而止。全文約在1500字內，古籍版本考證類文稿如此簡短，堪稱難得。還竟然煞有介事地在文末作者署名、紀年後鈐了方「胡適之璽」的印章（圖五1），此實亦是偽造名人手跡慣用的伎倆。那麼偽造「胡適之璽」的「底本」又從何而來？對此筆者從《胭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就有胡適題識和加鈐的「胡適之璽」（圖五2），只要將它與偽造的「胡適之璽」作一比較也就真相大白了。至此真是應了俗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況且「兩本」的造假人實是個腹笥簡陋的作手。
圖五1.偽跡上的鈐印（左）
圖五2. 鈐於「 甲戌本」「胡適之璽」（右）
另外，就在筆者撰述本稿時，偶然在網絡上發現一件「百度貼吧」標為「胡適《水經注》手札一本約40頁後附胡適水筆便簽一頁」並附有相關書影和「北京大學檔案（袋）」。對此筆者瀏覽後認為該「胡適《水經注》手札」同上述偽跡的作偽手法如出一轍，如其中除了把如「戴震、酈氏、北大、乾隆」等等都視作書名之外，在末頁竟然寫作「水經注先校勘於此。一九五七、七月廿三胡適」（筆者按：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版耿雲志《胡適評傳·第一章》中記述：「胡適於1949年4月2日到舊金山，27日到紐約，在他原住過的第81街104號公寓裡安頓下來，從此一直到1958年他回台灣就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鑒此，對於這件偽作中的其他謬誤也就毋須再作例舉了。
編輯：陳梅
審核：錢治
原文刊登於2019年2月19日《中國文物報》7版收藏鑑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