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覺得，王貴忱是一位當代的奇人，一個「魁奇之士」。
他仿佛不是生活在當代，而是生活在「舊學」時代中。那個時代里都是周作人、周叔弢、容庚、商承祚、於省吾、潘景鄭這些名士鴻儒，只有他晚了幾輩，出身草根，小學沒畢業就隨四野南下廣東，就地脫下軍裝，在嶺南這個自成一脈之地一頭扎進「舊學」世界中，自學成才，與這些前輩碩儒交遊往來，成了忘年之交。
他曾自嘲「官運不好，書運好」，做過最大的「官兒」是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負責人和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收藏界流傳著「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貴忱」的說法，鄭偉章1999年所著《文獻家通考》收入的在世文獻家只有潘景鄭和王貴忱兩人。有人說王貴忱是「文化界的陳景潤」，他自己則說，他是「文化遺民」，這輩子就是會讀書會「玩」。
文史學者胡文輝認為，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幹部中的知識分子以及少數學院知識分子因緣際會，逐漸取代了舊時的收藏家群體。他們的政治身份是新的，但在客觀上延續了舊時代的收藏風氣，延續了舊文化傳承，甚至也延續了士大夫傳統。作為「幹部收藏家群體」的一員，王貴忱走得更遠，以收藏為始，以學問為歸。
師友們相繼離世後，他逐漸由別人口中的「貴忱兄」變成了「貴老」。中國傳統文化中那種收藏型學問家，他幾乎是碩果僅存。
2022年10月26日，95歲的王貴忱也去世了。
王貴忱（左）與古文字學家商承祚。圖/受訪者提供
「奇貨可居」
初涉收藏時，王貴忱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仗打完了，轉業方向尚不明朗，他常在琢磨，自己搞點什麼好？就在這時，他偶然在廣州文德路一家古籍書店讀到了屈大均的《廣東新語》。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又有「廣東徐霞客」之稱，其所著《廣東新語》是一本關於廣東的百科全書，無所不包，讓王貴忱幾乎看痴了。
王貴忱說，自己真正開始讀書始自廣東。從此，他常一身軍褲和白襯衫，一有空就直奔文德路上那一排古籍書店，成了那裡最年輕的主顧。
不久，他在古籍書店裡遇到了另一個引路人。
1953年他回東北探親途中，在天津勸業場一家讀者稀少的古籍書店裡捧讀一套鮮為人知的正德刻本《東萊博議》，引起了一位花甲老者的注意，他就是天津的大實業家、文物鑑藏家周叔弢。周叔弢當時是天津市副市長，80年代後還曾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畢生收藏了4萬餘冊古籍，1952年開始分批捐給國家。
周叔弢問了王貴忱幾個問題，發現他古文底子比較紮實，又虛心好學，當即邀請他去家裡做客。不久，王貴忱正式磕頭，拜周叔弢為師。
周叔弢指點他，收藏古籍不要搞宋元版，那花費太高，而要立足本地，以收藏明清版本為主攻方向，特別是清代的，可以多留意嘉慶道光年間的文人別集，如龔自珍、錢大昕等。
這番話，王貴忱牢記於心。他就此將收藏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年間，龔自珍的書從第一本到最後一本他全部都有，其中不乏珍本。
在周叔弢建議下，當時擔任汕頭交通銀行經理的他開始研究貨幣史和錢幣學。他買不起昂貴的古錢幣，但關於錢幣學的古籍書統統不放過，成為了當代收藏錢幣文獻最多的人之一。
收藏之路是艱難的，囊中羞澀是常態，底蘊不足也是大障礙。什麼是寶？如何取捨？他一路磕磕絆絆地摸到了門路。一方面，他苦鑽古籍版本，鑑賞能力提高很快；另一方面，他逐漸弄清了集中在京津滬的全國頂級古籍賣家，和他們成為朋友，保持著密切聯繫。在那個獲取信息主要靠通信的年代，他對於古籍信息常常捷足先得，缺錢也總能東挪西借想出辦法。
很快他的藏品豐富起來，以錢幣、圖籍、金石、書畫為主，尤以圖籍、錢幣最多，他戲稱自己是沒錢的「有錢人家」。
他說，一個歷史學家首先要是古文獻學家，第二是古器物學家。器物學第一是錢幣，錢幣和國計民生密切相關，小中見大，似乎誰都能玩，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弄明白。
他給古文字大家、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等寫信，請教錢幣學、文獻學方面的問題，由此結識了一大批嶺南大學者。其中，商承祚、容庚、吳三立、黃文寬被他稱為「四大朋友」。
容庚和商承祚都任教於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同為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兩人的友誼保持了終生。吳三立是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訓詁學專家。黃文寬是法學專家，新中國成立後離開了法律界，舊體詩功力深厚，也精篆刻、書法。他們落座後每人一盞清茶，只談學術，一聚就是半天。
1957年「反右」開始時，29歲的王貴忱已調到廣東省蔬菜公司任監察室主任，因在發言中談到「別搞階級鬥爭，進城後要好好讀書、安居樂業」被打成「右派」。他想不通，自己一個17歲參軍、19歲入黨的窮孩子，怎麼轉眼間就成了反黨分子？像「變戲法似的」，他的生活一夜之間完全改變了。
但反右運動也帶給他一個意外收穫。他被發配去做採購員，常有機會去北京出差，結識了王世襄、黃苗子、啟功等一批同樣被劃為右派的朋友，彼此互稱「年兄年弟」。
王貴忱被打成右派時一直拒不簽字，1962年摘帽時不好處理，是趁他出差時辦的。之後他閒事不管，閒話不說，把心思都用在做學問上，家中收藏和信札都多了起來。
他早年對新文學時期很關注，收藏了很多書，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是其中重點。他說，他的文化搭架子主要是看周作人的書，周作人的文章淡雅有味道，像橄欖一樣有嚼頭。他的文字風格半文半白、言簡意賅，即是受周作人影響。他從1961年起與周作人通信，還去北京拜訪過周作人八九次，每次談話時間不長，待十多分鐘就走，但每次談話都很開心。
「文革」時，老上級陶鑄和曾志夫婦被批鬥，王貴忱也被打成「陶鑄的殘渣餘孽」受到批鬥，卻拒不認罪。
他將自己的家命名為「可居室」，取自《呂氏春秋》中的「奇貨可居」，既指收藏，也含有自嘲。他的第一個「可居室」在廣州德政路，只有五六平方米，既是臥室，也是書房。第二個「可居室」還要更小，他有時憤懣，茫然，有火沒處發，就隨手抓起個不太值錢的陶瓷古董摔碎在地上。
他的重要藏品都保存在客廳中一個能儲物的小頂櫃裡，櫃門和牆同色，很難發現，在抄家時躲過一劫。形勢最緊張時，他只能把一些錢幣當作廢銅賣掉，把大量信札燒掉。
一些重要的藏品被存放在商承祚等朋友家裡，得以倖存。他最好的三套書《道園學古錄》24冊、《文心雕龍》明刻本1~5卷和《陶淵明集注》崇明本兩冊，都寄給了在貴州公安廳工作的一位老戰友，其中《道園學古錄》24冊是元朝至元年間刻本中最珍貴的，花了他260塊錢。
周作人的很多信和條幅都處理了。他不敢燒，拿一個大木盆泡在水裡，泡爛了，一點點衝進衛生間。這讓他心痛不已，始終無法釋懷。
《水滸葉子》傳奇
雖然很多藏品在政治運動的風雨中散失了，但一件珍貴異常的藏品卻不顯山不露水地躲在他的書櫥里，完好地保存了下來，靜悄悄地等待著重見天日的一天，這就是《水滸葉子》。
《水滸葉子》作者陳洪綬是明末清初畫家，因喜愛畫蓮，自號「老蓮」。他將《水滸》中的梁山好漢座次與明中期一種名為「馬吊牌」的紙牌遊戲（40張一套）巧妙搭配，畫了40位梁山泊好漢，栩栩如生，線條轉折和變化很受畫界稱道，被視為中國版畫史上一絕。
《水滸葉子》在流傳過程中沿襲翻造，鮮有精品，一向有「無善本」之說。鄭振鐸購得一本單刻本，原以為是明朝原刊本，收入自己所編《中國版畫史圖錄》。後來鄭振鐸得到原屬潘景鄭的版本（由刻工黃肇初雕刻，也稱為「肇初本」）後，認為潘本才是正宗，在《中國版畫史圖錄》再版時就用潘本替換了原來版本。
60年代初，王貴忱偶然聽說廣東順德縣園林局一位叫羅列的幹部收藏有一本《水滸葉子》，為同鄉嚴邦英的故物，急忙跑去鑑賞。書破破爛爛，卻讓他眼前一亮。
這本書是白鹿紙，刻印精美，共20頁40幅圖，其中一頁書口處有「徽州黃君蒨刻」六字。據王貴忱考證，黃君蒨是徽派版畫的佼佼者，從他的身世中可以推知這本書的刻印年份。王貴忱將這本書與影印的「肇初本」比較後發現，「君蒨本」刻得精妙入微，「肇初本」則比較粗率，且有省筆，由此認定「君蒨本」才是明朝天啟年間的初刻本。他用明清名人信札從羅列那裡換來了這本《水滸葉子》，並請裝裱名家盧達文將之精心修補好了。
改革開放後，因懂古文獻版本的名聲在外，王貴忱被調到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擔任副館長。
1978年，他趁一次進京的機會，帶著《水滸葉子》去當時尚在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拜訪了善本特藏部主任李致忠。李致忠「展卷翻閱，為之一驚」，忙讓人從庫中調出珍藏的鄭振鐸所捐獻版本，兩相對讀，發現王貴忱帶來的版本才是原刊本，大為讚嘆。
王貴忱又帶著書去見了李一氓。李一氓曾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是黨內知名的中國古籍文獻專家（1982年擔任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王貴忱和李一氓相識已久，在他眼裡，李一氓首先是一位文化人、「老玩家」，然後才是老革命、老領導、老布爾什維克，人特別有風度，富於浪漫氣質，熱愛中國文化藝術。他們兩人常常換書，「交往在玩上」。
李一氓見到《水滸葉子》後愛不釋手，王貴忱把書送給了他，只提了一個條件：要儘快出版。李一氓一口答應。
很快，由上海美術出版社出了三種版本。第一種是織錦封面，共80本，作為送給外國元首的禮物，李一氓和王貴忱也各得了一本。第二種是藍綢封面，共200本。第三種是普及版，一元一本，很快售罄。
潘景鄭在看過這版《水滸葉子》後，坦然「服輸」，在寫給王貴忱的信中寫道：「知書囊無底，非公之真知灼見，不能達此深微也。敬佩，敬佩。」王貴忱的恩師周叔弢也在給他的信中稱讚他對《水滸葉子》的版本「分析入微」，自己「欽佩之至」。
晚年，李一氓將《水滸葉子》捐獻給了家鄉四川圖書館。廣東書畫家夏穗在《水滸葉子又紅了》中評論道：「《水滸葉子》之所以由賭場酒肆的民間娛樂紙牌而登上了國家級古籍善本的大雅之堂，有賴於一代又一代文化學者的慧眼識珠，接力傳承和宣傳推介，如嚴邦英、羅列、王貴忱、賴少其、李一氓等，而可居室主人王貴忱在這一漫長而艱辛的過程中用力甚篤，功莫大焉。」
「文史界陳景潤」
王貴忱極少談論政治，但1980年他破天荒在《羊城晚報》發表了一篇歌頌張志新的文章，認為任仲夷在1979年主政遼寧時衝破阻力為她平反是做了大好事。
不久後，「思想特別解放」的任仲夷被鄧小平點將，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去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向王貴忱了解廣東地方史，王貴忱認為任仲夷隨和、瀟灑、有勇氣，對他主政廣東抱有很大期待。
在改革低潮時期，任仲夷飽受爭議，王貴忱寫了一副對聯「每聞善事心先喜，得見奇書手自抄」，裱好後送給了任仲夷夫婦。這是明代文學家朱熹的書齋聯，也是王貴忱最喜歡的對聯。
1983年，王貴忱調任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1986年，他接到了新的任務：擔任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主任，組建班子，修地方志。他首先推薦了廣東著名的《家庭》雜誌副總編輯葉章永來當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葉章永回憶，王貴忱不讓大家叫他「王主任」，讓叫他「老王」。他平時不大說話，木訥近乎仁，日常生活中表達能力比較差，但一講起文壇掌故、專業知識便滔滔不絕。
地方志辦公室配了一輛小車，接送王貴忱和葉章永上下班。王貴忱提出，不要搞特殊化，要全辦12人都接送。葉章永說，這樣好是好，就是最後一個人一下班恐怕就要準備上班了，而且司機的工作量也會大增，多出的汽油費也無法報銷。王貴忱聽後感到確實難辦，就不提了。
葉章永覺得，王貴忱生活在文史世界，而不是世俗世界中。單位有個年輕人說，「王老是我們地方志的陳景潤」，葉章永說：「可以擴大一下範圍，他是我們文史界的陳景潤。」
三年後，廣州市志工作逐漸順利推進，王貴忱卻打了三次報告，堅決要求回到廣東省博物館。他說，自己喜歡傳統文化事業，想多一些時間搞學問，不想在官場上花功夫。
他在擔任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期間再沒有收藏過東西，因為有不成文的規定：搞鑑定的人不參與市場交易，瓜田李下要避嫌。
80年代李一氓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後，知道王貴忱多年來一直在研究屈大均，而且收藏有屈大均多種古籍，就將整理屈大均作品的項目交給了他。李一氓認為，廣東的屈大均、湖南的左宗棠和四川的楊慎，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三大重點。
王貴忱主編的《屈大均全集》歷時13年出版，光搜集資料就花了兩年多。他覺得書的質量不夠好，因為當時整個學術界水平還比較低，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問題，但是，他在這個過程中成了一個「搜集、整理、研究禁毀書的專家」，算是為廣東做了一些事。在他晚年，一直致力於整理和傳承「嶺南文脈」。
他把稿費用來買書送人。《屈大均全集》太重，陶斯亮去他家時他把書款給她，托她回京後買兩套，一套給她自己，一套代送給胡耀邦夫人李昭。
「樂以忘憂」
90年代初，宋浩開始師事王貴忱。
他最初聽說王貴忱是在中山大學讀書時，他的老師姜伯勤說，廣東有兩位黨內學者非常值得關注，一位是參與創辦《羊城晚報》、時任國家出版事業局局長的王匡，另一位就是王貴忱。
初次見面，王貴忱就告訴宋浩：「沒有原始材料的文章我不寫。」「言必有本，無徵不信」，是於省吾1956年初次見面時送給王貴忱的話。王貴忱下筆前一定要占有實物資料，不能借，必須買到手，他認為這樣才能吃透。
跟隨王貴忱拜訪故舊時，宋浩有時覺得是在和「古人」對話。他們拜訪羅繼祖之後，年過八旬、患有白內障的羅繼祖一定要去他們住的酒店回訪。周一良待客時一定坐在最下手，每次提到父親周叔弢一定會作揖。他們提及師友，從不直呼其名。宋浩覺得，他們看問題、寫文章延續了清代「乾嘉學派」的學術傳統。
平日裡王貴忱問宋浩最多的就是：最近讀了什麼書？什麼版本？有真跡沒？最後都會得意地說：「我有！」
沒有人能說清，王貴忱究竟有多少收藏，包括他自己。宋浩說，他的收藏很看重一手資料，總是一類一類地收。他喜歡張之洞，就收藏他的詩集、文集、詞章、稿本、書法，一共近百件；他景仰羅振玉，凡羅振玉遺墨見無不收。
王貴忱稱自己是「小玩家，任性」。他1954年花30元買到了清代學者陸隴其批校明嘉靖刻本《周易程朱傳義》上部，後來發現中山圖書館有該書下部，便無償捐贈。他還捐贈了張之洞的94件真跡，使之有機會變成研究成果。
他自稱書運、書緣極好。一般好書他會買兩到三本，一本藏，一本看。他的書都保存得很乾淨，包裝小心，輕拿輕放，閱時從不摺疊，細心翻頁，凡有破損必定修好。如果有人向他借書翻折了書頁，他不會批評，但書也不再要了，直接送給對方。
2004年，廣州市文物鑑定站副站長林銳成為王貴忱的少數入室弟子之一，跟隨他學習了兩年古籍鑑定。林銳說，如果王貴忱覺得一個人在某方面有才華，就會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資料送出，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來形容他的學問與人品再貼切不過。
廣東省社科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李慶新那時主要做海外貿易和隋唐史研究，王貴忱得知他在研究韓愈，馬上就找出幾本韓愈的古籍，都送給他了。宋浩買到盛昱的《鬱華閣遺集》，他馬上拿出這部書的紅印本送給他，說「太好了，配成對兒了」。
2007年，王貴忱搬遷新居，有了第六間「可居室」。新居位於30層，約20平方米，有一個120度拐角的大窗戶，遠眺可見二沙島和珠江、小珠江，他自稱「兩江總督」。
他集了70餘件「可居室」條幅，想集到100件出一本書，於是向朋友廣泛徵求。其中王世襄所寫落款以「年弟」相稱，因彼此都曾是「右派」。
2011年3月2日，「樂以忘憂——王貴忱學術與藝術回顧展」在廣州二沙島上的嶺南會展覽館舉行。「樂以忘憂」四字由葉選平題寫，被王貴忱懸掛在家中的會客室里。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杜鵬飛看完展覽之後來此拜訪了王貴忱。每次他去拜訪，王貴忱都會以新書籤名相贈，總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輕人進入這一領域。
2012年，傳記作者宋曉琪開始訪問王貴忱。85歲的王貴忱大多時候總是不動聲色，但一講到早期往事就會沉浸其中。
他提到，80年代時他每次進京都愛去李可染府上。李可染坐著拉京胡，他的夫人鄒佩珠站在一邊唱花臉，王貴忱站在另一邊唱老生，三人都樂在其中。
王貴忱說，知識分子不應該不懂京戲和崑曲，那是有特殊魅力的。他最喜歡《鎖麟囊》，聽一次哭一次，而且是號啕大哭。
2022年11月1日，在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家人希望輕鬆一點，沒有放哀樂，選了他喜歡的《梨花頌》。
他收藏了一輩子，換回多張捐贈後的收條。他曾說，真正會玩的人，不會過於算計，也不會好古私藏。
1990年，他將收藏的363件南粵陶瓦全部捐贈給廣東省博物館。1999年，他把600多冊古錢幣文獻資料捐給了中國錢幣博物館。廣州圖書館九樓的廣州人文館裡有個「王貴忱可居室藏書」專區，收藏著他2011年捐贈的807冊古籍文獻。
他有時會問葉章永：「老葉，你看我是不是很富啊？」葉章永說：「是啊，你那些藏品很有價值，這不是物質財富，是精神財富。」他就得意地笑。
葉章永覺得，王貴忱是一個從草根階層鑽進象牙塔，而又能從象牙塔鑽出來，保持草根本色的人，「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傳統文化很難延續至今並繼續延續下去。
（本文參考了宋曉琪所著《文史學者王貴忱》）
發於2022.12.5總第107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藏家王貴忱
記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