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們和上海人民一樣，經歷了疫情的嚴峻考驗。但是，在學校、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各級領導的正確指導下，在全系各位老師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國多家考古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鼎力相助下，大家努力發揮積極作用，繼續為建設復旦大學考古學科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們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們和多個省、自治區、地級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發掘了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蘇峪口、甘肅省禮縣四角坪、山西省臨汾市霍州窯、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古城、獐山等窯址與遺址。我們還開展了河南省潁河中游地區史前時期遺址（圖1）、浙江省浦陽江支流永興河流域先秦時期遺址的調查工作，完成了江西省信江流域、浙江省慶元縣瓷窯址的調查工作，參與了浙江省杭州市德壽宮遺址、湖州市礬石橋遺址、溫州市碼頭遺址、河南省汝州市張公巷窯址出土瓷器的整理與研究工作。通過這些調查、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獲得了大量珍貴的資料和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認識，學生們也受到了很好的鍛鍊。
圖1 河南潁河中游地區考古調查
我們的生物考古平台開始發揮積極的作用。通過對人骨、動植物遺存開展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創新價值的成果。
我們的陶瓷器考古一直是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強項，這個研究團隊既重視發掘，也突出研究，在全國的相關研究領域中一直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2022年初《教育部辦公廳和國家文物局辦公室關於實施考古學國家急需高層次人才培養專項的通知》中，復旦大學被選拔為培養人才的十三所大學之一，科技考古是通知中列出的八個優先開展專項人才培養的研究方向之一。這是教育部和國家文物局對復旦大學近年來有關考古學和科技考古的教學、科研工作的認可。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5年多來，在這方面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與國內的多家考古研究機構合作，圍繞多個重要遺址出土的遺存開展共同研究，全面獲取古人遺留下來的珍貴信息，並凝練其重要的學術價值。通過強強聯合，進一步提升研究能力。
我們今年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1項，已經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一般課題、青年課題、冷門絕學課題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都在順利進行。我們還在多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和國家科技部國家重大研發計劃重點專項中承擔了重要任務，課題制的方式極大地促進了我們的研究。
我們正式引進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博士後魏偏偏到科技考古研究院工作，加上8位博士後，科技考古研究院現有24位研究人員，比去年又增加了5人，我們的隊伍不斷壯大。
我們出版了秦小麗教授、張萌青年副研究員編著的《陶器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鄭建明、沈岳明教授編著的《片羽吉光：兩宋之際重要窯址出土標本》、袁靖教授著的《動物尋古：在生肖中發現中國》和魏峻教授等主編的《廣東文化遺產·古遺址》等4本專著，張萌青年副研究員參與主編的論文集《Advances in East Asian Agricultural Origins Studies: The Pleistocene to Holocene Transition.（東亞農業起源研究的新進展：更新世至全新世的過渡）》，還有秦小麗教授的譯著《夏王朝—中國文明的早期形態》。另外，作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在《故宮博物院院刊》《考古與文物》《學術月刊》《中原文物》《南方文物》《文物天地》及《中國文物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和相關文章46篇，我們在SCI/SSCI等收錄的國際刊物上發表英文論文26篇。今年繼續在國際一流刊物上發表20多篇英文論文，這在國內的考古研究和教學機構中依然是名列前茅的。我們在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同時，在國際學術界以文會友，為在國際學術界建立復旦大學考古學科的品牌，為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努力突顯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科、理科、工科和醫科相互交融的學科特色，認真教書育人，積極開展研究，繼續為在國內外學術界擴大復旦大學考古學科的影響，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 +考古發掘與研究
鄭建明教授與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通過對杭州餘杭古城直街區塊1400平方米的發掘工作，確認了漢代的城牆與古城的範圍，揭露了宋元時期豐富的高等級建築遺蹟，清理了從漢代至宋元時期豐富的地層堆積（圖2）。出土了大量各個時期的陶瓷器、玉器、玻璃器等文物，尤其以瓷器為大宗，窯口包括漢代的原始瓷、早期越窯、越窯、南宋官窯、龍泉窯、湖田窯、義窯、建窯、婺州窯、甌窯、吉州窯、耀州窯等，以及北方地區燒造的絞胎、三彩等陶瓷器。該遺址對於探索杭州的早期發展史、南方地區的城市考古以及陶瓷考古均具有重要意義。
圖 2 浙江杭州餘杭古城發掘
李唯青年副研究員與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聯合發掘了浙江省餘杭區仁和獐山遺址（圖3）。這是一處宋元時期的碼頭聚落，發現港灣、護岸、道路等與碼頭相關遺蹟以及水井、灰坑、房址等生活遺蹟，出土大量精美陶瓷器，配合古環境和生業經濟研究，復原分析當時江南水鄉的平民生活場景。而遺址底部的馬橋文化遺存充實了當地夏商時期的考古材料。
圖3 浙江仁和獐山遺址發掘
王輝教授認為甘肅早期冶銅技術具有相對獨立的技術發展體系和獨立起源的可能，在西城驛—齊家文化之後，冶金技術受到了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現象和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的影響，出現了新的器型，並將這種影響擴散到了中國北方和中原地區。甘肅早期的冶金格局對社會複雜化進程的作用有限；從商代開始，甘肅的青銅文化逐漸融入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進程之中。
魏峻教授的認識可歸納為兩點。一是物質文化視角下的海上絲綢之路存在著明顯的階段性時空結構特徵，可區分為三大發展時期和不同的空間交流模式。二是對16世紀和17世紀的沉船和船載瓷器的分析表明，這一時期的海洋貿易可以分為早晚四期，各期在沉船國別、數量，貿易瓷的品種、消費者方面差異明顯，並據此歸納了經濟全球化早期瓷器貿易的特徵及興衰過程。
張萌青年副研究員的認識可以分為五點，一是探討了末次盛冰期前後西伯利亞和華北細石葉技術起源與擴散的機制，認為應該把古環境背景和資源狀況作為考察人口遷移和技術傳播的基礎。二是分析了百色地區手斧人群的生活方式，認為即使在更新世冰期階段，百色盆地也具備長期穩定的資源供應條件，從而為古人類採取短距離流動方式和小範圍的覓食和棲息策略提供了資源保障。三是與其他學者合作，對廣西白蓮洞舊石器時代遺址進行了多指標研究，認為華南史前狩獵採集者應對末次盛冰期以來的環境變化做出了調整並發展出了相應的文化適應。四是與其他學者合作，對內蒙古哈民忙哈遺址廢棄的各個假說進行了檢驗，認為「瘟疫說」仍是該遺址廢棄和居民大量死亡最為合理的解釋，還闡述了農業群體在高緯度環境中開發資源面臨的挑戰。五是認為歐美學界在文明起源的探討中已經揚棄了單線進化論和文明判定特徵的研究範式，轉向了文化和歷史進程研究，如社會複雜化和社會治理等。我們應該對這些最新的國際學術進展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李唯青年副研究員的認識有兩點，一是與其他研究者合作完成了河南漯河土城王遺址的考古發掘與整理工作，認為土城王遺址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遺存中已經出現相當比例的東方淮系文化因素，之後整體更迭為大汶口文化晚期尉遲寺類型，這是淮系文化融入中原地區史前文化序列的里程碑事件。二是中原地區龍山時代的核心聚落普遍文化因素多元、食物結構複雜，並且一些核心聚落中已經出現文化背景或飲食習慣迥異的不同人群和諧共處的「地緣結合」現象，是當地城市化與社會複雜化進程的里程碑事件，代表中原早期城市的重要內涵之一，應該來自當時社會基層單元小型化、繼承「中原模式」以及多元文化互動程度加劇的社會發展背景。
袁靖教授通過從理論上闡述科技考古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二里頭遺址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為例，介紹了科技考古全方位介入考古遺址的發掘與綜合研究的精彩案例，並對今後更好地做好科技考古工作提出科技考古要融入考古學研究之中、用區系類型的思路指導科技考古研究、進一步調整思路和完善方法論、加大古DNA研究的力度、開展全方位的科技考古研究、進一步強調科技考古的學科規範、加強中國科技考古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強化科技考古人才的培養等8點認識。
胡耀武教授提出了科技考古研究的3種範式，即科技範式、考古範式、科技考古融合範式，闡述了3種研究範式的理論、方法和相關實踐。胡耀武教授還較為系統地闡釋了我國考古界並存的兩個概念（科技考古和多學科合作）的內涵和層次，認為考古對科技的利用應包括「引進來」和「輸出去」，以實現「今為古用」和「古為今用」。
董惟妙講師主要利用正構烷烴重建了15000年以來中國北方季風邊緣區達里湖的湖泊生態演化過程，結合周邊人類活動強度變化，評估各時段湖泊富營養化情況和原因，認為近2000年來人類活動強化加劇了地區湖泊富營養化，但更早些時期（老仙女木、新仙女木時期）的季風衰退才是當時湖泊富營養化的觸發及決定性原因。
✦ +生物考古
在人骨考古方面，魏偏偏青年副研究員通過對骨骼進行micro-CT掃描以及相關研究，獲得三點認識。一是對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肱骨形態結構進行了系統性分析，發現該階段東亞地區人類的行為活動和社會生活具有明顯的轉變，這可能與技術的轉變和農業的起源等密切相關。二是雲南馬鹿洞人的股骨形態在東亞早期現代人的變異範圍內，這個觀點不支持傳統形態觀測所得出的馬鹿洞人屬於古老人類的結論，隨後的古DNA分析結果也支持我們的判斷。三是古代農業人群中女性的下肢骨活動強度較大。在行為活動方式上，戍邊農業人群具有更為明顯的性別分工（圖4）。
圖4 觀察浙江寧波大榭遺址出土人骨
在動物考古方面，袁靖教授全面闡述了中國動物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以探討人的行為作為主要內容、多項研究都帶有理論探討的色彩、多學科合作研究是重要特色這三個方面闡述了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的主要成果，對中國動物考古學今後的發展提出聚焦單個遺址開展全方位的研究、用區系類型的思路指導動物考古研究、進一步做好標本庫和資料庫建設、加強中國動物考古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強化動物考古人才的培養、積極開展公共考古等6點認識。
董寧寧青年副研究員與碩士研究生劉逸菲對江蘇興化蔣莊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了整理（圖5）。蔣莊是目前發現良渚文化分布最北的遺址，初步研究表明，該遺址鹿類動物占多數，豬其次，還包括龜鱉、水鳥等野生動物。其中，家豬馴化特徵明顯，表明蔣莊先民除了狩獵野生動物，也進行家畜飼養。而龜鱉和水鳥這類動物的利用則是蔣莊先民對長江下游地區濕地生態適應和開發的結果。這一生業模式基本符合對良渚地區「政治中心以農業和飼養家畜為主，偏遠區域以漁獵為主」的認識。
圖5 整理江蘇興化蔣莊遺址出土動物遺存
在植物考古方面，生膨菲青年副研究員與其他研究人員合作，對陝西咸陽龍棗村西漢晚期墓葬中出土陶倉中保留的植物遺存進行了大植物遺存和微體植物遺存分析，結合漢長安城附近其他漢代墓葬陶倉中出土植物遺存的分析結果和人骨碳氮穩定同位素古食譜分析數據，確認西漢中晚期以粟黍為主的農業生產模式在漢帝國政治核心地帶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小麥和其他作物是作為農業經濟的補充而出現的。他們還從墓葬文化和財政制度的角度探討了漢人在喪葬活動中使用小米的政治和文化動機（圖6）。
圖6 清理湖北荊州楚墓出土生薑遺存
在同位素分析方面，胡耀武教授的研究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首次在國際學界對廣西柳城巨猿洞化石地點出土的巨猿動物群（約200萬年前）的牙齒化石開展了Ca穩定同位素分析，提供了巨猿營養級的直接證據，揭示了巨猿獨特的攝食生態環境和生理特徵。二是通過對青銅時代雲南學山、西周時期安徽台家寺、東周時期陝西蟲坪塬、漢晉時期新疆營盤等遺址出土人骨和動物骨的C、N或C、N、S穩定同位素分析，揭示了先民的生存策略、個體生活史以及用龜行為（圖7）。
圖7 在同位素質譜儀實驗室授課
在古DNA研究方面，文少卿副教授的認識主要有四點。一是通過分析甘肅敦煌佛爺廟灣人群34個個體的Y染色體和完整的線粒體基因組，發現佛爺廟灣人群的父系基因池主要由藏緬人群和漢族人群相關支系構成；佛爺廟灣母系基因池則主要由東亞北部、東亞南部和歐亞大陸西部的支系構成。佛爺廟灣古墓群具有比較單一的漢文化考古特徵，但人群實際上具有相對複雜的遺傳來源。二是通過對甘肅河西走廊中部黑水國遺址的31個個體的Y染色體（485個位點）和線粒體基因組的分析，發現在黑水國人群父系遺傳結構中黃河流域常見的單倍群占有非常高的比例，顯示出男性人群存在從東部向河西走廊遷徙的過程，黑水國人群母系上與蒙古語系人群和西北漢族關係密切，表明黑水國女性主要源於本地或者周邊地區，黑水國人群存在明顯的性別偏差性混合模式。三是把同位素分析和古基因組研究結合在一起進行探討，發現新疆東天山北麓奇台漢代石城子遺址中同一墓地存在來源不同的A、B兩組人群。A人群肉奶食物消費高，其基因特徵落在了阿爾泰遊牧人群的分布範圍內，可能為塞外遊牧人群。B人群主要以麥類作物為食，肉食資源消費量較低，其基因特徵屬於北方漢族人群，可能是來自中原農業人群的漢朝屯田戍卒。這個研究為探討邊疆地區人群的互動、融合提供了新的證據。四是成功提取了陝西咸陽孝陵出土的阿史那皇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妻）的DNA，基因分析表明阿史那皇族為東北亞起源，與柔然、鮮卑、契丹、黑水靺鞨等通古斯和蒙古語遊牧人群共享更多的基因，與其他古突厥人有顯著的遺傳差異，顯示了突厥汗國內部的多重來源。這是全球首個突厥皇室古基因組和中國首個歷史名人古基因組序列（圖8）。
圖8 提取DNA與構建文庫
✦ +陶瓷器考古
秦小麗教授認為陶器研究需要從理論方法與具體實踐兩方面進行探索，提出四點認識（圖9）。一是從世界考古學前沿理論視野下進行多方位多維度的研究與探索。將陶器研究置於環境、生計、技術體系和社會文化背景下進行綜合思考，透物見人。二是南方等地的刻畫白陶與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及二里頭文化時期宴飲禮儀性白陶屬於社會複雜化進程中的不同階段，顯示特殊資源與技術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性與特殊性。三是對陝西臨潼康家等遺址整理中發現的少量白陶和特殊陶器及對湖南千家坪遺址白陶、橙紅陶、灰陶的相同刻畫紋飾的具體觀察和實踐顯示，任何時候陶器研究理論都離不開具體考古資料的支撐與更新及不斷地豐富，才能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陶器研究體系。四是中國少數民族的陶器製作與燒制資料是陶器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可以為我們在研究陶器製作與燒制技術方面提供重要啟示。
圖9 觀摩甘肅慶陽南佐遺址出土陶器
沈岳明教授認為對中國陶瓷史上最著名窯場之一的龍泉窯進行綜合、系統的考古學研究，就是要全面探索龍泉窯燒制技術譜系、科技創新與取得的成就、充分認識龍泉窯體現的「中國智慧」，確立龍泉窯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力。龍泉窯青瓷是古代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對外輸出的大宗商品，是中外文化與商業交流的重要載體。
鄭建明教授深入探討了北方地區出土先秦時期原始瓷產地問題（圖10）。他認為這些器物無論是平底器還是圈足器，在圈足端或平底的一側均存在著生燒現象，這種生燒特徵是在戰國大型支燒具出現之前、斜坡狀龍窯中著地燒造所特有的現象。龍窯是南方地區起源並獨具特色的窯爐形態，自夏商時期開始出現，一直延續到近現代，而北方地區在北朝晚期至隋唐時期始用饅頭窯燒造高溫瓷器。因此從裝燒工藝與南北方窯爐形態的差別來看，北方地區出土的先秦時期原始瓷應該是南方龍窯爐燒造的產物。
圖10 整理浙江杭州餘杭古城出土瓷器
執筆：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
編輯 | 張小築 實習編輯 | 李思雨
覆審 | 馮朝暉
監製 | 李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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