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不是學者。但在晚清後期，在光緒朝的三十三年間，他卻與教育、學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同作於光緒元年的這兩部書，《書目答問》和《輶
那一年，張之洞三十八歲，正在提督四川學政任上。兩書都是寫給本省初學者看的普及性讀物。張之洞曾自嘲說，《書目答問》「可作公牘觀，不可作著述觀」，《輶
當然，對這兩部書的成功，張之洞是很得意的。他在晚年再提及時，便不那麼
然而全書並非「科舉考試指南」。正文三篇，「上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其中只有下篇真在討論如何做「時文」以應付程試，旨在幫助「良材困學」在場屋中不致因犯規犯忌而被黜落。張之洞雖是兩榜出身，但對科舉考試卻沒有好感，身任學政而奚落八股，在湖北任內已如此。首篇教童生習做八股，篇題卻用了頗含調侃意味的「學究語」，以示他「在官言官誼」而無可奈何。
中篇所謂的「學」，便撇開了相沿八百年的帖括之學，而大談應該通過讀四部書而增進學問，逐一列舉閱讀經史子集的門徑，甚至不厭其煩地列舉可讀的版本目錄。儘管他也說「為學忌分門戶」，「讀書期於明理」以及「致用」，實際介紹的卻是清代漢學家讀書治學的常識。誰都知道，清中葉吳皖兩派漢學家的宗師惠棟和江永，都終老於諸生。從科舉制度鼓勵讀書人應把金榜題名作為最高追求的傳統來說，張之洞如此提倡「作秀才後宜讀書」，大有存心「誤人子弟」的氣味。
有趣的還是上篇。對諸生說行，自然是指與士紳身份相稱的行為守則，包括道德、人品、志向、氣節、見識、習尚等等。這一篇羅列的守則共十七條，但都在清廷頒布的所謂聖諭、學規之外。據張之洞說，那些教條都已刻在碑上，寫在書上，用不著再解說，「茲擇其切於今日世風、本省士習者言之」。
說些什麼呢？通觀十七條，給人的印象，就是這位「天使」，最愛說「不」。後十條守則都以「戒」字開頭，從「戒早開筆為文」，到「戒濫保」、「戒好訟」、「戒孳孳為利」、「戒講學誤入迷途」，直到「戒洋菸」，已使人感到由四川到全國，士林普遍存在的惡劣風氣何等嚴重。但前七條守則，雖屬肯定命題，其解釋所用的「不」字之多，更令人感到所謂「同治中興」的外觀，掩蓋官紳社會的骯髒程度，真如清末譴責小說的描繪。
例如第一條「德行謹厚」，解說如次：「德行不必說到精深微妙處。心術慈良不險刻，言行誠實不巧詐，舉動安靜不輕浮；不為家庭事興訟，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訐，不謀人良田美產；住書院者不結黨妄為，無論大場小場守規矩不生事；貧者教授盡心，富者樂善好施、廣興義學、捐錢多買書籍置於本處書院；——即為有德。」
例如第二條「人品高峻」，解說如次：「不涉訟，不出入衙門，不結交吏胥；不參與本州縣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漁；教書院義學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緣，試場不作弊；武生勿與『帽頂往來(原註：蜀人謂匪類為帽頂)；——即為有品。」
兩條解說不到一百八十字，卻有十九個「不」字。而由「不」字所肯定的道德人品標準那樣低微，甚至說沒有欺詐劫略行徑，便算「德行謹厚」，沒有鑽營舞弊劣跡，就是「人品高峻」。很難想像，這竟是對所謂四民之楷模、帝國之俊彥，所提出的行為尺度。兩百年前，顧炎武曾提議「廢天下之生員」，以為科舉取士實為政府腐敗的根由。黃宗羲沒有那麼激烈，但也說這種取士法，「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他們都是備受張之洞推崇的人物。看來他推崇顧黃的理由，不盡因為他們是經史之學的大家，還由於他們對人才教育方面的見識。《輶
相形之下，《書目答問》更受學林重視。於是張之洞去世不久，便發生了著作權的問題。
問題是繆荃孫提出的。晚年自號藝風老人的繆荃孫，從光緒元年在成都拜張之洞為師以後，備受張之洞提攜，幾乎是如影隨形。直到張之洞在一九○九年去世前夕，還要學部奏派他任籌建中的京師圖書館正監督。但在清亡後，他自編年譜以及其他文字，都說《書目答問》是他代「撰」的，雖然還說「撰」時曾得到藏書家章壽康之「助」。此說得到葉德輝、柳詒徵的支持。因而在學術界相當流行。
最早對繆說提出異議的是陳垣，以為繆荃孫在張之洞撰著《書目答問》時曾「隨同助理」，刻成後又「為之訂正」，都是事實，然而「均與代撰不同」。一九六三年柴德賡重提陳垣的異議，更批評繆荃孫在張之洞生前不作此論，「年譜作於張死後，未免有掠美之嫌」。
繆荃孫的自述，葉德輝引楊銳語作證，的確存在死無對證的問題。然而在清代，達官貴人倚仗權勢，命人撰書，署為己作，早成積習，雖大學者也不免。著名的《水經注》校本官司，被告竟是乾嘉考證學的皖派大師戴震，雖有胡適積晚年之精力替戴震翻案，而至今仍屬疑案，便是顯例。何況戴震當初不過是翰林院庶吉士，區區一名皇家學院「博士研究生」而已，由於充當四庫館臣，享有審查趙一清手稿的小小特權，尚且不免瓜田李下的重大嫌疑。何況張之洞身任通省教育長官，已顯示為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而繆荃孫以舉人充當四川總督西席的身份，不惜拜年長僅七歲的張之洞為師，顯然有求於他。此後繆荃孫三十餘年的宦學經歷，都視這位「南皮師相」的升遷為轉移。要求他在張之洞生前，而且在清帝國滅亡前，直承自己是《書目答問》的捉刀人，可能嗎？因此，他在張之洞死後，並在「張文襄公」的諡號已成過去之後，躲在上海租界裡寫回憶錄，提及此事，可能是「掠美」，但也可能是含蓄地批評恩師「掠美」。
兩種可能性都存在。目前我們還沒有真正的第一手證據，例如《書目答問》的原稿或改稿，來推翻任何一說，所以不妨將這場著作權官司，交給出版史家去繼續審理。根據目前的種種陳述，以下三點應屬歷史的事實：第一，《書目答問》的總體構想出自張之洞的策劃；第二，《書目答問》的學術取向順應張之洞的愛好；第三，《書目答問》的取捨評騭經過張之洞的裁定。這裡不擬逐點論證。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繆荃孫和他的支持者，從未對以上任何一點提出異說。
張之洞曾說，《書目答問》的意向，首在「指示門徑」。這使人記起《輶
然而，張之洞欣賞邵書或許是真的，卻不可能以邵書作為藍本。一個原因，便是兩人的學術取向並不一致。邵懿辰名為經學家，實則專用李光地、方苞的理學見解，排擊乾嘉漢學，指古文《逸書》、《逸禮》為劉歆偽造，卻反而推崇東晉出現的《偽古文尚書》。張之洞雖說「為學忌分門戶」，自稱「性惡聞人低宋學，亦惡聞人低漢學」，但他附庸漢學的隱衷在兩書中到處流露。例如《書目答問》通篇不提邵氏著作，已很奇怪，因為《禮經通論》已刻，不能用體例不收未刊書予以解釋；而末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列舉十三家數百人，也漏舉邵懿辰，則更奇怪，因為他既有著述，且非生者，還是因力抗太平軍「殉難」而名躋「國史儒林傳」的。這種疏漏，倘非顯示張之洞本人的某種價值取向，便很難理解。繆荃孫的說法，也只能存疑。
從《四庫提要》問世以後，有學者含蓄地對它的分類法表示不滿。孫星衍、張金吾等所藏私人藏書目錄，都採用有別於四庫藏書的分類法，便是例證。張之洞進了一步。他強調他的書目，所示對象不是「藏書家」，而是「讀書家」，並特指初學者，由此取得了某種自由度，可對傳統分類法實行改造。張之洞是謹慎的，對於《四庫提要》那種「欽定」的分類範式，總體不冒犯，具體作調整。
例如經部。《四庫提要》原分十類，先五經(包括《孝經》)，後四書，附小學，在編纂形式上仍然體現中世紀後期的信仰體系。《書目答問》卻將它拆散，重分三類。除「小學」類目依舊，凡清代列祖列宗頒定的官方教本，統稱「正經正注」；凡清代漢學家或漢宋兼采者，重作整理詮釋的古典經解及其校本，則統歸「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題注還申明「空言臆說、學無家法者不靈」。這一調整，受害最烈的是朱子學系統的「四書學」，它作為中世紀晚期信仰體系的理論根基，在占據官方教育舞台中心位置七百年後，除朱熹本人的幾本小書外，那些闡發所謂聖賢義理的大堆著作，幾乎全被當作空話的楷模，驅出這份准官方的必讀書單。
與此攸關的，再如子部。《提要》首列「儒家類」，所收大半是宋元明道學夫子的「語錄」，雖然作者在本類諸序中對道學時加譏嘲。《答問》卻把儒家降作二類，而新增「周秦諸子」居首。九流十家的代表作叢聚一類，固然反映諸子研究已成顯學的現狀，但取消《漢書·藝文志》以來儒家稱尊的地位，對傳統信仰體系更近於褻瀆。何況儒家類三子目，居首的也是兩漢至明清的「議論經濟之屬」，所選諸書多少都有批評正統學說的取向；「理學之屬專書」又抑居二等，且只取周程張朱陸王等十幾種書，其它「語錄」剔除殆盡；還在下一子目小注中諷刺理學諸書多「腐陋」。相反，「儒家類考訂之屬」，則以它們「為讀一切經史子集之羽翼」作理由，不厭詳列，其中大半是清代考據家著作。
重視叢書是張之洞的特識。《輶
張之洞沒有忘記他的童生們，以「別錄」為題開列了四類讀物，前三類都屬於揣摩制藝或學習考訂的入門書。第四類是初級啟蒙讀物，只列六種。有意思的是特別說明，「上海新刻《三才略》最佳。不惟童蒙，凡學人皆不可不一覽。」這部由湖南湘鄉人蔣德鈞所編的西學入門書，內容為天文學、世界地理與世界歷史的常識，看來張之洞本人曾經「一覽」，並且印象很深。
當初張之洞策劃編纂《書目答問》，可能沒有想過做一份清學史提綱，豈知最終卻形成了性狀類似的提綱。
說是類似，因為張之洞沒有那種意向。比照《輶
正因如此，張之洞主持開列的這份書單，竭力表彰清代學者在傳統學術諸領域的成就，便不足為奇。一八七五年他年近「不惑」，卻仍然只有在翰林院放差的經驗，離他超升封疆大吏並成為所謂洋務運動頭面人物，還有六年。倘說他這時還是書生見識，還在指望端正學風以造就重振朝綱所需要的有用人才，那大概是不錯的。
結果呢？《書目答問》成了主要臚舉清代學術既往成果的全面清單。張之洞特別讚賞清中葉漢學家的經史諸子研究，說是「實事求是」、「有實用」等等。於是，毫不奇怪，為什麼在卷終出現了一份《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他解釋這是應諸生為擇良師要求，急中生智，用此編替代，「凡卷中諸家，即為諸生擇得無數良師也」。可是，《姓名略》的小序，又道出他的「深意」，在彼不在此。
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大。（朱維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