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安德魯斯 是一位沒有進入大多數建築史的建築師。毫無疑問，你會在有關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建築的調查中發現他的身影，但在其他的調查中，如果有的話，也是相當簡短的。他沒有得到像美國或西歐的建築師那樣的關注，同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也不是最近的作者想要發掘被忽視的人才的地方。安德魯斯的職業生涯是一個橢圓形的，跨越了大英國協的邊緣--從澳大利亞到加拿大，然後又回到那裡--並在美國進行了一些嘗試。在他自己的Gund Hall（哈佛大學GSD的所在地）舉辦的一個出色的展覽 John Andrews: Architect of Uncommon Sense 中，才華得到了應有的體現。由保羅·沃克和凱文·劉策劃，利用各種檔案材料，加上芝加哥藝術家 Noritaka Minami 的最新照片，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覽，今年哈佛大學設計出版社也將基於此出版一份調查出版物。
一些建築師在很大程度上用混凝土工作，但卻否認野蠻主義的標籤，安德魯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堅持認為他的作品是人文主義的，他的作品的跨度顯示了對計劃和循環的不懈關注，而不是對形象的關注。他在混凝土的黃金時代工作，並經常使用它，但他轉向任何可能有用的材料，經常經濟地使用這些元素。
參展品Justin Knight/Courtesy Harvard GSD
牆上的文字說：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務實的建築師，而不是一個理論家或投機性方案的設計者，他經常認為他的設計是基於常識，在繪圖板和施工現場解決設計問題。他也是一個直率而富有娛樂性的人，對完成任務感興趣。
安德魯斯常常被拿來與阿爾多·凡·艾克和赫茲伯格相比較，但似乎其他偉人，例如柯布西耶、卡恩、魯道夫和塞特的實際影響更明確。他還對各種氣候環境給予了敏銳的關注，回應了當地的情況，萌生了綠色屋頂，並使用了熱設計和規劃技術，試圖將作品置於自然之中。
牆上有黑白檔案照片Justin Knight/Courtesy Harvard GSD
這個展覽對安德魯斯的工作進行了有力的概述，從最偉大的作品到鮮為人知和未建成的項目。安德魯斯1933年出生於雪梨，在雪梨大學上學，在那裡的歌劇院工作，並在哈佛大學 GSD 年代上學。之後他去了加拿大，在那裡他在 Parkin and Associates 工作，然後在25歲時，在多倫多市政廳比賽中獲得第二名。芬蘭的 Viljo Revell 贏得了獎項，顯然是晚到的 Eero Saarinen 從被拒絕的作品中找到了提交的作品，並說服了陪審團的優點。
他很幸運地搬到了加拿大，在校園建設的光輝歲月中，他的作品與埃里克森、梅西和羅恩·托姆一起，構成了那個時代的精華。安德魯斯在士嘉堡學院的學術綜合體（1966年）可能是他最著名的項目，在班納姆的《大型基礎設施》中得到了大量關注。該項目試圖在城市邊緣創造一種內部城市主義，一個尊重周圍自然的地形脊柱，同時為內部生活提供一個真正的核心。
附牆面文字和檔案圖片的展覽視圖Justin Knight/Courtesy Harvard GSD
他為安大略省圭爾夫大學設計的住宅（1968年）顯示了更多的熱切的可能性。在這裡，他為長牆內的窗戶和門進行了有趣的安排，然後圍繞它們設計家具和裝置。重複的系統經常是他工作的開始，特別是在大學系統中，對房間和集群的正確比例的感覺是首要的，更大的決定隨之而來。展覽提供了很多證據，證明安德魯斯專注於計劃和流通，因為它展示了大量的計劃和流通圖，以及截面、各種檔案元素、照片。
Gund Hall的歷史Justin Knight/Courtesy Harvard GSD
展覽展示了一個建築師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下轉折建造類似的建築。當他回到澳大利亞時，他的作品延續了它的空間邏輯，但為了適應溫和的氣候，它被改造了。室內街道被淘汰了，而庭院和有頂的人行道被納入其中。位於坎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蟾蜍館（1974年）是一個鋸齒狀的、傾斜的磚砌宿舍樓群。其他澳大利亞大學和教育項目顯示了一種標誌性的設計精神，以及對地點和材料的持續適應性。
Gund Hall/Noritaka Minami
安德魯斯作為一個巨型建築狂人的特例並不真實；他將他的大多數大型項目分解成人類規模的元素，並對背景非常敏感。這可以從他的 Gund Hall（1972）中看出。這裡的形式，來自於梯形工作室的空間，反映了他將工作室空間放在建築中心的決心。其他的亮點也接踵而至，包括面對哈佛大學紀念堂的大柱廊，作為一種鄰居的姿態。安德魯斯做了各種各樣的事情。第67屆世博會上的非洲館（1967年）活動中主要的承包商和供應商都被其他項目徹底預訂了，所以他轉向了膠合板。其結果是，一個以北非風勺為靈感的屋頂帳篷為特色的蛋形木結構，非常棒。
Gund Hall 的屋頂細節喬治·甘德廳建築文件集，John Andrews / Anderson / Baldwin
邁阿密郵輪碼頭（1970年）現已不復存在，它異常時尚，但它的設計是為了讓郵輪乘客的生活更簡單。他派工作人員進行了一次巡航，結果發現在港口等待上岸的時間長達數小時（沒有空調），飲料服務也暫停了，在他們還沒有離開船的時候，就已經回到了現實中，很是殘酷。他把每個停靠點的行李和移民設施分開，理由是工作人員可以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並設計了一系列雙曲線不對稱的屋頂來頂替這些設施，該結構將等待時間減少到約40分鐘。
安德魯斯設計的辦公大樓就像他的大學校園一樣，大多數都不是很高，他將建築分布在庭院和人行道中。在他位於 Belconnen 的驚人的 Cameron 辦公室（1977年）中，一個預製結構系統跨越了這些庭院，提供了一種被大量景觀掩蓋的內部感。埃德蒙·培根是費城的一位建築師，也是凱文的父親，他給安德魯斯寫了一封信，書中引用了這封信，稱它是在世界任何地方看到的最有趣的建築群之一，因為它以一種有效和原始的方式與它所處的更大的城市相聯繫。
國際通信衛星組織總部圖Intelsat總部，華盛頓特區，約翰-安德魯斯國際公司1980年，新南威爾斯州圖書館提供
你可以很容易地發現整個過程的連續性。帕拉馬塔的八角形（1990年）類似於他在華盛頓特區的 Intelsat 綜合體的八角形（1988年），倒角和圍繞開放空間和中庭的分散規劃在當時是很好的人文主義。坎培拉的Callam 辦公室（僅部分建成）絕對是未來主義的樂趣，圓形的形式和多個架空的人行道將一個綜合體編織在一起，就像一個非怪誕的 H.R. Giger 方案。《現代建築：批判的歷史》中稱讚該作品，稱該作品所基於的高科技六邊形模塊肯定比 Archigram 所激發的任何幻覺圖像更有靈感。
安德魯斯在雪梨的喬治王大廈（1976年）是另一個在完成實際任務中發現巨大表現潛力的案例。富有表現力的混凝土塔，非結構性的，在其三角形的每個角落排列，包含樓梯、管道、電梯核心和浴室，安德魯斯稱之為有風景的廁所。不鏽鋼和聚碳酸酯遮陽板是提高環境性能和活躍外牆的一種靈活而輕巧的手段。
凱萊姆辦公室外觀卡拉姆辦公室, 2022, Noritaka Minami
從展覽和近500頁的書中可以看出，安德魯斯是相當高產的。他在1971年被確認為第一個進入美國藝術和文學學院的非美國建築師，並在1980年獲得澳大利亞皇家建築師協會的金獎。他的職業生涯在機構委託的減少和後現代主義的崛起中放緩，他對這股功利性裝飾的浪潮有點像文沙夫式的暴躁。正如保羅·沃克（Paul Walker）在書中介紹的那樣，他的辦公室仍然堅定地致力於本質上的現代主義方法，認為設計能夠救贖建築世界，並使它對每個人都更好。正如太多關於現代主義的故事一樣，邁阿密海港碼頭和他的三個澳大利亞會議中心已經不復存在，他的卡梅倫辦公室被毀，喬治王大廈被愚蠢地重新裝修。這同樣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們這個世界在沒有守護天使的情況下對許多優秀建築所做的事情，希望這種情況儘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