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愛好者應該都熟悉20世紀最偉大的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那兩部最具代表性的電影——《大獨裁者》和《摩登時代》。
在《摩登時代》裡卓別林飾演一個卑微的小人物——工廠裝配線上的工人。
他的工作是給機器擰螺絲，然而機道運轉的速度越來越快，他無論怎麼努力也無法跟上工廠主給機器制定的運轉速度，最後他被捲入了旋轉的齒輪，整個工廠也陷入了混亂。
在這部電影中，那個被諷刺的人就是「效率至上論」的創始人弗雷德里克.w.泰勒。
泰勒設計了一個分工系統，通過這套系統，管理者幾乎可以控制生產過程的每個階段以及每個工人的每一個動作。
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泰勒主義」，泰勒主義的目標是確定在最佳條件下完成任務的最短時間，並把它設定為提高效率的標準。
效率至上信條：家務效率運動和小泰勒主義者
在20世紀初，泰勒革命只是發生在工廠車間。但人們在使用「效率」這一詞的時候，其實已在不知不覺中把它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流行雜誌上鋪天蓋地的文章都在向女人灌輸「做進步者，加入效率運動」的思想。甚至在廣受歡迎的雜誌《女性之家》上出現了一篇文章，教導家庭主婦在做家務時也應該更加科學和高效。
儘管家庭是向全社會推廣泰勒主義的起點，但最終成為「效率工程」的導師、領導者、仲裁者和執行者的卻是學校系統。
人們運用科學管理原則，依照工廠的樣子對學校進行改造，把孩子們塑造成「小泰勒主義者」，以為這樣他們就能為面對「明日世界」的機遇和挑戰做好準備。
在這種新模式下，標準化測試和數字打分成為一種常態，面對事物時思考「為什麼」的古老思想傳統被拋出腦後，讓位給了狂熱推崇效率者對「如何進行優化」的追求。
效率成為了衡量表現的主要標準，每項任務都被嚴格限定了截止日期，知識被分割成了孤立的學科——這種分裂的教育目的在於把學習簡化為完成指定的學術任務，學校系統的好壞通過標準國家考試的通過率來評判。
20世紀的教育幾乎完全致力於把學生塑造成"泰勒主義者」，好讓他們將來可以在工商業的廣闊天地中大有作為。
亞馬遜：一切為效率服務
如果說泰勒主義在工廠車間中主導了20世紀，那麼「亞馬遜人」則將泰勒主義的願景帶入了21世紀。
亞馬遜的一切工作，都與衡量、管理和超級高效有關。
但一個人的烏托邦夢想，往往是另一個人的反烏托邦噩夢。
貝佐斯的巨大倉庫及其自動化控制系統、無處不在的監控和數以千計的移動機器人，都通過「算法物流指導網絡」進行同步，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一個骯髒的事實：即使配備了這些高科技設備，整個系統的成敗還是落在120萬名員工的肩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工資低廉，工作的環境也很差——雖然現在有了空調和消防設施。
亞馬遜引以為豪的是它的績效準則和管理，還有員工超負荷工作的狀態——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當因為常人難以忍受的工作節奏和工作量而「抓狂」時，他們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主管的告誡，提醒他們應當「咬牙挺住」。
亞馬遜要求管理層和白領員工7×24全天候待命。在管理會議上，員工們被要求「互撕」，抨擊團隊其他同事缺點、錯誤和無能，管理層認為這會激勵員工超越自己的極限。
《紐約時報》：「亞馬遜的勞工爭端：衝突與控制的日子」
所有的員工，從新入職的初步篩選到後面逐級晉升，都在不斷接受「績效改進算法」的評估，每一次效率的提高或損失都會被實時記錄。
自由記者艾米麗·君德斯貝格到印第安納州的亞馬遜倉庫進行「臥底」，並在她的書《上班時間：低薪工作對我的影響及其如何逼瘋美國》中生動詳細地講述了這段經歷。
君德斯貝格是一名「揀貨員」，負責從庫房中找出指定的物品並將它們從貨架上搬下來，然後將它們放到自動化機器人上送到下一個處理環節。
亞馬遜員工及美國民眾舉行集會呼籲支持工會
她將位於亞馬遜金字塔底部的「訂單執行中心」的工作描述為「半人半機器生物的工作」。
她腰上佩帶一支掃描槍，這可以隨時隨地監控她的位置，並引導她完成任務，記錄用時。當一個任務全部完成後，掃描槍馬上就會顯示下一個要執行的任務，幾乎沒有休息的空閒。
由於廁所少，而且通常距離巨大的倉庫非常遠，君德斯貝格上一次廁所需要10分鐘。她說：「你在每11小時的輪班工作期間最多只有18分鐘，而如果你的掃描儀報告你在工作中耽誤了太多時間，經理會來找你談話。」
許多員工表示，他們在輪班之前和輪班期間不喝水或其他任何液體，這是他們唯一的辦法。
亞馬遜曾因「員工被迫用礦泉水瓶解決內急」的新聞引起巨大爭議
亞馬遜只不過是新泰勒主義時代最成功的新公司。泰勒對於商業運作的影響是獨一無二的，他對效率的痴迷已經滲透到人類能動性的骨髓深處，改變了人類看待自己的方式，這不僅對人類心靈有害，也對自然世界產生了有害的影響。
效率至上主義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我們今天所看到並經歷的氣候變暖、空氣污染、環境惡化、生態破壞等現象，都是人類在追求效率的單一價值中產生的惡果。
大自然並不是一種為我所用的「資源」，我們只是過客。
韌性時代的基礎設施建設
在19世紀，蒸汽驅動印刷和電報、富足的煤炭和國家鐵路系統上跑著的機車，三者匹配在一個共同的基礎設施框架中，給社會提供通信、電力和機動能力，催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城市化、資本主義經濟以及由國家政府監督的國家市場。
在20世紀，集中式電力、電話、廣播和電視、廉價石油，還有國家公路系統、內陸水道、海洋、空中走廊的內燃機運輸統統會聚在一起，為第二次工業革命、郊區的興起、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機構的形成創造了必要的基礎設施。
今天，我們正處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之中，數位化寬帶通信網際網路與由太陽能和風能供電的數位化大陸電網融合，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建築不再是被動的、封閉的私人空間，而是潛在的、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節點實體。
可以看出，每一次基礎設施的革命都體現了維持集體社會存在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新的通信形式，新能源和電力，以及新的運輸和物流方式。
當這三項技術進步出現並無縫、動態地結合在一起時，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如何運行和管理日常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也就是其中的「交流溝通、能源助動，以及人、物搬移」。
然而，其結果是，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高度脆弱的社會，容易受到意想不到的大規模破壞——日益嚴重的氣候災害、流行病和惡意軟體入侵，這威脅到整個社會、自然環境、經濟，以及所有地球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短期效率與長期韌性的權衡，最明顯的莫過於美國那搖搖欲墜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
例如，美國在地面上建造了國家電信和電網基礎設施，以節省在地下鋪設電纜的費用。現在，幾乎每一個季節人們都要經歷電話和輸電線故障，導致大規模通信終止和停電，這是由全球變暖引起的洪水、乾旱、野火和颶風造成的，每年給美國經濟和社會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
在新書《韌性時代》中，作者總結了一些在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智能數字基礎設施轉變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基本經濟變化，這些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表明我們對經濟生活的構想方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從所有權到使用權，從賣方-買方市場到供應商-用戶網絡，從模擬官僚機構到數字平台、從金融資本到自然資本，從生產力到再生力，從負外部性到循環，從全球化到全球本土化，從地緣政治到生物圈政治，等等。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是一種過渡型的經濟範式——一部分仍被鎖定在舊的工業經濟模式中，而另一部分卻表現出新興韌性革命的許多特徵。
我們正在見證一種新的經濟範式意想不到的飛躍：我們的全球社會開始脫離長達250年的工業革命，正在步入以韌性革命為特徵的新時代。
如果說中世紀的人們重視虔誠和相信天堂的救贖，現代的人們崇尚勤勞和無限的物質進步，那麼即將到來的時代則處處體現出韌性，以及將人類重新調整到融入地球的節奏中。
韌性時代就在我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