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漢生:朱子家風家訓與「福」文化

文以傳道 發佈 2023-01-30T07:37:07.518868+00:00

作為生命體,假設有意志,植物一定是追求生長,自由舒展地生長,希望有充足的陽光雨露滿足它們的生長意志;

一 家風家訓與個人及社會幸福之關係

作為生命體,假設有意志,植物一定是追求生長,自由舒展地生長,希望有充足的陽光雨露滿足它們的生長意志;動物亦然,它們一定希望除了快速生長,還希望能夠在大自然里自由奔跑,有足夠的食物滿足口舌之欲,還能自由交配滿足性慾本能,並繁衍後代。動植物的這些本能,滿足之後,應該有一種快樂,或者愉悅,在我們看來,只能是被動的,直接的,直線的,單向的。

人類,作為生命體,與動植物一樣,存在本能欲望,追求自由生長與繁衍,滿足口舌之欲。但是,人類作為萬物靈長,當然超越動植物的生命本能,追求快樂、愉悅,但會超越快樂、愉悅,我們人類創造了「福」、「幸福」這一詞彙來表徵。人類追求幸福的意志、觀念、實踐活動及其所創造的物質或非物質的成果,我們可以稱之為「福」文化。

人類文明所有的活動,終極目的,除了以法西斯為代表的邪惡勢力行為以外,都是為了人類幸福,就連法西斯也自認為是追求人類幸福的進步行為。從這個角度而言,人類文化,皆是福文化。這應是廣義的。我們所要討論的福文化,是狹義的,是漢語語境裡,由中國古人五福觀念所衍生的求福祈福的民俗行為,以及為人民福祉而奮鬥的進步活動。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個人幸福,是與家族、社會、國家緊密相關的;個人的幸福依託於家族的幸福。蔡元培先生說:吾之幸福,非吾一人所得而專,必與積人而成之家族,若社會,若國家,相待而成立。凡人生之幸福,必生於勤勉,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勉者,率在對於吾人所眷愛之家族,而有增進其幸福之希望。家族之幸福,即社會國家之幸福。[1]

近世閩人林森先生曰:吾國植基於宗法,自家族而宗族,自宗族而國族,政治禮教相系相維。於宗族之認識極明確而強烈,而共通之信念,有強固之力量。有犧牲之嘉德,有讓勉之美文。此吾華族特殊之優點也,若發揮而光大之,即為民族精神。[2]《朱子家政》曰:家政修明,內外無怨,上下降祥,子孫吉昌。移之於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於國與天下,則一國與天下之政理。[3]

從以上訓示可知,家族對於個人幸福與國家幸福,具基礎作用,而家族中與個人成長及個人品行最為相關的一項,就是家風家訓。蔡先生又說:「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學校。一生之品性,所謂百變不離其宗者,大抵胚胎於家庭之中。」[4]家訓實是這家庭學校最初的課文,是中國人人生幸福的奠基石。要了解中國人的幸福,研究福文化,有必要先研究家族和家風家訓。

家風,是一個家族的整體風尚,包括家族人物群體總體的性格特徵、文化教育水準,更主要的是道德風尚。家訓是家族訓言,是家族裡規定、流傳的信條,是家族成員行為的指導準則,是形成家風的一個重要精神內核,也是家風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所以,家風、家訓,二者是緊密關聯的,二者共同的功能和目標是促進家族的興旺發達,家族成員的幸福安康。

家訓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家訓,是祖宗遺留下來的,或者當世大家長口述、書寫的訓言,主要是語錄、格言;但是在古代還有大量的墓志銘、行狀裡面的內容,也可以視為廣義的家訓。墓志銘、行狀主要是家族裡為逝去的長者樹碑立傳,其內容是敘述生平,記錄其歷史勳業和嘉言懿行,是家訓里倫理綱常的踐履,見諸行事,而不僅僅載之空言。墓志銘、行狀的撰立目的是顯示家史、家風和榮耀,激勵、垂訓子孫後代,以期用心傳承、發揚光大,而求永福。

中國古代家風家訓里所蘊含的狹義的福文化內涵,其基本內容,都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厚謙恭、勤儉謹獨之道德,無非勸善立德、勉學立功、養性立身、治家立業之踐行,以達光宗耀祖、永葆福澤之目標。朱子作為思想家,其家風家訓的內涵,遠遠超越於此。

下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風家訓為案例,揭示家風家訓里的福文化內涵。

二 朱子家風家訓的形成、傳承與踐履

下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風家訓為案例,揭示家風家訓里的福文化內涵。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辦編纂的《福建家訓》,收錄較早的家訓是北宋初期的楊億家訓和中期的蔡襄家訓,皆是格言式的訓詞,但是已經透漏出理學先兆:以「理」「性」這樣具有理學色彩的概念來昭示家訓所要求的言行準則所含的道理。《楊億家訓》曰:「安本分,循天理」。《蔡襄家訓》曰:「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5]

《福建家訓》將朱子置於篇首,選錄了《朱熹家訓》《童蒙須知》《朱子家政》三篇,內容豐富,基本涵蓋了傳統家訓內容的方方面面,但欲深入理解朱子家訓的理學內涵,還須研究朱子家史、家風。

朱熹祖父朱森是個窮困生潦倒的書生,卻立家訓:「吾家業儒,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生之業。」[6]給子孫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調。朱熹父親朱松不負家訓,考中進士,入閩為地方基層小吏,重視教子,時常訓示,寄以厚望。

《送五二郎(熹)讀書詩》:「故鄉無厚業,舊篋有殘書。夜寢燈遲滅,晨興發早梳。詩囊應令滿,酒盞固宜疏。貘羈寧似犬,龍化本由魚。成家全賴汝,逝此莫躊躇。」(《韋齋集》卷四)朱松還曾抄錄黃山谷《食時五觀》給二弟,題了三句贊語:「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韋齋集》卷一)這三句話也成為朱熹的座右銘,亦可謂家訓。

朱松入朝為官,曾將朱熹帶在身邊,並延請名師施教。朱松一生以抗金復國為念,反對秦檜議和,與幾位同道謀劃上疏,朱熹都看在眼裡,受到薰陶。朱子一生主張抗金,可謂傳承家風,其來有自。[7]

朱松精通《春秋》學,對古今成敗興亡瞭然於心,並常給兒子講解。朱熹後來回憶父親在《春秋》學方面對他的影響:「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尊王攘夷之春秋大義、君臣父子之大倫大法,幼年即播於心田。

朱松給兒子誦讀《後漢書·光武紀》和蘇軾《昆陽賦》,用劉秀中興漢室的業績激勵朱熹復興大宋的志向。朱鬆手書《昆陽賦》並題跋,朱熹珍藏到老,晚年也做題跋,回憶父親「為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為之泫然流遞,不能自已」。[8]

朱松的思想淵源是洛學。朱子大弟子、女婿黃榦撰《朱文公行狀》記:「自韋齋先生(朱松)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朱子)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9]朱松由於得罪秦檜,被罷官,仕途和家庭生活陷入窘境,但不墜其志。

回到建州,與河南二程子傳人楊時弟子羅從彥、李侗密切交往。束景南先生認為,大程子(顥)明道先生以《中庸》學為宗,楊時得其《中庸》秘傳,韋齋先生奉《中庸》談性說命為儒學大本,一脈相傳,而朱子正是「在一個有理學淵源的家庭環境中生活」。[10]學界通常說朱熹的理學思想來自老師李侗,其實父親朱松才是第一位理學啟蒙導師。

以上是朱子從祖父、父親身上承受之家風家訓,再看看朱子自己營造,傳給下一代的。朱子曾自畫小像並自贊:「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11]這是朱子自我寫照,為其自勵,亦以勵人,可以視為家訓。

勉齋先生黃榦《朱文公行狀》述朱子家風遺訓:

(朱子)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事,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儀,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12]

黃榦作為女婿,長期與岳父朝夕相處,對其思想狀況、飲食起居、待人接物的觀察、描述細緻入微、精彩絕倫(故不避抄書之嫌,大段引錄)。描述的是朱子個人風格,代表的是理學家風,內容涉及為學、家居、事君、愛民,其核心是理學思想的踐履:忠孝仁義、必誠必敬、克己守禮、致知力行,堪以為訓。

朱子天資早慧,十八歲就考中進士,少年得志,本有機會平步青雲,早登廟堂,但是他志不在此,為官時間才九年,而以著書立說、講學傳道為職志。朱子一生創辦寒泉、晦庵、同文、武夷、竹林(滄洲)、考亭等精舍或書院,還復興白鹿洞書院,講學五十年。朱子教學風格,黃榦描述:

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13]

朱子從政時間雖不長,但擔任幾任地方官,頗有政績,打擊豪強,賑濟饑民,辦學矯俗,造福一方百姓,成績卓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黃榦撰《朱文公行狀》用了大量筆墨記錄朱子向皇帝上奏疏,不顧個人安危得失,直陳皇帝闕失,而不加隱晦,著實踐行儒家和理學「格君心之非」的思想理念和使命擔當,表現出立身之仁、忠君之誠和君子之勇。如下:

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台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執曰之鄙態。「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起居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慾有未盡歟?[14]

朱子敢於如此直白地向皇帝說天下不太平,政治無建樹,人民不幸福,質疑皇帝德不崇、理不純、欲未盡。朱子勇於前,勉齋先生繼其後。勉齋深體先師之志,將其事其言直書於《行狀》,大加表彰。當時俗儒不能理解,認為不當直書,勉齋於《行狀》之後特加說明:

又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失,失之太訐(jie,訐以為直)。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15]

黃榦堅持直書,實是深得師心所在,正心誠意,不負遺志和家風:

(朱子)入奏,拳拳以謹察天理人慾為說。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16]

作為女婿,朱子家風家訓落實在黃榦身上,一脈相承。譬如,友人林公度請勉齋為其子主持冠禮,勉齋曰:「榦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朱先生游,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17]勉齋自當仿之以行。勉齋弟子記勉齋風範,頗似朱子:

(先生)以道德性命名世,而錢穀甲兵技藝之事未嘗不該本末而備實用,學愈博而愈精,則是心之體愈全而用愈周矣。家徒四壁立,日持蔬食以對賓客,端坐講論,至達旦不寐,書前輩詩句於壁曰:愚夫飽欲死,志士固長飢。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為。識者見之,已凜然有廉頑立懦之風矣。[18]

勉齋為官行政、講學傳道確與朱子風格近似。弟子撰《勉齋公年譜》記載:先生為政學道愛人出於至誠惻怛,不肯為俗吏具文而已。學有師承,文尚體要,更明吏道,甚得民心。靜而有守,直而不阿,不畏強御,一決以公,閻閭細民稱道。[19]

勉齋官階不高,沒有機會向皇帝上奏章言事,但在面對上司的態度上,與朱子一樣耿直勇誠。晚年為安慶知府,同時參與抗金前線江淮幕府。嘉定十一年(1218),王師敗績於泗水,勉齋先生向主帥進戰守之策。一見箴規闕失,皆人所不敢言者,幕府諸人益忌之,蓋時方掩覆以避禍,欺誕以為功,而先生所言者皆公而忘私之語、經遠務實之計,言出而身危。當時幕府書館往往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邊劃機謀,多為毀抹。時方流移滿道,餓莩盈野,而諸司長吏設樂張燕無虛日。先生每事痛言其非,語侵幕中賓客,制帥外雖勉從,而內不能堪,同僚遂從而媒孽之。[20]

《年譜》載寧宗嘉定六年(1213)為阻止錯案冤案,不惜得罪上級和同僚,「不同流合污以自媚於世」。在漢陽知軍任上遇災荒,百姓日食草根,而上級卻要徵集糧食運往他處,黃榦堅決違背上司旨意,不讓漢陽米出漢陽界。勉齋先生為縣令時,有豪強欺壓平民,先生向上級遞呈《申轉運司為曾縣尉不法豪橫事》:

榦不避斧鉞之誅,輒為本縣無辜之民,祈哀請命於都運大著之前。伏惟台慈少垂聽覽。榦竊見當今仕宦,作邑最難,豈敢奮不顧身,與豪民為敵?竊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豪俠,吞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為民父母,安忍坐視?儻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所學。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請焉,竊見權臣專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動搖兵革。[21]

黃榦一生也像朱子一樣,「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答友人林公度書曰:「世間以仕為樂者,以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為盜則為佞,仆誠不能,其貧且賤如故。」[22]紹熙五年(1194),寧宗即位,朱子以捧表恩奏補女婿黃榦為將仕郎。黃榦推辭說:我辭官非為過高,每念父親(黃瑀)歷任至部使,俸餘僅足以給道路之需,況於官卑封薄,仰祿既不足以為貧,居官又未足以行志,而枉費心力於簿書米鹽之間,孰若隱居山林講學問道之為樂哉?

勉齋先生未仕之前,誓以清苦傳家,必毋忝先訓而進退浩然,又非爵祿之所能羈縻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為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竊刊落世間許多物慾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有其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23]

勉齋迫於生計,出任縣令和知府,常常心有所戚戚焉,覺得荒廢學問,愧對岳父。時時一心求退,以辦書院、講經傳道為第一要務。曾向友人胡伯量說,深恐「汩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為師門之罪人」。[24]勉齋先生曾創辦建陽潭溪精舍、環峰精舍,漢陽鳳山書院,閩縣高峰書院,還立臨川縣學。

勉齋所承,不僅是朱家門風家訓,首先是黃氏家風。勉齋曾回顧家庭生活:「先人(父親黃瑀)生平以清苦自將,兄弟相與恪守家法。」勉齋弟子記黃瑀「生平廉介,雖仕至部使者而貲產不及中人」。[25]勉齋黃榦繼承的是乃父之風:以仁者之心,施勇者之行,謀百姓之福。朱子為黃榦父黃瑀(朝散黃公)撰寫墓志銘:

公(黃瑀)任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餘糧以規贏利,強公高其估。公不可,則怒欲中以法。又歲旱,公為民求大幅減租,上司不許,要求更改。公曰:「官可罷,此不可易。」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廨錢悉以輸之公。到罷挈家,法當計傭受直,亦不取。至於燕遊饋送之費,又皆一切屏絕。公為民辦實事,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獨豪宗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擿隱伏,人以為神,而卒亦歸於仁恕。大治學館,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

為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貴將楊存中請地以廣其營,實規為觀游,以奉權幸。公又以檄往視,還曰:營卒若干人,度地若干畝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若從其請,是壞民田廬冢墓不知其幾,而獨為存中結歡於一幸臣,不可予。權秀洲華亭縣事,歲惡民飢,不待上級批准,發廩以賑,上級特使阻攔,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雖重得罪不悔。」[26]

朱子記錄親家事跡,其用意是勉勵黃家後人,也可以視為家訓;雖是黃家的,但出自朱子手筆,朱黃聯姻,理當共勉,也為社會千萬家樹立榜樣。

由朱子到女婿黃榦兩人生平事跡和思想學說,可以看到朱子理學家風:他們都有為官行政的機會和才幹,但為民請命求福,為國盡忠盡職,勇於擔當,奮不顧身;廉退有節,甘於清貧,深得孔顏樂處;治學傳道,樂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治家以禮,處世以恭。他們幸福嗎?「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應是幸福的,他們的幸福具備更深的思想文化內涵。

三 朱子家風家訓里的「福」文化思想內涵

前文已講,家風家訓的目的,都是為了幸福,但不同家族,具體內涵還是有差別的,作為思想家之家族,萬事必打上思想的烙印。

西哲有言,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過,那肯定是不幸福的。中國人應是幸福的,自古先儒教導,日三省吾身,只要做到了,就可能增進福祥。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之福,思想家之家族,一定多得於常人。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認為,決定一個人是否幸福的主要因素,是他的自我,即其內在構成,出身與地位甚至王室血統所帶來的特權,與偉大的思想和心靈這類本源的個人優勢相比,簡直有著雲泥之別。[27]朱子、勉齋這樣的思想者,應是本源幸福的享有者。

朱子、勉齋身在官場常常請退,一心以著書立說、開壇講學為念,黃榦在《朱文公行狀》裡說,孔子賢於堯舜,而朱子「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28]思想,對於朱子、勉齋自身,對於社會和百姓,能夠帶來更大的幸福。

思想如何帶來福祉?日三省乎身,慎思明辨,誠心正意,修齊治平,從個人之福,以擴展至國家、社會之福,正是儒家、理學家的個人信條和社會理想。「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家語》卷三《辯政第十四》)橫渠四句教正是賢者百福的印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朱子注《四書》,勉齋先生繼其後而推廣,正是履行思想者幸福的使命。

朱氏家族的思想是什麼?無疑是以四書五經為主導的儒家思想。朱松傳承河南洛學以來,以《中庸》為核心,中庸之道就成為朱氏家風家訓的思想核心。朱子家風家訓追求的人生和社會的幸福境界,就是中庸之境。朱子編《四書》,排序以《中庸》為歸結點或曰極點。勉齋《朱文公行狀》曰:「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29]

《中庸》之境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一種身心和諧、天地和合的人生幸福境界。若參以西方幸福論,可以互訓。古羅馬哲人塞涅卡說,幸福生活就是一種與其自身本性和諧一致的生活。[30]叔本華說,幸福主要源自內心的平和和滿足,要增進幸福,就要減少人性本能的衝動,將其控制在一個合理範圍。[31]理學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慾,正是將欲望控制在合理的範圍,是一種人生智慧,有助於人生幸福和社會和諧。

按照《中庸》學說,到達中庸之境的門徑是五達道、三達德,而關鍵是誠。五達道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三達德是智仁勇。五達道、三達德和誠,基本涵蓋了《朱子家訓》《朱子家政》《童蒙須知》等內容精髓。朱子《中庸章句》第20章云:「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慾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知(智),所以知此(五達道);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困知、勉行者,勇也。」朱子的意思是,須有智慧和仁愛,才能懂得、體會到「道」,須有困而好學、勉力前行之勇,才能做到。

西哲又言,福德一致。塞涅卡說,真正的幸福存在於美德之中。美德完美而神聖,一個人具備美德,則超然於一切欲望之外,內在自足,無需外求,堪與神仙媲美:逍遙自在,自由、安全、免受傷害。[32]

康德認為,福德一致,至善是幸福的條件,「德行,作為配得幸福的資格,是我們一切謀求幸福的至上條件。幸福始終都以道德的合乎法則的行為作為前提條件。德行和幸福的關係:努力成為有德性的及有理性地謀求幸福,這並不是兩個不同的行動,而是兩個完全同一的行動,因為前一個行動不需要任何別的準則作根據,只需要後一個行動的準則作根據。」[33]

中國古人常說,仁者壽,也是福德一致的表現,仁是德性,壽是五福之一。朱子《仁術》詩曰:存心每欲仁,福澤遍斯民。朱子還說:「為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34]這是以理學思想對《周易》之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加以解釋:德與善氣稟同類,屬於清氣,感應相激。古希臘也有這樣的觀念,亞里士多德說:幸福作為最高善,德性的報償或結局必定是最好的,必定是最為神聖的福祉。[35]

對於德性帶來的幸福,《四書》多有闡述。《大學》:「富潤屋,德潤身。」朱子註:「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孟子·盡心上》:「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實體。四體不言而喻。」朱子註:「氣稟清明,無物慾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中庸》(二十章):「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子註:「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反之,必有災殃。《中庸》(二十八章)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復)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四書》到處流溢著道德的福澤。《朱子家訓》說,「日用常行之道」,「人能如是,天必相之」,這是神秘化了,不是天助,而是得道(德)多助。[36]

道德力量哪裡來?仁之外,還有智勇,更有誠的加持。孔子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朱子家政》說:「凶吉欲其知變,憂樂欲其知持。」[37]是為智者,窮理盡性以辨禍福。近世閩人嚴復參以西學,也悟到此理,《原富譯事例言》曰:「人莫病於言非也而相以為是,行禍也而相以為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熒之,而況其下者乎!欲違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38]

《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朱子《中庸章句》曰:「誠」是《中庸》「一篇之樞紐」。勉齋公《中庸總論》《中庸總說》很好地詮釋朱子之意: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39]

古羅馬幸福論與中國先賢驚人地一致,也認為幸福立基於仁智勇基礎。塞涅卡說:至善乃是不可戰勝的精神力量,其表現為,生活經驗豐富,行動冷靜沉著,與人為善,為人厚道。一個人幸福,就是說這個人珍視榮譽,安貧樂道。幸福生活就是擁有一顆獨立、高尚、無畏且不可動搖的心靈,遠離恐懼與欲望。幸福的人往往擁有健全的判斷力可以獲得幸福生活的途徑只有一條,前提是,首先,腦子必須健全而且始終保持清醒;其次,必須勇敢且精力充沛;此外,能堅忍不拔、百折不撓,能急中生智、隨機應變。[40]

朱子之學、朱子家訓,教人忠孝節義、修齊治平,仁智勇誠、謹獨戒懼,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省察於禍福是非之際,以達於廣大極致之境: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第二十七章)

先賢心如明鏡,知道中庸之境在現實中是很難達到的。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三、九章)那麼幸福是不可能的嗎?朱子注曰:智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然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慾之私者,不能及也。(《中庸章句》第九章)朱子的意思是,雖不能至,但是只要排除私心雜念,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還是能夠接近的,是可能的。這個追求、接近的過程是幸福。

哲學家、倫理學家對此有很精深的研究。當代著名學者趙汀陽先生著《論可能生活》,有經典論述:可能生活是現實世界所允許的生活,但不等於現實生活。可能生活是理想性的,儘可能去實現各種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論的行動原則,就是目的論意義上的道德原則,是幸福生活的一個最基本條件。幸福有待於可能生活的現實化,儘可能實現各種可能生活,這是一個關於幸福的價值真理。幸福是健全生活的感受,是全部生活行為追求的狀態而不是結局。幸福是一種行為的活動過程本身就能夠產生的感受。[41]

朱子家風家訓正是為人提供一個可以踐行的理學思想的範式和準則,讓人在追求可能的中庸之境過程中體會幸福。


原載《朱子文化》2023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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