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0年前的西歐相比，大清才是真正的「自由」社會。它不僅搞不清自己有多少土地和人口，也搞不清要收多少稅和花多少錢。國家不以發展和增長為目標，無論是在發展經濟民生還是國防方面，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的無為狀態。只要不是造反，國家毫不嚴厲。「山高皇帝遠，個人顧個人。」
《棉花：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在研究了英國工業革命以後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同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德國在他們崛起的時代也絕不是什麼民主自由的國度，相反，他們屬於經常處於戰爭狀態的「嚴厲」國家。
屈指算來，1815年前的歐洲各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國家間的戰爭史。而後直到一次大戰，又是一部鎮壓國內革命運動的歷史。
為了避免讓自己成為失敗國家，西歐諸國都是以戰爭狀態對待彼此，以「嚴厲」的國家狀態推動貿易和市場開拓，實現工業化，進而取得全球的統治權。
其實很少有人真正重視過歐洲的王權國家的興起對於歐洲實現現代化的意義。美國著名歷史學者巴林頓·摩爾認為十六七世紀的西歐專制王權國家的興起「為現代化的開端創設了一個方便的雖說是專制的契機。」正是王權讓民族國家成為競爭的主體，使得中世紀的貴族競爭退出了歷史舞台，「朕即國家」，普天之下再沒有比國家利益更高的利益。沒有民族國家就沒有現代化。
人們也很少會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最早實現遠洋探險和地理大發現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此前，他們不過處於歐洲經濟世界的邊緣地帶，那時整個歐洲還是義大利商人的天下。答案是因為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擺脫了教皇的統治，在西歐挑頭建立了單一民族的王權國家，實行中央集權，從而結束了內部紛爭，統一了財政。把打破威尼斯人對香料貿易的壟斷和獲取黃金做為國家目標，集中起來辦大事，全國all in，終於找到了通往印度的航道，發現了新大陸。依靠船載火炮、東方香料和美洲白銀，一躍成為16世紀的全球霸主。
葡萄牙人的成功讓曾經雄霸天下的威尼斯商貿活動一落千丈。據記載，1504年當威尼斯的帆槳船抵達埃及亞歷山大港的時候，竟然找不到一袋胡椒。然而為了這一天，又有多少葡萄牙的熱血男兒在漫漫征途中葬身大海？當時人口只有150萬的葡萄牙，在國家的號召下，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投入了遠洋探險，堪稱壯舉。亞平寧半島的那些城邦國家在這場競爭中敗得是一點脾氣也沒有，蓋因城市共和國的實力無法匹敵民族國家。
同樣，英法百年戰爭後，亨利七世及女王伊麗薩白一世在英格蘭建立了強大的王權。統一的英語民族國家，統一的市場使英國君主專制達到極盛。為了與荷蘭和西班牙競爭，女王自稱「人間上帝」，排除各種干擾，強推《僱工法令》，規定無固定職業者必須成為僱工，為手工工場提供勞動力。她推行海盜政策，為海外貿易和殖民掠奪提供國家支持，終於在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為大英帝國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哈佛大學教授查爾斯·蒂利的名言「戰爭造就了國家，國家推動了戰爭」，至少在當時的歐洲是完全正確的，而近年來歷史學家們新的認識則是：戰爭和國家共同推動了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事實上，在近現代時期的整個歐洲，戰爭一直是政府最大的支出項目。尼爾·弗格森估計，18世紀的歐洲領主平均將54%的總預算用於戰事。其中英國的比例最高。
約翰·布魯爾在他1990年的著作《國力之筋》一書中將18世紀的英國稱為財政—軍事國家；因為這一時期英國中央政府的資金主要用於軍事活動。
保羅·甘迺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寫道：英國能夠「把大大超過其稅務收入的錢財用於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船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會付諸東流」。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現如今的民主自由國家們當初都是以有利於動員的戰爭體制立國的，國王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意志。正是這種體制使得國家在危機中以最低社會成本快速凝聚共識，這是一種危機體制。也正是通過這種體制，使得美洲的白銀，非洲的奴隸、印度和中國的市場帶來的豐厚利潤讓歐美列強逐漸擺脫了嚴厲的狀態，占據了全球政治經濟的核心地帶，在豐沛的資源和資本的基礎上，有能力去支付在分散或自由體制中凝聚社會共識所產生的成本，收買那些反體制的異己分子，也有了可以向邊緣地帶轉嫁危機的本錢。美國前財政部長康納利說過一句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言者何其囂張，聽者何其無奈！
我們看到，只有物質力量才是那些成功國家彌合社會分歧，建立社會共識的真正力量。自由體制只是通過物質力量收買、說服異己分子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英法在歷史上幾經革命，然而，直至19世紀下半葉才漸漸擺脫皇權與王權在凝聚社會共識，排斥異己，建設國家上的作用。何以故，皆因為物質力量尚不足以同時將社會所有階層帶入現代社會也。當物質力量帶來的福利增益惠及全共同體時，此前無論多麼底氣十足的異己力量，也會終將低下高貴的頭顱，融入社會共識之中，此時，才會結出自由體制的果實來。
今天的中國正在走向中心地帶的征途中，14億人口規模的共同體及其發展的不平衡，使得用以凝聚社會共識的成本及其昂貴，而此時資源和資本仍難言豐沛。我們該以怎樣的姿態降低達成社會共識的成本，是關乎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能否擺脫中心地帶政治經濟統治的大問題。這個事情做好了，中華民族就可以改天換命，星晨大海。做不好，仍有可能步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的後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