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簡介
《世界經濟與政治》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的綜合性學術月刊。自1979年創刊以來，始終貫徹"理論性、戰略性、綜合性和現實性"的辦刊方針，以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為主旨，注重國際政治與世界經濟的結合，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注重選題的綜合性、前瞻性和創新性，緊扣時代熱點和學科前沿問題，弘揚學術創新精神，提倡學術自由和平等，促進學術交流。《世界經濟與政治》在政治學期刊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2012年入選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資助期刊第一批名單，並獲評優秀期刊。被《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2014年）列為頂級期刊，入選CNKI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
本期目錄
1 世界之變與全球經濟政治學
張宇燕
2 知識涵化與社會知識再生產——以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路徑為例
秦亞青
3 國內規範爭論與國際規範演變——對「春秋無義戰」的跨層次分析
蒙克
4 「信息就是力量」：信息生產與規範競爭
王蕾
5 勞動力流動性、生產組織變革與後發工業趕超——對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美國、德國和俄國的比較研究
張倩雨
6 秩序重構：人工智慧衝擊下的全球經濟治理
韓永輝 張帆 彭嘉成
文章摘要
知識涵化與社會知識再生產——以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路徑為例
作者：秦亞青，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摘要：知識涵化是一種社會知識再生產理論，是指不同文化之間的開放性接觸形成知識的相互影響並導向知識再生產。知識涵化是一個過程，包含單向涵化、雙向涵化和交互涵化等相互關聯的階段。單向涵化是指一種文化中的知識影響另一種文化中的知識再生產，特徵是知識的學習借鑑；雙向涵化是指兩種文化中的知識以自身顯著性並通過交流辯論產生相互影響，特徵是知識創新；交互涵化則是不同文化中的知識在相互影響的條件下產生新的共同知識，特徵是知識匯融。知識涵化是一個開放性過程，以知識的多樣性消解學術話語霸權，形成基於多元基礎的共同知識。中國國際關係理論40多年的發展過程更多地體現為一個知識涵化的過程，以開放性涵化起步，當前正處於雙向涵化階段，表現出比較明顯的「中華性」。但發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目的不是以「中華中心主義」取代西方中心主義，也不是以自文化產生的國際關係理論取代他文化理論，而是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的全球化，向著建構人類共同知識的終極目標邁進。
國內規範爭論與國際規範演變——對「春秋無義戰」的跨層次分析
作者：蒙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摘要：針對爭論如何影響國際規範演變這一問題，作者結合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分析視角，從中國春秋時期國際戰爭規範退化的歷史中提煉出一個解釋國際規範演變的理論框架：在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規範爭論的結果會影響規範演變的方向，當國內規範爭論的結果違背原有規範下的社會預期時，會經由規範之間的相互嵌入性導致與國內規範相連的國際規範出現退化；同時，這一效應會隨著現實主義範式所強調的國家間相對實力差距的縮小而被放大。為此，作者創建了春秋時期主要諸侯國國內規範爭論和國際戰爭正義性的面板和配對數據集，以定量方法檢驗並支持了該框架推導出的假說。分析揭示，「春秋無義戰」的出現未必是由於楚國等異質性修正主義大國對周禮戰爭規範的挑戰，而更多是規範主導者周王室的衰微以及各諸侯國在爭霸競爭中實力趨近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發現有助於我們透過國際規範演變的理論視角和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的歷史啟迪理解當下自由國際秩序所面臨的危機。
「信息就是力量」：信息生產與規範競爭
作者：王蕾，復旦發展研究院博士後。
摘要：規範競爭是國家間博弈的重要形態，解釋規範競爭結果產生的原因對於理解規範制定權的來源具有關鍵意義。參與規範競爭的國家需要發掘和處理個體或集體經驗、歷史或現實事件以及科學知識或統計數據等信息資源，使之適於支撐自己的規範主張，而信息生產的方式將影響規範競爭的走向。信息生產方式可分為三種類型，即一國獨立生產信息、聯合立場相近的國家組建信息生產與共享網絡以及動員跨國機構參與信息生產。在不同的信息生產方式下，國家提供信息的質量存在差異。信息質量越高，越能夠吸引尚未做出立場選擇的中間國家將該信息引入本國的外交話語，以便進行自我表達和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有效爭取中間國家支持的一方將更容易在規範競爭中獲勝。對於核裁軍及網絡安全兩個議題領域的案例研究驗證了這一理論。部分無核武器國家通過動員眾多跨國機構參與信息生產，推動了《禁止核武器條約》在聯合國表決通過；美國及其盟友藉助信息生產和共享網絡的運行在網絡安全規範制定中占據優勢地位。由此可見，國家參與規範競爭不僅需要闡述自己的規範主張，還應提升組建國家間信息生產與共享網絡或者動員跨國機構參與信息生產的能力。
勞動力流動性、生產組織變革與後發工業趕超——對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美國、德國和俄國的比較研究
作者：張倩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工業趕超是指後發國家在工業領域追趕和超越先發工業國的歷史過程，其以技術創新為基礎。技術的報酬遞增特性使潛在的後發優勢並不必然轉變為現實發展動力，後發國家通常只有在技術範式的轉換期才有可能實現工業趕超。然而，絕大多數後發國家難以抓住趕超的機會窗口，這是因為技術創新的潛在經濟效益只有在生產組織形式相應革新時才能充分獲取。從手工工場到機器大工廠再到現代企業制度，主導性生產組織形式的演變離不開不斷提高的勞動力要素流動程度。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美國、德國和俄國三個後發工業國家對英國的工業趕超歷程反映了後發工業趕超的初始條件與核心機制。美國和德國的勞動力要素流動障礙均得到破除，兩國發展起與新技術相匹配的新型生產組織形式，由此超越英國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技術主導國和工業領先國。俄國勞動力要素流動則受到嚴格限制，導致俄國仍保留傳統的生產組織形式，進而被鎖定在工業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狀態。中國應著力破除阻礙勞動力和人才自主有序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充分獲取工業技術創新的潛在經濟效益和實現後發工業趕超提供強勁動力。
秩序重構：人工智慧衝擊下的全球經濟治理
作者：韓永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張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中心講師；彭嘉成，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技術「奇點」的存在使得人工智慧將對全球經濟運行及其治理模式帶來深刻影響，必須對此提前謀劃、前瞻治理。人工智慧具有自主學習能力、低應用知識門檻和強大的推理能力三大技術特徵，它們在經濟領域轉化為開發層面的「馬太效應」、應用層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層面的「效率最大化」三大特徵。人工智慧基於其「技術—經濟」特徵將對全球經濟治理秩序帶來三大衝擊：一是大國利益分配爭奪激化，「中心—外圍」格局失衡加劇；二是主權國家主體地位遭到削弱，非國家行為體的權力進一步增強；三是工具理性收益超越價值理性，機制設置面臨人機衝突。據此，須從三方面應對人工智慧衝擊帶來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重構：首先，以智能技術賦能新型經濟全球化，塑造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其次，推動形成多元協同的權力結構，適應「多中心化」治理模式。最後，以預防性和可被解釋為原則，強化監管人工智慧參與機制設置。應以「技術向善」為治理目標，以「多邊協作」為治理手段，充分發揮人工智慧的「補充人」作用，審慎運用其「取代人」功能，絕不允許其在社會經濟決策中扮演「超越人」角色。
排版 | 楊凌晶
本文來源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年第1期。文章評譯內容為公益分享，服務於科研教學，不代表本平台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