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國民黨要下定對日抗戰的最後決心,就必須尋覓一個比洛陽、西安更為安全且地大物博的地區,來作為抗戰時國家與政府的根據地。
張國燾南下飛仙關,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為達此目的,蔣介石率其主要幕僚從1934年秋開始,用一年多的時間,馬不停蹄地對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10餘個省進行巡視、考察、分析和研究。
最後,蔣介石通過對各地地形、氣候、物產、交通、人文等方面的綜合考察,於1935年10月作出了將戰時國家的最後根據地定在西南四川的重要決定。
1935年3月2日上午,蔣介石在武昌召見孔祥熙、宋子文後,於10時趕赴武昌王家墩機場,在「格量機」「康行機」的拱衛下,乘「福特機」飛往重慶,同行的有侍衛長何雲,秘書汪日章、毛慶祥,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晏道剛以及政訓處主任康澤等。
下午2時,蔣介石一行抵達重慶,從而開始了其長達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蔣介石此次西南之行的主要動機與目的,首先固然在「追剿」中國工農紅軍。
但在此表面、公開目的之後,還隱藏著兩個重要的、在當時卻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一是統一四川及西南諸省於國民黨中央勢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其二是為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尋覓、策定一個中華民族與國民政府的最後根據地。
可以說,蔣介石的此次西南之行,有著其「一箭三雕」的如意算盤。
正是基於上述三個目的,所以蔣介石一到重慶,就表現出與他中原、西北之行截然不同的態度與興趣。
1935年3月4日,也即抵達重慶後的第三天,蔣介石在出席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