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發掘單位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2 項目負責人
趙益超
臨淄趙家徐姚遺址位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晏嬰路以南，莊岳路以東。遺址北距齊國故城約5千米，東距後李遺址約4.2千米，南距淄河約1.2千米（圖1）。
該遺址是在墓葬發掘過程中發現的，墓地主體為戰國~漢代墓葬，共有墓葬1300餘座，墓葬深度普遍6~10米。在清理墓葬過程中，以墓壁剖面的數層紅燒土為線索，進行了大面積的解剖、發掘及同步的整理研究（圖2）。
在此過程中，在⑧~⑬層發現了大面積樹木燃燒類遺蹟，在⑩層發現舊新石器文化過渡階段的人類遺存、出土早期人類遺物1000餘件。
一、遺址的地層序列及所在的地貌環境
遺址的地層序列，自上而下依次為近現代耕土層（①）、漢代至宋元文化層（②）、全新世古土壤層（③）、以粉砂和黏土互層為特徵的沖積扇前緣洪泛韻律沉積物（④~⑯）、帶有鏽斑的黃土狀沉積物（⑰及以下）（圖3）。
趙家徐姚遺址所在的臨淄區屬於從魯中泰沂山地向魯北沖積平原的過渡地帶（圖4）。
發源於泰沂山地的多條河流自南向北進入魯北沖積平原，在出山口處均有沖積扇發育。這些沖積扇相互連接，形成了泰沂山北麓沿東西方向展布的沖積扇聯合體。在臨淄區內，山前沖積扇和沖積扇以北的沖洪積平原構成了淄河出山後的兩種主要地貌類型。綜合數字高程模型、地質勘探資料和野外調查結果，沖積扇主要位於今臨淄城區及其西南側，範圍自基岩山地向北至南馬坊、李官莊一帶；沖洪積平原則以此為南界繼續向北延展。今天的淄河從劉家終村出山，自臨淄城區南側和東南側流經後，轉而向北，以深切河谷的形式鑲嵌於前述兩種地貌類型中，並在河谷內發育有河漫灘和兩級階地。趙家徐姚遺址即位於淄河山前沖積扇前緣，淄河下切後形成的沖積扇台地上；東南距今天的淄河河谷相去不遠。
二、主要收穫
（一）第⑩層發掘的人類早期遺存
此次發掘最主要的收穫就是在發掘區西側K21第⑩層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遺址核心區域面積約400平方米。平面近圓形，遺址兩側有水流活動沖刷形成的淺溝(圖5)。總計出土遺物1000餘件，火塘3處（圖6）。
出土遺物以動物骨骼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製品、蚌殼製品。其中陶片標本200餘件，其中可復原陶器2件（圖7）。
陶片均為夾炭紅陶，可辨部位有口沿、腹片、圜底，初步判斷器型為圜底盆。其中口沿21件，分為方唇口沿、圓唇口沿、花邊口沿。近底陶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圖8、9、10）。
陶片厚度約為0.7厘米。制陶工藝相對較為成熟，陶片質地均勻，器型規整，胎土夾植物莖稈，兩側抹泥，外壁磨光，屬於典型的夾炭陶工藝（圖11）。
另見有陶塑100餘件，質地細膩，經過燒制，但火候一般。陶塑形狀各異，塑形較為隨意，但有一定的形態（圖12）。
骨骼標本500餘件，可以鑑定到種屬或骨骼部位的標本數量為332件。遺址的動物種屬包括環頸雉、梅花鹿、狍子、鼢鼠、貉等。以環頸雉鳥類和鹿類動物為主（圖13、14）。
遺址內出土的動物骨骼以鳥類和鹿類動物為主，鳥類主要為環頸雉，鹿類動物有大型鹿、中型鹿（梅花鹿）和小型鹿三種。其中的大型鹿個體，為未成年。此外，遺址內未發現任何鹿科動物的下頜和游離齒，這說明鹿科動物可能是被屠宰後運輸至本遺址。其中發現最多的鳥類肢骨大部分保留骨幹部位，關節保存較差，也發現了鳥類的胸骨等軀幹部位。少量哺乳動物和鳥類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痕，和自然原因產生的刮擦痕、穿刺痕以及化學腐蝕痕跡。這說明古人類的肉食消費以鳥類和鹿類為主，環頸雉更是在生業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
蚌殼製品25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部分蚌殼上見有切割、磨損痕跡。石製品70餘件，石料以石灰岩為主，少量石英，不見細石器工藝，多以權宜性工具為主，個別工具上見有砸擊等使用痕跡（圖15）。
根據遺物的平面分布狀況，可以分為四個密集區域，分別位於遺址中部、東部、東南、西南部。其中遺址中部、東部、西南三處遺物密集區域均有火塘分布，以中部火塘保存最為完整。火塘內堆積為灰白色灰燼層，含有較多炭屑、燒土顆粒、碎骨屑及碎陶片。
遺址整體保存相對完整，遺址內遺物與遺蹟的空間分布有一定的規律。用火遺蹟周圍遺物分布相對密集，骨骼與陶片連片分布、與火塘伴生，且遺物的平面分布相對離散；這說明遺址內的堆積形態為原生堆積。此外，遺址內出土遺物的磨圓度較低，沒有或較少經過水流的搬運等各類活動的擾動；這充分說明了遺址的埋藏條件較好。
遺址內的文化層堆積較薄，遺址內三處火塘的厚度均較薄，厚度僅為1~3厘米，說明用火遺蹟的利用強度、頻率、程度不夠。且遺址內沒有其他生活遺蹟分布，生產、生活工具也較少。這說明遺址性質為臨時性活動營地。
（二）樹木燃燒類遺蹟
⑧~⑬層發現了大面積樹木燃燒類遺蹟遺址，以樹樁坑和樹幹坑堆積為主，共發掘樹樁燒坑14處，樹幹6處（圖16）。
以K21東側樹樁H20與樹幹H18為例。樹樁H20位於樹幹H18西南側，直徑約0.8米，深度約為1.4米，斜壁圜底，樹坑底部見有鈣化樹根，坑內填土黃褐色粉沙質淤積土。樹幹H18南北（樹幹長度）長約7.8米，東西寬（樹幹直徑）約0.52~0.72米。H18呈夾角較大的「>」型，樹幹中段及南段呈西南—東北向，北段呈東南—西北向。樹幹整體經過充分燃燒，坑內填土黃褐色粉沙質淤積土，坑壁及坑底形成紅色燒結面，附著大量鈣化物，局部摻雜有白色、灰色粉末狀物質。樹樁H20與樹幹H18為成組遺蹟，樹樁H20向北傾倒形成H18。
在發掘區東部分布一處面積約150平方米，厚約5~45厘米的燒土集中分布區域K35（圖17）。
整體保存狀況較好，西南部整體保存較為完整，西北側被早期河道打破，東北部被4座漢墓打破。此處燒土堆積分布密集，整體呈坡狀堆積、南高北低，中間厚兩端薄，局部凹凸不平。燒土堆積較厚的區域可以分為三層，上層為紅黃色燒土、摻雜灰白色灰燼，中層為黃色燒土，下層為黑灰色灰燼層。燒土中含有大量料姜石，在中層黃色燒土與下層黑灰色灰燼層交界處更為密集。根據平面發掘與局部解剖，初步推測此處的燒土堆積面貌的形成過程如下。此處地勢屬於低洼坡地，經過自然或人為原因富集了較多草本及少量木本植被，經過多次燃燒後，或經過少量的擾動，並原地埋藏，西北部被早期河道沖刷或破壞。
三、初步認識
趙家徐姚遺址是山東乃至全國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重大考古發現，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該遺址通過對地層剖面的系統研究，初步建立魯北地區地層編年體系，為古環境復原提供重要依據。
通過對遺址內地層剖面的系統研究及初步測年，基本明確遺址內上層①~③層對應全新世的地層堆積，第⑰層的風成黃土堆積頂部古土壤層與博林（BA）暖期相對應。④~⑯層的砂黏互層（韻律層）的年代範圍應為1~1.5萬年，與末次冰期氣候波動的冷暖周期相互關聯。為建立魯北地區地層編年體系及當時古環境的復原提供重要依據。
（二）遺址年代關鍵，填補了山東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空白。
該遺址⑩層出土的動物骨骼及陶片的C14測年數據均為1.32萬年，年代明確，十分關鍵。遺址年代上承鳳凰嶺，下接扁扁洞，為認識中國北方地區尤其是山東地區舊新石器過渡這一重大的歷史變革提供了關鍵證據，為理解中華文化的淵源提供了重要材料，為研究一萬年人類文明起源史提供了標本。
（三）該遺址是中國北方地區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遺址之一；遺址內出土遺物數量十分豐富，也是中國北方地區出土早期陶片數量最多的遺址之一，是國內史前考古的重要突破。
趙家徐姚遺址共出土遺物1000餘件，用火遺蹟3處。其中動物骨骼標本500餘件，陶片標本200餘件，陶塑製品100餘件。是中國北方地區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遺址之一，也是整個東亞地區出土早期陶片數量最多的遺址之一，是中國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
（四）制陶工藝成熟，對早期陶器起源研究影響深遠。
趙家徐姚遺址的制陶工藝相對成熟，屬於典型的夾炭陶工藝，胎土夾植物莖稈，兩側抹泥，外壁磨光，個別陶片見有穿孔痕跡。整體厚度較薄，厚度基本為0.7厘米左右，質地均勻，器型規整。與其他早期遺址出土的夾砂陶形成鮮明對比。先進的制陶工藝反映出當時人類社會的文明化進程遠比此前認知的程度更高，該地區可能存在更為原始的陶器起源階段，需要更多田野工作和細緻研究支撐。
（五）遺址保存相對完整，遺址性質明確，對於認識當時的社會組織形態和該階段的人類生業模式有重要的意義。
遺址內出土的大量的陶片體現出東亞新舊石器過渡特點—陶器的普遍應用降低了人口的流動性，與細石器代表的較高流動性的狩獵採集的生活模式存在差別。遺址所體現出的帶有大型陶器進行人口流動的生活策略是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活與文化方式。同時，相對成熟的陶器製作技術可能與農業生產以及人類生業模式關係緊密。同時，遺址內出土動物骨骼年齡整體較小，陶器經過修補，也說明人們對生活資源的利用程度較高，可能面臨較大的生業壓力。總體來說，遺址背後所反映的社會形態結構相對複雜，這些都極大的豐富了對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階段中人類生業模式變化的認知。
（六）燒土堆積的發掘與研究擴充了考古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民族學研究表明，狩獵者、採集者和農耕者將火用作工具對周圍環境進行改造實現景觀管理目標的行為較為普遍。其目標一般包括但不限於：直接獲取獵物；減少獲取獵物時的阻礙和危險；減少特定植物的資源競爭以獲取特定植物資源；更新超過盛果期的植物；燒荒以用於刀耕火種等。
由於遺址內火的出現頻率很高，而且與黏土層的關聯度極高，指示我們這些火與人類活動關聯的可能性較高，或許與當時人獲取特定資源、景觀管理有一定關聯，若能確證，該發現就會為理解狩獵採集社會向農業社會過渡時期的人類活動、新技術運用、生態位構建及景觀變遷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新的視角和材料。
編輯 |張小築 實習編輯 | 黃雪芮
覆審 | 馮朝暉
監製 | 李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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