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寫在《反山》(修訂本)中英文版出版後

中國文物報 發佈 2023-02-08T08:47:49.626798+00:00

1986年的反山發掘就是為了迎接紀念良渚五十周年浙江考古前輩們有目的、有計劃的考古工作,因為有了前期浙北地區良渚墓葬發掘的經驗積累,以及瓶窯吳家埠遺址發掘和系統考古調查等相關田野考古工作,尤其是江蘇、上海同行們的發掘經驗和「土築金字塔」的概念,發掘前不但明確反山「可能是一處良渚文化的墓葬,即『土築金字塔』」,還制訂了詳細的《餘杭縣長命鄉反山良渚文化墓葬發掘細則》。

《反山》(修訂本)

編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1月

定價:698元


《FANSHAN》

編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12月

定價:780元


1986年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和1987年瑤山祭壇,是「七五」期間(1986~199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1989年)。1986年的反山發掘就是為了迎接紀念良渚五十周年浙江考古前輩們有目的、有計劃的考古工作,因為有了前期浙北地區良渚墓葬發掘的經驗積累,以及瓶窯吳家埠遺址發掘和系統考古調查等相關田野考古工作,尤其是江蘇、上海同行們的發掘經驗和「土築金字塔」的概念,發掘前不但明確反山「可能是一處良渚文化的墓葬,即『土築金字塔』」,還制訂了詳細的《餘杭縣長命鄉反山良渚文化墓葬發掘細則》。


1986年5月8日-7月5日,9月3日-10月10日反山發掘取得石破天驚的收穫,其中上半年的發掘收穫由領隊王明達先生執筆,及時發表在《文物》1986年第10期,「對於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階級、國家的出現等重大歷史課題具有重要意義」。隨後,《文物》1988年第1期以最快速度刊發反山、瑤山兩地考古簡報,「反山墓地所出現的這些因素,對於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義」。


反山發掘在玉器組合關係、玉器功能、玉器圖像,以及葬具和葬儀復原等領域取得了重大收穫。反山、瑤山考古發掘,將良渚文化的發現推向新的高潮,玉器的大量發現,不僅豐富了良渚文化的研究內容,而且成為在更深層次上探索良渚文化的突破口。反山、瑤山發掘豐富和充實了對良渚遺址群的認識,一處後來稱之為「莫角山遺址」、性質類似某種政治或宗教、文化中心,人工堆積工程的「中心遺址」被發現(牟永抗:《浙江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成為良渚遺址群考古的重要時間節點。


1990年11月「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上,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主任任式楠,就反山、瑤山等良渚考古重大發現,精闢地指出「良渚中、晚期的成批玉器,已是早期禮器和禮儀制度的代表物」,「神人形象的標準化,意味著廣大區域內已被人們共同崇奉,是主神。統一的神是因有相應的王的存在並加以神聖化的結果。這時已藉助宗教作為加強政治統治的一種途徑」(《考古》1992年第6期)。成組玉禮器的出現被認為是東亞古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玉和玉器的觀念是中華古文明有別於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徵。1990年牟永抗、吳汝祚先生開始系統全面地從中華文明起源角度出發,闡述「玉器時代」是中國文明時代產生的一個重要標誌(《牟永抗考古學文集》2009)。


1996年嚴文明先生撰文,認為像反山M12「這樣的人物當然很像是最初的國王,而同葬於一個墓地中的貴族當為王室的重要成員」(《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1期),「以莫角山城為代表的良渚遺址群既是良渚文化中最大的中心,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呢?假定莫角山城是某個統治集團的權力機構所在地,是否就可以稱為都城?反山墓地是否就可以稱為王陵?」(《文物》1996年第3期)。


反山發掘時,我還在讀大一下和大二上學期,《文物》1988年第1期刊發反山、瑤山簡報時,我正讀大三下學期。敬愛的曾騏老師通過《文物》月刊張昌倬大師兄給大家買來這一期雜誌,使我得以在大學階段就對反山、瑤山的重大收穫和良渚玉器有了很深的印象,這一期《文物》雜誌也是我迄今為止閱讀次數最多也最認真的一本,一直保留至今。後來在曾老師的悉心指點下,我的畢業論文就以《良渚文化玉器所反映的原始宗教》為題。這篇稚嫩的小文最後刊登在《江西文物》1991年第1期,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在文物考古期刊上發表文章。後來彭適凡先生告訴我,小文的編輯是他,這些都是緣分。


所里牟永抗先生寫文章,喜歡讓年輕人幫他畫文內插圖,算是交流和培養。這項工作之前交給趙曄做的多,我入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後,因我的考古繪圖畫得很快,也畫得較好,協助牟先生畫圖和謄稿的工作就慢慢讓我來承擔了。我的繪圖也得到了反山、瑤山發掘報告負責人王明達先生和芮國耀的肯定。1991年前後,王明達先生、芮國耀告訴我,他們計劃整理反山、瑤山發掘資料,要我參加。不過遲至1998年瑤山的整理才開始,我協助芮國耀在吳家埠工作站一鼓作氣繪製完瑤山所有出土器物圖和遺蹟圖。


2000年曹錦炎先生擔任第四任所長後啟動反山發掘資料整理,王明達先生提議並經曹錦炎所長決定,由我協助王老師整理反山,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畫圖,曹所長還特別關照時任良渚工作站站長劉斌,不要給我安排其他工作,以便能專心致志完成反山考古報告插圖繪製工作。反山繪圖工作從2001年上半年開始,因為期間還要整理良渚廟前遺址,斷斷續續延續到下半年才基本完成,前後大概四個月。在整理反山M19時,我認為應該是一個殘墓的墓底,反山M21應該是晚一階段的墓葬,反山可能存在晚一階段的土台,簡報提到的灰黃色較堅實的「封土層」,極可能是晚一階段的土台堆積,另外反山遺址南北和東部範圍也需要做些考古調查和勘探。


在王老師的支持和曹所長的首肯下,2002年10-11月,我和方忠華對反山剖面進行了重新鏟刮,並打了4條點到為止的小探溝,確認了晚一階段土台堆積的存在,並基本確定了反山遺址的範圍。鑑於1997瑤山後續發掘清理了當年遺漏的M14,我和方忠華在反山關鍵柱(2米´2米)東側有目的地打了一個探眼,在距當時地表50厘米下帶出陶器殘片,應該是墓內隨葬器物。非常遺憾的是,後來為了申遺展示,他們把這個屹立三十多年不倒的關鍵柱推平了,失去了反山墓地最原始的中心標高,據劉斌告知,在清除關鍵柱後,他們確實發現了墓坑跡象。現在反山遺址已經覆土加高做了模擬展示,蓋了大棚,真實情況不得而知了。


反山是一處現存主體為東西向的大土墩,反山東部尚未發掘,是墓地還是房子?2002年反山調查時,我們選取東西南北進行了小規模鑽探(Z1-Z6),其中東西向鑽探發現較多的紅燒土顆粒,結合江陰高城墩遺址西部為墓地、東部為房子的聚落模式,以及高等級墓地一般墓葬數量在10-20座左右的規律,我認為反山以M12為核心的墓地基本完整,相應的反山東部是房子的可能性極大。


2002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我還協助王明達先生進行了塘山(金村段)發掘和塘山(毛元嶺—河中段)調查試掘,2003年又負責海寧楊家角遺址後續和長興卞山古墓葬發掘,把《反山》報告交給文物出版社已是2004年了。在張昌倬老師的安排下,編輯王霞付出了巨大努力,記得2005年8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王霞還專門跑到開幕式現場,向我追問報告二校的細節問題。2005年10月《反山》正式出版,不過見書已經是2006年了,以至於遺憾地錯失申報2005年度和2006年度「全國文博考古十佳圖書」的機會。


王明達先生在《反山》第三章結語中,對反山玉器進行了全過程的闡述,強調考古學方法是研究古玉的前提,確定「考古學單元」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之一,反山發掘非常注意每一座墓內隨葬玉器的位置和配伍關係,神人獸面像在良渚文化分布區具有強烈的族群認同和神權之上的意義。「以玉這種重要資源的控制,生產過程的複雜化勞動,到按占有者的身份、地位、等級高下的分配,無不反映了良渚文化社會組織處於一種有效而有序的狀態之中。玉本身所具備的特殊的自然屬性和玉器所集中體現的政治上的以及觀念上的社會屬性,在中華文明形成進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反山》修訂本第387頁)


嚴文明先生在《中國文物報》2006年7月12日發表《一部優秀的考古報告——<反山>》,給予《反山》高度評價,說反山發掘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考古發掘,「是一個具有科學預見性的戰略性決策」,「就是有明確的課題意識和學術目標」。嚴先生對報告全面如實地報導考古調查和發掘資料、注意總結田野工作經驗尤為肯定。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順利通過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審議,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期間,倫敦劍橋大學科林·倫福儒先生向我們建議應該把良渚重要考古報告翻譯成英文,以便更多的人了解良渚。在良渚遺址申遺過程中,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委員會曾組織翻譯《反山》、《瑤山》等考古報告作為申遺基礎材料。2019年3月,我向時任所長劉斌提出正式出版英文版的計劃,得到劉斌所長和《反山》報告負責人王明達先生、《瑤山》報告負責人芮國耀先生的支持。


作為持續紮實做好良渚古城遺址和良渚文化考古宣傳工作的重要內容,2020年在浙江省省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下,《反山》《瑤山》等良渚遺址群重要考古報告英文版的出版,與「良渚文明叢書」、「世界古文明譯叢」、《良渚文化玉器全集》等,正式納入「良渚考古圖書出版」項目。


由於《反山》、《瑤山》兩本報告出版時間已出版多年,組織翻譯英文版時,自然涉及對中文原版的重新校勘,尤其是反山M14因為整理時遺漏一張野外平面圖,使得不少玉器在圖上未標出土位置,加上中文原版存在一些錯誤和必要內容的修訂,由本人負責中文原版、陳明輝負責英文版,在朱葉菲、夏勇等的協助下,在編輯黃曲、崔葉舟的辛勤勞動下,2021年~2022年,《瑤山》(修訂本)中英文版、《反山》(修訂本)中英文版由文物出版社順利出版。此外,《良渚王國》英文版也已正式出版,《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卞家山》、《文家山》英文版則正在編輯出版中,將陸續面世。


1977年李濟《安陽》英文版由華盛頓大學出版,2011年《廟底溝與三里橋:黃河水庫考古報告(漢英對照)》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相對於博物館領域對外宣傳,考古報告英文版明顯落後,我覺得這些具有中國考古學重要里程碑意義的考古報告,具有反映古代中國重要物質文化和精神成就的考古報告,應該出版雙語,這是助力重要考古工作的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中國形象,講好中華文明故事,考古工作者應盡的義務和責任,這也是我們努力的出發點。


作者: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輯 |張 怡 實習編輯 | 黃雪芮

覆審 | 馮朝暉

監製 | 李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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