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改土歸流是指1726年至1730年，雍正廢除雲南、貴州、廣西等西南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進行統治的制度。

這項制度最大的意義就是打破原來「蠻不出峒，漢不入境」的民族禁錮，消除了明朝以來土司的半獨立半割據狀態，強化清朝對西南邊疆地區的統治，促進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從歷史影響上看不亞於康熙收復外蒙古以及乾隆皇帝「十全武功」。

土司制度的前世今生——從民族自治到尾大不掉，割據一方

從秦漢至隋唐的一千多年裡，西南地區開發緩慢，地理閉塞、土壤貧瘠、經濟落後、民風彪悍。

對於漢人中央王朝來說，該地區是毫無利用價值的存在，因此實行羈縻統治，即通過「以夷制夷」的方略維護統治，中央王朝只是在當地維持基本的軍事力量，以及繳納象徵性稅賦，其餘事務一概不問。

這就導致中央王朝對西南的統治極具伸縮性，當國力強盛時尚可對這些地區施加影響，一旦王朝陷入衰落，西南邊疆就宣告「單飛」，所以西南邊疆從未被中原漢人王朝視為真正固有領土。

到了元代，情況稍有不同，元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同時對南方民族地區統治更加深入。

可恰恰上層蒙古統治階級人才嚴重不足，對漢族士人治理西南邊疆又不放心，於是創造性建立土司制度。

即以律法形式承認少數民族首領享有世襲地位，並授予官職為土司，土地和人民都歸土司所有，土司集行政、司法、財政於一身，掌握本部族生殺大權。

元朝實行土司制度的本質就是「以夷制漢」，通過對西南地區部族首領的政治妥協，換來制約漢人。

同時也成功穩定西南邊陲的局勢，畢竟獲得中央政權的認可對自身統治來說是一份可靠的政治保障。

但帶來的消極影響是中央政權對西南控制薄弱，朝廷的敕詔在這裡無法得到真正的貫徹。

明朝開國後繼續沿用土司制度，到了明中後期，土司制度發展到高峰，隨著土司的坐大，西南三省對明朝中央政權的離心力不斷增強。

土司憑藉掌握的土軍分裂割據，除了不能登基稱帝，其他一切比照皇帝。

《明史·土司傳》對土司這樣記載:

「必假我爵祿，寵之以名號，乃易為統攝，故奔走唯命，若朝廷調遣繁多，則急而生變，恃功怙過，侵擾益深。」

朝廷稍有不順其意，就起兵作亂，從隆慶到萬曆，西南邊疆動亂頻發，1590年，播州宣慰司楊應龍反叛，萬曆派24萬大軍鎮壓，直到1600年才平定叛亂，成為萬曆三大征之一。

不過一直以來，明朝政府對西南土司也只能安撫，只要不鬧事就好，以至於民間流行這樣的民謠:

「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雲南語遺失的意思）地方兩千里。」

清朝的國土理念: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1644年滿清入關，在十多年時間裡逐步建立起對全國的統治。

與以往漢人王朝不同，清朝統治者沒有「內華夏外夷狄」的意識，十分重視邊疆治理建設和國土守護理念，為此朝廷傾注大量心血。

早在順治後期，清廷就鼓勵內地居民遷徙至雲貴墾荒耕種，1704年康熙對湘西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改土歸流及儒化教育，禁止當地苗民宗教祭祀活動，並推行三綱五常及忠孝節義觀念。

到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對西南的開發更加深入，雲貴總督高其倬開墾怒江上游數百里土地，這是清朝開國以來第一次在西南邊疆進行直接行政干預。

而清廷的向西推進與當地土司的摩擦也不斷增加，在土地、礦藏等資源開發，以及驛路通行、外來人口進入等問題上矛盾尖銳。

比如:清軍在貴州廣順想建營房防汛，當地土司竟用石頭擋住去路抵制清軍入駐，雲貴總督高其倬為了免生事端，只能給廣順土司財物禮品，以求放行。

對於土司的狂妄自大，雍正十分懊惱，他認為清朝已統一天下，桀驁千年的蒙古極邊部落都已降服，中國疆土開拓廣遠，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目前西南雖無反叛之可能，但長此以往必為大患。1725年雍正將自己的得力心腹，時任廣西巡撫的鄂爾泰調任雲貴總督，解決土司問題。

改土歸流:殺一儆百，恩威並施，中央政權廢黜土司，建立直接統治

鄂爾泰接任雲貴總督之時，西南局勢比想像更加嚴峻，用鄂爾泰的話說:滇南東川一帶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

經過長達數月考察，鄂爾泰正式向雍正上奏:

「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

直到此時改土歸流的概念被鄂爾泰正式提出，核心要義是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

雍正對此大為讚許，命鄂爾泰主導改土歸流事宜，並定下土司主動接受改土歸流為上策，以武力解決為下策的剿撫並用、恩威並施策略。

改革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很多朝廷大臣反對，認為土司制度已存在幾百年，積重難返，稍有差池，必將引起地方動盪。

同時這項制度也遭到土司的強烈反對，但雍正力排眾議，全力支持鄂爾泰改土歸流。

對於土司的抵抗，鄂爾泰調動四川軍隊，決定拿幾個勢力較大的土司開刀，做到殺一儆百。

首先鄂爾泰向經常挑釁清軍的廣順長寨土司用兵，在清朝正規軍的實力碾壓下，廣順遭到毀滅性打擊，長寨土司完全被摧毀，鄂爾泰立即派流官治理，改土司為長寨廳，鄂爾泰「改土歸流」取得勝利開端。

此後鄂爾泰揮師挺進，或軍事鎮壓或勸服招降，很快征服了永寧、永安、安順等2170餘寨，取得輝煌戰果，鎮沅地區土司刀瀚、霑益土司安於蕃組織聯軍抵抗均被活捉。

接下來，鄂爾泰把矛頭對準廣西泗城土司，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兵力四千餘，武器精良，鄂爾泰一面對其招撫，另一面以強大軍力對其威懾，岑映宸為自保，只能乞求投降。

泗城土司政權的崩潰，震撼了廣西其他大小土司，他們紛紛向清廷交出印信和兵器，史料記載:

「廣西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後繳敕印、納軍器二萬餘」。

1728年廣西所有地區全部實現改土歸流。雍正大喜之餘，於同年破格升任鄂爾泰為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同時命貴州按察使張廣泗在黔東南推行改土歸流。

由於貴州土司勢力較小，再加上有廣西的前車之鑑，在張廣泗的壓迫下，貴州土司紛紛請求交出世襲領地及印信，主動歸政中央，鄂爾泰隨即設縣村加強管理。

在此後的兩三年間，十幾個盤踞上百年的大土司紛紛被平定，到1731年，雲貴、廣西三省全部實現改土歸流。

為了鞏固改革成果，鄂爾泰清查戶口，丈量土地，徵收賦稅，設府州、建學校，將西南三省直接歸納於清廷直接管理下，至此徹底解決上千年來中原王朝與西南邊疆的割裂關係。

改土歸流的影響

雍正實施改土歸流解放當地生產力，使原來開發水平較低的邊遠山區得到很好開發。

廣西和雲南的人口在康熙末年到嘉慶末年的上百年間，人口總數分別由100餘萬增加到700餘萬，90餘萬增至400餘萬，即分別增長為原來的7倍和5倍。

更重要的是，改土歸流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消除潛在分裂因素，打破了土司制度下民族禁錮隔離狀態，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