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接著說東漢碑刻里的篆書。
東漢的篆書碑刻比較少，有《袁安碑》《袁敞碑》《少室石闕銘》《開母石闕銘》《議郎等字殘石》《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和篆隸雜糅的《祀三公山碑》《延光殘碑》等碑刻，還有一些碑額。
嵩山《少室石闕銘》，無年月，前人考為延光二年（123）立，《開母石闕銘》確認立於延光二年。此二闕銘，由於在地表，又立於名山，故歷來為金石家所重視，並視之為漢篆代表之作。
這兩件作品，與秦《琅邪台刻石》相比，秦篆修長緊密，雍容典雅，重心在字的上部。而漢篆結體趨向方形，婉轉圓融，外似密而內實疏，但此二闕銘因為石質粗劣，經風化雨蝕，殘泐過甚，即便是較好的拓本，也難有較清晰的效果。
與之相比，《袁安碑》《袁敞碑》二碑的字跡甚清晰，尤其是《袁安碑》。
《袁安碑》，永元四年（92）立，明萬曆間出土，移置於廟中作供案，而將碑刻字面朝下，故一直未為人知（也因此保存較好）1929年始又發現。碑字作下部殘損一列外，基本清晰完好。如圖：
《袁敞碑》，元初四年（117）立，於1992年出土於河南偃師，今已殘，藏於遼寧博物館。如圖：
袁安、袁敞父子皆位至三公（父袁安官至司徒，子袁敞官至司空），存世及著錄的東漢墓碑碑主有此位望者甚少，而以規正的篆書書刻，更是絕無僅有。二碑製作時間相差二十五年，從二碑之字對照，顯然為同一人所書。碑上書法，是東漢人所寫小篆，與秦刻石的標準小篆比，可謂「筆跡相承小異」。
從《袁安碑》上的書法可以看出，即便是專業書家或知識分子，對小篆也已經隔閡陌生了，有時會不自覺地將隸書的寫法夾雜進去。再結合上面的《少室》《開母》二銘可以看出：
結體方，線條多曲勢，是漢人寫小篆較典型的風格。
我們在講篆刻時提到過一個漢碑，就是《張平子碑》，吾丘衍在《學古編》裡說：「崔瑗《張平子碑》，字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卻可入印，篆全是漢。」又在《三十五舉》裡提到：「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崔子玉（瑗）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漢意。陽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當知之。」「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並碑蓋、印章等字，最為第一。」
《張平子碑》元代尚存，今已佚，但據吾丘衍的描述，它的風格應當與《祀三公山碑》《延光殘碑》相似。
《祀三公山碑》對於篆刻學習者來說，太重要了。
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一塊篆隸雜糅的碑刻，而篆刻（特別是漢印），入印文字就是篆隸雜糅的風格。翁方綱評價說：「此刻雖是篆書，乃是由篆入隸之漸，減篆之縈折為隸之徑直。」其實，這碑所書字並非是篆書向隸書過渡階段的一種書體，而是書者對篆書的隔閡，這種隔閡比「二袁」的書寫者還要大。
但《祀三公山碑》的優點在於書寫者不因不諳篆書而束手無策，而是大膽地加以創造，篆書、隸書兩種不同的書體，在書者的融合下，已經達到了相當和洽的程度。它的用筆大膽從容、從容，它可以看作是書者對古文字掌握上的不自覺的與書法創作上的自覺結合的產物。
《延光殘碑》從字之外形和筆畫粗略地看，很像篆書，細看每個字，都與篆書不相合。放下不提它。
這種類型的作品，還能見於一些碑額和銅器銘文，當然，還包括許多印章上的文字。
[文字為：「光和七年（184年）歲在甲子造十月卅日作審是宜用牢。」]
轉回頭說碑額。
篆書在東漢碑額中風格表現的更為豐富。由於碑額的字較大，刻得也很精細，故其筆法變化十分清晰。
《孔宙碑》題額和《華山廟碑》題額充分表現出毛筆的柔軟性，將碑刻中較為單一無變化的篆書用筆，刻成有提按變化，使之姿態豐富，委婉而華美。
《尹宙碑》題額，《三老掾趙寬碑》《鄭季宣碑陰》題額結體皆上斂下舒，垂筆中截豐滿，結尾出鋒尖細，清峻飄逸，即所謂的「例薤書」。
清代胡澍、徐三庚的篆書就是從此而來（當然，他們的書法還有《天發神讖碑》的意味，這一點，看徐三庚的篆刻就可以知道了）。
《西狹頌》「惠安西表」四字和《韓仁銘》題額用筆舒暢流便，轉折處化圓為方，結體沉穩而生動，顯得典雅安閒，是漢篆中上乘之作。
《張遷碑》題額則是漢篆中的奇品，此書鉗就要是漢代題寫殿台宮觀匾榜的署書。漢時筆較小，寫匾榜須將筆畫蟠曲以增其大。《張遷碑》題額筆畫瘦硬，粗細如一，可見其筆不大，而筆勢起伏曲伸，如龍行虎步，結體亦茂密詭奇，變幻莫測，堪稱傑作，清代黃牧甫曾仿其風格創作篆刻作品，亦是精品。
其他如《鄭固碑》題額之瀟灑、《鮮于璜碑》題額之勁拔、《白石神君碑》題額之沉厚、《王舍人碑》題額之清剛，都是各具一格之妙品。
總之，漢代碑額的篆書是豐富多彩的。
下一篇，我們說東漢的磚文。
（【跟著布丁讀書法史】之36，部分圖片源自網絡，版權歸原版權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