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前接受的中學歷史教育就說明清時期奉行閉關鎖國政策，其中又以清朝最為嚴重。這種觀點就整體來說並不能算錯，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在大航海時代之前，如此龐大的一個帝國或許還可以獨立發展，但在大航海之後，尤其是17-20世紀，清朝在閉關鎖國的前提下還能發展，這顯然是違背邏輯的。除廣州一地作為外國來華貿易城市之外，其實還有相當一部分中國商人在海外進行貿易，尤以東亞日、朝等國為主。前往日本的商人一般被稱為「唐船商人」，他們在東亞海域十分活躍，成為中日兩國之間溝通的橋樑和紐帶。
一、官方允許的「紅頂商人」
在帝制時代，商人的地位相對較低，即所謂的「好吃懶做」的剝削階層。但若能得到官府的許可，其地位則可以大幅度上漲，甚至可以頭頂花翎，成為皇家允許的「紅頂商人」。此時的日本，幕府一樣奉行「閉關鎖國」政策，並宣布不與清政府官方進行任何來往，但對中國商人卻「網開一面」，允准其在長崎進行貿易交換。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中日兩國的貿易往來在「枷鎖」下緩緩展開。
一般來講，給商船頒發出海貿易憑證的中國官府以地方衙門為主，海關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但這並不意味著如此重要的證明僅由地方便可制定頒布，海防是清政府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對外部世界的恐懼與自保意識，使其在做任何對外決定時都十分謹慎。出海證明雖最終由地方政府頒發給商人，但在這之前還要經過中央、省總督兩道審核，最終才經由府、縣或海關到達商人手中。
那麼證明上到底包含什麼內容呢？透過證明的內容，可以了解當時的國家在關注什麼、在意什麼。在保留下來的少量文書證明中，可以看到第一項內容是有關出海船隻的大小、規格、船員人數，以及是否攜帶違禁物品。第二項內容則是要填清出海商人的人際關係與貨物種類，以便出事後能迅速對其進行調查。第三項則要寫清楚出海以及歸來時間，載回的貨物種類也要寫得明明白白，以便官府查驗。通過此三點可以清晰地看出，官府即使允許商人赴日貿易，但對他們十分不信任，要盡最大可能對其情況進行全面了解與掌握。
二、前往日本的「唐船商人」
在清代中國，很少有商人能夠遠赴歐洲進行貿易，他們出海的主要目的地即近鄰日本。問題是中國商人的行動不僅受到中方的嚴格管制，也同樣受到日方的限制與管理。這就使得赴日的中國商人不一定全都能順利完成經貿往來，只有拿到日方「信牌」的商人才被允許進行貿易。1719年，一位名為林元祿的中國商人率船隊趕赴日本，但他於前一年赴日貿易時，被發放的信牌卻不翼而飛。儘管林元祿多方辯解，稱他回國時因為種種原因而丟失信牌，但這個理由顯然沒有被日方採納。不得已林氏只得率眾返回中國，白白搭上了人力與時間成本。
正是由於信牌的獨特性與重要性，才出現了中國商人獲得中方證明易，而獲得日方信牌難的奇特景象。於是信牌在國內也成了熱門的搶手貨，各種爭端層出不窮，前文提及的林元祿信牌丟失事件，按他的說法，就是另一位名為林采若的人通過卑鄙的手段奪取了他的信牌，進而導致他無法赴日經商。而這種糾紛往往跨越了國家的界限，成為中日兩國共同參與的訴訟案件。清政府認識到信牌的重要性，下令鼓勵各商隊之間信牌「共享」，但這反而加劇了圍繞信牌的爭奪，清政府在意識到這一點後也只能選擇以日方處理為依據。
日方的做法則更直接，首先是沒有信牌的商人一律不准進入長崎港口，就如同林元祿一樣，只得空手而歸。隨後日方再根據已有的紀錄來確定究竟誰是信牌的主人。而且日方是允許信牌的主人發生變動的，這就意味著日方在很大程度上是憑牌認人，誰有牌誰就可以進，無牌說什麼都不能進。
三、遭「剝削」的中國商人
由於「唐船商人」是赴日進行貿易活動的，所以相較於中國政府，日方對中國商人的影響與盤剝更為嚴重。其中有一條十分「狡詐」的規定，即中國商船的貨物，只要是在長崎港口掉落，就可以被日方所據有。這促使許多日本人想方設法從中國商船中攫取財物並占為己有。照理來說，作為國家政權的代理人，官府是不會做出如此「下三濫」的舉動的，但問題是，日本官府並無力也無心管理貿易的具體工作，這就為底層小吏從中謀取利益提供了絕佳空間。
除了從中國商船中拿取貨物外，日方低級官員還直接光明正大地向中國商人索取「賄賂金」，他們還恬不知恥地將其說成是一貫的「定例」，進而為其行為增添「合法性」。一旦中方不願意繳納這筆錢，則會遭到日方的百般刁難乃至侮辱，甚至會找緣由禁止此商隊再度前往日本進行貿易活動。而這種「灰色」地帶則為中日雙方本就無法正常進行的商貿活動，增添了更多的負面影響。即使如此，在日方的記載中，中國的「唐船商人」還是被扣上了許多負面性的帽子，說他們如同盜賊小偷一般，這顯然是帶有一種先天性的偏見去看中國。
文史君說
中日之間雖然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但兩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卻是接二連三。清朝時期，中國儘管開放了對日貿易，但顯然中國的商人們想賺得這筆錢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們不但要先經歷中國政府的層層「考驗」才能獲得證明，還要為有限的日方信牌互相爭奪與吵鬧。這也可以反映出，在沒有實現外交與經濟現代化的時代里，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無法以開放包容的心態開啟雙方之間的經貿往來。
參考文獻
王來特：《「唐船商人」：活動在東亞貿易前沿的群體》，《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薛明：《日本學界關於清代中前期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外國問題研究》2012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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