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誕生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開創了紀傳體例，為後代史書的書寫樹立了典範。《史記》也是中國敘事文學的典範，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繼承了先秦敘事文學與諸子散文的精神，吸收了抒情文學《詩經》《楚辭》等經典的精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韻味和風格，成為先秦文學的集大成者和漢代文學的典型代表，為後世文學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強大的動力。對司馬遷及《史記》的研究，自《史記》問世起，至今兩千多年從未間斷。《史記》如何由經學附庸轉變為史學和文學的經典？「史記學」的體系包括哪些內容？記者採訪了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會長、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新科。
擺脫經學附庸後得以廣泛傳播
《中國社會科學報》：《史記》誕生之初頗受非議。從學術發展來看，中國歷史記載從先秦就已開始，並且形成了自己的寫作傳統，但史學以及史學家的地位並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漢代由於經學的盛行，史學還沒有成為獨立的學科，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史記》等歷史著作列入「六藝」類「春秋」名下，作為「經」的附庸而存在。漢代正統思想家如何看待《史記》？
張新科：司馬遷編纂《史記》，有非常明確的目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在《報任安書》中也有類似的表述：「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以看出，這不是簡單的歷史資料的彙編，而是具有深刻思想的著作，超越了前代的歷史記載，創造了歷史記載的新紀元。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說《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在官僚階層和統治者眼裡，《史記》乃洪水猛獸，如漢明帝說：「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班固《典引》）東漢司徒王允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後漢書·蔡邕傳》）魏明帝說「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三國志·王肅傳》）可見《史記》在傳播中遭遇的阻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史記》是通史體例，班固《漢書·敘傳》批評這是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那麼《史記》是如何傳播的？
張新科：為了突出劉邦開國皇帝的地位，《漢書》變為斷代史，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史家的讚譽，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通例。
兩漢時期的普通讀者是無法見到這部著作的。《漢書·司馬遷傳》載：「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是《史記》的第一個傳播者。後來，《史記》在流傳中有所殘缺，漢元帝、成帝之際的褚少孫搜集資料，又補續了某些篇章，使《史記》成為完璧。當然，續寫《史記》最有成就的是班彪，他的《史記後傳》為班固編纂《漢書》奠定了基礎。根據陳直先生考證，直到東漢中期以後，《史記》才在社會上得到比較廣泛的流傳。
魏晉以後，史學擺脫了經學附庸地位，在學術領域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三國時代已有包括《史記》在內的「三史」之說。西晉荀勗《中經新簿》把當時的書目分為甲乙丙丁四部，把史學從經學中劃分出來列為丙部（相當於後來的史部，甲部、乙部、丁部相當於後來的經部、子部、集部），東晉李充《晉元帝書目》又把史部提升到經部之後。到了《隋書·經籍志》，又把前代文化典籍列為經史子集四部，替代原來的甲乙丙丁四部名稱，而史部正史類又以《史記》為第一，後來的學術分類一直沿用這一分法。
《中國社會科學報》：傳播是經典形成的重要因素。什麼因素促進了《史記》的廣泛傳播？
張新科：《史記》寫作時是刻在竹簡上的，傳播受到很大限制。東漢以後有了紙張，一直到唐代，都是手抄本。宋代，由於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刊刻印行《史記》較為普遍，為人們研讀《史記》提供了方便。明代的印刷術有了新的發展，刻印《史記》達20多種，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出現，給《史記》評點和傳播帶來更大便利。當然，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多種不同形式的媒介日新月異，直到今天的影視傳媒、計算機網絡等，都成為文化傳播的重要工具。書寫工具的變化加上傳播手段的多樣化，促進了《史記》的廣泛傳播，推動《史記》成為經典。
走向經典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史記》的傳播在很長的時間段內都受到限制，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它的地位逐漸提高，直到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經典之作。您認為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張新科：《史記》本身具有非凡的價值，這是它成為經典的基礎和關鍵。《史記》的價值可以歸納為「五度」。
一是廣度。就時間長度來說，它反映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3000年的歷史；就地域而言，它已經涉及今天的中亞西亞一帶；就人物層次而言，它涵括了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平民百姓，乃至遊俠刺客、商賈卜卦等各類人物；就社會面而言，它立體化反映了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狀況、文化脈絡等各個方面；就學科而言，它具有百科全書的特點，涉及歷史學、文學、民族學、政治學、軍事學、地理學、天文學、醫學、教育學等。
二是深度。《史記》大膽突破傳統觀念，超越前人，如對待帝王的態度、對待下層人物的態度、對待周邊民族的態度、對「義」與「利」關係的認識、對於秦王朝歷史的認識等。尤其是司馬遷自己所說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體現了歷史學家、思想家的獨特眼光和對歷史的深刻認識，以「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展現社會發展的歷史全貌，揭示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惡丑，同時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維護統一、積極進取、堅忍不拔、憂國愛國等精神。魯迅讚譽其為「史家之絕唱」，絕非虛言。
三是溫度。人物傳記不是乾巴巴的歷史資料，而是反映了活生生的人，《史記》字裡行間都有司馬遷的影子，滲透著司馬遷的情感，褒貶分明，有時甚至直接抒發情感，具有濃厚的感情色彩，因而魯迅稱之為「無韻之《離騷》」。
四是美度。歷史書寫具有文學特質，用美的形式、美的結構、美的語言，寫出具有個性化的人物；寫人敘事具有典型性、戲劇性、完整性、多樣性。
五是力度。首先是作者的筆力具有很強的穿透力，如清人吳見思《史記論文》評《項羽本紀》「精神筆力，直透紙背」。其次是歷史人物的活力，刻畫人物時避免記流水帳，而是放大生命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再次是對讀者的感染力，引起共鳴。明代茅坤評價：「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還有作品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包括思想、藝術以及傳主的價值。此外，《史記》傳播到海外，更體現出它的影響力。
總之，由於其內在的非凡價值，使《史記》走向永恆的時間和無窮的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歷時性來看，《史記》的經典地位是逐步建構起來的，其具體表現有哪些？
張新科：漢魏六朝時期是起步階段，有歷史評論，也有零散的文學評價，提出司馬遷「愛奇」「史漢優劣」「史公三失」等問題。唐代由於正史著作對《史記》的繼承和發展，史學理論對《史記》的肯定，古文運動的興起，「三家注」的形成等原因，奠定了《史記》的史學、文學經典地位。宋代由於印刷術的發展，《史記》的受眾面擴大，形成了評論《史記》的風氣，或論史事，或評人物，或談文章，有褒有貶，不宗一派。提出許多新的課題，如互見法問題、司馬遷文章風格問題等，同時傳統問題得到深化，如「史漢優劣」問題，出現了《班馬異同評》等著作。元代雜劇把《史記》搬上戲劇舞台，180多種雜劇取材於《史記》。明代《史記》的經典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出現了大量評點著作，既有史學的，也有文學的，凌稚隆《史記評林》是評點著作的集大成之作。由於文學復古運動興起，《史記》的文學地位穩固提升。清代是《史記》經典地位建構的高潮期，大量探究《史記》的著作和論文面世。在欽定的二十四史中，《史記》居榜首，列入《四庫全書》史部第一。對《史記》的考證研究，在清代取得了顯著成就，梁玉繩、張文虎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評點評論也多種多樣，吳見思、牛運震、方苞、李晚芳、李景星等人的著作各有特色，評點集大成的代表是程餘慶的《史記集說》。到了近現代時期，學者們在校勘、考證、評註諸方面用力較勤，吳汝綸、曾國藩、魏元曠、李笠、楊啟高、劉咸炘、齊樹楷、靳德峻、鄭鶴聲、施章、朱東潤、李長之等，都有專門的《史記》研究著作。其他如章炳麟、梁啓超、王國維、顧頡剛、魯迅、范文瀾、呂思勉、余嘉錫、羅根澤、郭沫若、翦伯贊、周谷城、鄭振鐸等著名學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論述了《史記》的經典價值。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研究立場和指導思想發生質的變化，《史記》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問題不斷深入，對《史記》的認識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系統性的理論著作層出不窮，形成《史記》研究的高潮。而隨著中外文化交流，《史記》在海外的影響也日益廣泛，世界化的特點也越來越明顯。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在《史記》普及宣傳、研究資料搜集、研究方法改進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成就遠遠超過了古代任何一個時期，一門新的學科——「史記學」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共時性來看，《史記》成為文化經典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哪些？
張新科：一個時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個時代思想的風向標，對《史記》的傳播和研究有重要影響。歷代統治者對修史的重視，魏晉以後史學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記》備受尊崇。文史分家以及文史各自地位的提高，對於《史記》的傳播以及史學和文學地位的提升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唐代的科舉考試，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史作為科舉考試的一科，從制度方面有力促進了《史記》的廣泛傳播。宋代亦是如此，據《玉海》卷四九引《兩朝志》：「國初承唐舊制，以《史記》、兩《漢書》為三史，列於科舉。」由於科舉考試的強大動力，在當時形成了學習《史記》的良好風氣。
《史記》創立紀傳體，後來的正史全部採用紀傳體，而且把《史記》八書發展為政書體，如唐代杜佑《通典》、宋代鄭樵《通志》、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等。文學方面，大量的傳記直接繼承《史記》傳統；古典小說從唐傳奇到明清長篇小說，基本採用紀傳體；元代雜劇，許多題材來源於《史記》；詩詞曲賦中有大量歌詠《史記》人物、事件的作品。這些不同文體，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史記》影響，反過來看，這些不同體裁對於《史記》傳播也起了積極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經典建構，讀者是主體，尤其是評論家對《史記》的意義闡釋占據重要位置。在《史記》走向文化經典的過程中，大量《史記》注本、選本、評點本以及古文選本的作用是不是也不可小覷？
張新科：是的。對《史記》的注釋，從漢魏六朝時期就已開始，但大都散佚，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裴駰的《史記集解》。唐代成就最大的是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這三部書被後人合稱為《史記》「三家注」。「三家注」從文字考證、注音釋義，到注釋人物事件、天文曆法、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典章制度等，無所不備。「三家注」的形成是《史記》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此後，歷代各種不同的《史記》注釋、評點等大量湧現，如宋代《班馬異同評》、明代的《史記鈔》《史記評林》，清代的《史記精華錄》《史記評註》《史記論文》《史記集說》等，舉不勝舉。時至今日，仍不斷有針對不同層次讀者的各類註譯本。這說明，《史記》的傳播範圍與受眾越來越廣。
從漢魏六朝開始，就有大量的零散評論，後來這些評論逐漸形成一些理論，體現在文學點評和古文理論之中，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轉合，小到章法結構、辭藻、對仗、用典、音韻等，深入細緻。如茅坤以「風神」論《史記》，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用「義法」論《史記》，劉大櫆《論文偶記》中用「奇」「高」「大」「疏」「遠」「變」來概括《史記》文章特點。當然，自近現代以來出現的專題論文和著作以及學位論文，更具系統性、理論性，是《史記》經典建構的關鍵所在。
從宋代開始，出現了古文選本，著眼於「古文」，《史記》也成為古文的典範，如《文章正宗》《妙絕古今》《崇古文訣》等，此後，明清古文選本越來越多，大都選擇《史記》的精彩篇章，如明代的《先秦兩漢文膾》《古文奇賞》《秦漢文鈔》，清代的《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古文眉詮》《古文析義》等。這些古文選本基本以文學評點為主，是《史記》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與此相關的學校教育以及史學史、文學史教材，對於促進《史記》經典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海外的《史記》研究也取得多方面成就，為《史記》經典的建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您能談談《史記》在海外的傳播、影響與研究嗎？
張新科：據《北史·高麗傳》可知，《史記》在南北朝時期就已傳到了朝鮮半島。此後，傳播範圍越來越廣泛，隋朝時傳入日本，目前已傳播到世界各地。全本的《史記》韓文、日文、俄文、法文版都已面世，英文的全本即將完成。現有資料表明，《史記》還有德文等其他語種的選本。總之，經典不是自封的，而是經過不同時期、不同讀者的檢驗確立的。
我們要通過「史記學」充分挖掘與闡釋《史記》的文化力量和司馬遷的人格風尚，進一步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
作者：陸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