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清朝就腐敗無能 不片面麼?

北青網 發佈 2023-03-20T06:05:43.156555+00:00

嘉賓:鄭小悠 國家圖書館副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李文杰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鄭小悠

主題:慎刑:清代刑部的政務與官員——《人命關天》新書分享會

時間:2023年3月12日13:30-15:30

地點:單向空間·北京朝陽大悅城店

嘉賓:鄭小悠 國家圖書館副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

李文杰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主持:宋晨希 前媒體人

主辦:世紀文景、單向空間

對於清代,我們貌似都不陌生。近些年影視劇、穿越小說喜歡以清朝、雍正等為中心,迷妹們喜歡四阿哥。但清代國家政治、政務真正是怎麼運轉的,大多數人其實並不了解。尤其對「六部」中執掌生殺大權的刑部,《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等電視劇中,清代司法系統看上去野蠻混亂,經常是無良為道。

但讀鄭小悠老師的《人命關天:清代刑部的政務與官員》一書,可以感受到其實清代整個司法體系是相對完整的,刑部對於各省案件的審理,包括官員們對案件審理的態度,整體上也比較認真。清朝可能並非全如我們刻板印象中只有保守落後、腐敗無能的一面。

茅海建老師嘗有云:「對清朝不能簡單用腐敗無能去概括,其實它有很多重要的制度貢獻。」

康、雍、乾都有焦慮心態,因此慎於用權

宋晨希:鄭小悠老師的《人命關天:清代刑部的政務與官員》,是第一本系統論述清代刑部運作的書。

李文杰老師在他的《辨色視朝》裡經常提到,研究清代政治制度史,茅海建老師對他說:「對清朝不能簡單用腐敗無能去概括,其實它有很多重要的制度貢獻。」

李文杰:從動機上講,清朝的制度設計肯定是非常符合當時甚至我們今天看起來的道德標準的。

具體到司法上,司法的審計在清朝是非常嚴格的,比如他們的刑法大概可以分成「笞杖徒流死」——「笞」是打小板子,「杖」是打大板子,「流」是流放,「徒」就是做苦力,死刑是最高的刑罰。「徒」刑以上的案件都要經過刑部,涉及人命的「徒」罪也要上報刑部。在此之前則需要經過州縣政府、府、按察司的審計,一步一步不停地反覆審案卷,有大量的文書產生,看上去非常嚴密。

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反感訴訟,覺得「好人不會去打官司」。儒家社會重視社會倫理和社會關係,平時產生矛盾,都是鄰里鄉親或者一個宗族的,能了就了了,不要去打官司。《論語》裡有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最多老百姓能夠免於刑罰,但是他沒有羞恥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既能治理得很好,人民又有廉恥心。在文化上是傾向於後一種的。

所以一如我們活動的題目——「慎刑」,是很慎重的,制度設計一層一層非常明晰。

宋晨希:就是從整個皇權的出發點來說,其實是特別慎重於用刑,或者說對人命是特別看重的。

鄭小悠:我這本書上來第一章就講這個邏輯。清朝是北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跟傳統漢族王朝還是不太一樣,它的皇帝,我看清代尤其是中前期的材料,特別明顯能感覺到君主的焦慮心態,尤其像雍正、乾隆包括康熙,危機意識特別強。雖然看起來統治還算穩固,但是他老覺得會有問題發生。再一個,就是他的合法性焦慮非常嚴重,跟明朝、宋朝這種相比。明朝皇帝就覺得「這是我理所應當的,得位最正嘛」,朱元璋說「我又是底層革命起家,又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底氣特別足。焦慮感很強有不好的地方,比如說會導致「文字獄」、對知識分子的壓制。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會比較慎重權力的使用。

首先清朝皇帝特別勤政,這個大家都知道。李老師的著作《辨色視朝》中寫到清朝皇帝一大早就起來去工作。

李文杰:四五點鐘就要起床。

鄭小悠:而且是一以貫之的,從最初到最後,基本上都是這樣。他起碼在表現上是說,我對這個國家、對政務特別地重視。不管效果怎麼樣,起碼我在表現上是這樣做的。

另一方面,對基層老百姓的訴求,相對於前朝,還是比較關注的。

清朝有一個祖訓就是「永不加賦」。從皇帝、政權層面,不想給老百姓留下搜刮民財、剝削百姓、對社會過度壓榨這樣的印象,所以就不加賦。

財政方面是這樣的心態,法律方面其實也是這樣的心態——老百姓之間的小矛盾最好內部解決,別讓政府為處理這些小事情增加財政負擔。但是一旦碰到暴力犯罪、嚴重的刑事犯罪,就像我們現在說的觸及刑法的這些社會矛盾,政府還是以很嚴正的姿態面對。所以審理案件包括審轉的流程,設計得特別複雜,目的就是要防止冤案——下一級判得不公有上一級,上一級還不公我再往上,最後實在不行可以告御狀,可以「叩閽」,皇帝可以派刑部的官員、派欽差大臣下去審案,甚至可以把整件案子調到北京來,名義上由皇帝來親自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意識形態上對這個東西的重視,確實是超過前代的。這跟它的合法性焦慮有很大的關係——雖然不是一個中原本土王朝,但是對老百姓的事情特別關注,看起來比前代更重視,做得更好。皇帝的上諭當中也會不斷講華夷分別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德者居之」。

堅持所有冤案、大案必須遞交到刑部

鄭小悠:但是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政府的事情也越來越多。可能一開始沒有的問題,比如後來治河、漕運等等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順治年間人口大概是1億多,到乾隆後期,到嘉慶、道光,到太平天國以前,都要4個億了。人口增長几倍,社會矛盾就不是幾倍了,是幾何數的增長,但是政府財政——政府能夠支撐維持社會秩序的錢,變化是很小的。這對它來說是很大的負擔,你這個事情到每一級,每一級的運行經費都不足,都要靠從打官司的人身上拔一點毛。

還有一個問題,人口增長得快,原來一畝地一家人種,現在需要五家人來分這個地,出現的矛盾就特別嚴重。乾嘉時期,人口增長到超過3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而中原地區可耕地的面積並沒有太多增長。你就看到人的精神狀態確實不是特別好,比較煩躁。老百姓火氣特別大,總會出現一些動不動就吵起來、動不動就打起來的狀態。這種感覺特別明顯。

另外,清朝疆域擴展得很快。康乾時期比如說西北、北部眾所周知有大範圍的領土增加,包括西南地區,原來是土司內部就可以處理的一些事情,改土歸流之後,就要按照中原內地的方式去處理。像林則徐在雲貴總督任上就發現,雲貴交通這麼不便,邊遠地區,原來土司管理的那些村寨發生的惡性事件,都要一級一級把犯人押解到省城審理。那和河北、山東這些地方上到府里、到省城的交通成本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現在去雲南,知道很多地市都有機場,就是因為路面交通仍然不是很快捷,何況古代要翻越崇山峻岭到省裡面,就太困難了。林則徐就說一些大規模的土匪搶劫案,最好把這些犯人就地正法,不要來回去審轉,不要把這些人押解到昆明去受審,成本太高了,路上很容易出各種各樣問題。

所以清朝面對的這些矛盾,都是之前的朝代沒有的,起碼在明朝是不存在的。就給它的統治帶來全新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我在第一章講到的,政權要面對的三個問題——合法性危機、人口快速增長到達一個前所未有的體量、疆域範圍迅速擴張導致各種新矛盾出現。這種情況下,清王朝還能維持200多年,把這些問題打補丁一樣補好,也是不容易的。

宋晨希:有人曾經說:「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不恰當的時機發生了人口的大爆炸。」如果它再晚一百年,可能是人力優勢、人力資源,中國有工廠了就凸顯出來。但中國恰恰在最不應該人口膨脹的時候產生了人口膨脹,帶來的第一個就是糧食問題。糧食不夠吃,進而導致很多人暴躁、急躁。

第二個就是導致了地方案件增多。中國還有一個特別可怕的傳統就是重男輕女,那個時候男女比例失調極度嚴重。比如美國學者專門研究過中國清代性侵案例的更多出現,有關光棍的訴訟增多。

但我覺得後來清朝這些不論從皇帝也好,刑部也好,在那樣繁重的壓力下,在案件多到那樣的情況下,還是堅持所有冤案、大案必須遞交到刑部,甚至「京控」這種訴訟制度——哪怕案件已經發生幾年了,也要三法司會審,甚至要把屍體拉到刑部去查驗等等。我覺得這可能也是我們不太知道的一個清朝的面向。

剛才鄭小悠老師提到,清代不論是皇帝還是官員在政務上的相關表現,可能都是歷史上最勤奮的。

李文杰:我那個書名「辨色視朝」,來源於《禮記》,意思是天剛剛亮,能看到顏色的時候,皇帝就應該起來做事情了,應該勤政。他們確實是,前朝的皇帝可能把這當一個理想說一下而已,他們真的這麼做,凌晨4點鐘已經把文件看完了。

慎刑既體現儒家原則,也有佛教思想的影響

李文杰:司法上,人命關天或者慎刑,被認為這是儒家的他們應該遵守、強調的原則。比如說死刑犯,已經定案的,到第二輪叫秋審的時候,它會分成四種:「留養承嗣」——你雖然罪該萬死,但是你們家只有一個獨苗,你要供養你的祖父母或者是父母,那把你留下來,不要死;還有「可矜」,還有「緩決」,只有一種「情實」的要被殺掉。這就是「慎刑」的思想,是清朝的一個司法實踐。

鄭小悠:它的出發點也有佛教思想的成分——你如果殺了人,特別是殺錯了,就算殺對了也不好,會禍及子孫。所以他們當時認為在刑部做官是一個比較危險的事情。刑部的官吏如果沒有孩子,或者孩子生病提前去世、家裡絕後,大家會說:「你看,他肯定辦了什麼冤假錯案。」包括地方上的州縣官,還有「幕友」(就是刑名師爺),他們判死刑也是極其慎重的,有一個說法叫「救生不救死」。

比如兩人打架,可能是互毆,一個人把另外一個人打死了。那個時候被打傷了也沒有抗生素可以用,很容易就死掉了。審案子的人就會想,反正死的人已經死了,本來也是互毆,沒有特別明顯的某個人對、某個人錯,那我儘量把活著的人保住,於是就會筆下超生。

中國古代法律是「以儒入法」,有一個特點是親屬之間服制案件的審斷。都是兩人互毆,沒有親屬關係的鬧出人命,一些情節比較輕的情況,可能就不會判死刑;但如果是弟弟打死了哥哥,或者侄子打死了叔叔,就是宗族內部矛盾導致了死亡的情況,卑幼的這一方就會被判得很重。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州縣官在「敘供」——就是完善當事人或者證人口供的時候,就會儘量把責任推在死者身上,比如說是死者先挑釁。這樣打死人的人在最後定案、秋審的時候,可能就會被考慮進入「緩決」。

另外還有一種藉口,叫做「救父」。比如侄子和叔叔互毆,他就說這個侄子是為了救他父親——本來是兄弟倆互毆,兒子去救自己的父親,把叔叔打死了。案情里如果有「救父」或是「救母」情節,也會從輕考慮一下。

這就是「以情就案」,或者「以情就例」,審判者瞄著律例去製造一個情節,這樣能保住那個活著的人不被判死刑,州縣官或者幕友的子孫就不會受到影響。但是刑部的官員跟這些人訴求不太一樣。首先刑部沒直接接觸這個案子,他的同情心或者保護當事人的心情要弱一些,直接辦案人的感受和看文書的人感受還是不太一樣的。

另外刑部官員有皇帝的壓力。這種「以情就案」的事情多了,皇帝就發現,怎麼每次都是死者挑釁?是不是基層官員故意製造的這種現象?發現這個問題後皇帝就開始給刑部施壓,說你們要查核。因為刑部是能夠見到皇帝的,尤其堂官隔三差五就能見到皇帝,皇帝給他的壓力是直接的,給縣官的壓力就差得太遠了,他們見不到皇帝發火的場景,但是刑部這些官員能見到。

諸如此類,中央司法機構的官員和地方的主審官員就開始進行不斷的博弈。從事實層面到文書層面,最後到權力層面,包括一些意識形態、感情的層面,各種層面博弈都是擰在一塊兒的,很難分得開,某一個人、某一個案子更側重哪一方面都很難講,就是這樣一個混沌的狀態。我在做研究的時候,這感受非常深刻。

四書五經培養出的進士,專業知識欠缺咋辦

宋晨希:我覺得清朝皇帝還有一個特點,都是推理大師,不論從案件還是從地方官員的奏摺裡頭都可以進行推理。

鄭小悠:看得多了。

宋晨希:他能從字裡行間去推敲你這個東西合不合邏輯,你是不是在騙我。包括乾隆當時處理了很多地方政府比如說西北的案件,你說下雨,我行軍了幾十里,皇帝一想就不對,你下著雨怎麼能跑那麼快?我覺得這可能是清代皇帝辦理案件或者是統治整個國家很重要的一個能力,或者說一個可能被忽略的點。我相信如果把這個寫出來,一定也是很好玩的事。

剛才鄭小悠老師提到了一點,其實也是為我們現在有一個借鑑,就是空間、人情、禮法和法律之間的關係。我們有的時候會說法律冷酷無情,但是裡面涵蓋的人情多了之後,可能就會導致這樣一些不論是腐敗也好,或者是輾轉騰挪的空間也好。清代很多官吏能夠上下其手,我覺得原因可能也是存在這個空間。後來沈家本他們去改革中國古代法律的時候,是不是也考慮到這個問題,所以就把很多的法律定得更加明確?

鄭小悠:我覺得沈家本考慮的主要還是跟近現代西方法律接軌,比如說去除酷刑,包括把滿漢、男女、主僕這種傳統中國人認為的「等差」分別儘量地消解一點。

沈家本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說「外國人覺得中國死刑太多了,大清律例裡面死刑的條目太多了」。其實沈家本自己在刑部幹了幾十年,他應該很清楚,雖然死刑條目很多,但是經過「秋審」的篩選,真正被執行死刑的人其實很少。這些細節的東西外國人肯定是不知道的,只看到法律文本里死刑條款特別多。後來清末法律改革的時候就把「秋審」制度給廢掉了,乾脆直接在《律例》裡減少死刑條目,不再經過秋審這一輪的區分。

宋晨希:大家看電視劇說秋後問斬的,這種一般都死不了。

鄭小悠:斬、絞監候被秋審核定為「緩決」的,一般關兩三年就可以改為流刑了。如果是獨子之類的特殊情況,犯罪情節又不太嚴重很多枷號三個月就可以被放回家了,這就是「可矜」或者是「留養」。真正被執行死刑的人很少。

宋晨希:剛才我們聊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比如清代刑罰或者清代政務上真實的一面。很多人認為清代是皇權發展到一個極致的國家,甚至很多人認為是清朝的無能導致中國近代的衰落。兩位老師在書里都提到了清代的法律、刑部、皇帝的勤政,為什麼清代還會產生這種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問題也值得我們結合制度的發展去反思、考量。

李文杰:清朝負責國家大政的「六部」官員,主要是通過科舉考試考上來的秀才、舉人、進士。秀才做官的很少,舉人有一點資格,絕大部分是進士。進士的人數比較少,三年考一次,大概考兩三百個人,最好的進翰林院,其次的進到「六部」去。

但是這些人考出來他們有一個問題,他們從小讀的書,就是四書五經,或者主要就是「四書」,四書很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就是《禮記》裡面的那兩篇。這些書讀出來之後,對實際的政務沒有什麼太多能力的。天天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些東西,他沒有辦法去算帳或者是審案,這些專業知識他們沒有。

但是考上進士之後,他們可能會通過抽籤的方式分到「六部」去了——負責人事的吏部,負責財政的戶部,負責外交、禮儀的禮部,負責軍事人事的兵部,負責刑罰的刑部以及負責工程的工部。這些人跑到各個部門開始做「司官」,「司官」大概比現在處長高一點,他們開始負責具體的政務。他們沒有專業知識怎麼辦?在「六部」有一個很大的群體就是「胥吏」,「胥吏」這些人就是沒有經過科舉的,大家認為好像沒有讀過聖賢書,道德約束力比較差的,但是這些人他們實際運作的技能又很高,可能是祖傳技能、秘方。各個部門基本如此。

沒有專家治國,是清代衰落很重要的原因

李文杰:但是刑部不太一樣。刑部剛開始的時候,我看鄭老師的書才知道,前期可能胥吏在擬稿的時候力量比較大,後期司官的力量比較大。司官就是科舉考上來的這些人,司官你讀四書五經後面怎麼加入到司法裡面去?就有一批人真的在那個部裡面學習著,現場學習。

宋晨希:讀律例,讀案例。我覺得現在「996」跟那個時候比還是弱爆了,那個時候太苦了,他們每天都很忙。朋友說找你吃飯都不去,你看你當了官都不認朋友了。

鄭小悠:刑部就是窮忙的地方。

李文杰:這一點讓我想到「專家」制度,專業的事情還是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當六部,除了刑部的這一批司官可能是進了部以後自學成才的,其他各個機構,包括我做的那個研究——總理各個事務衙門負責外交的,都是從科舉裡面選出來的人,直接到一線去負責具體的行政事務。你說這幫人怎麼能做得好?四書五經我們都看過的,從小看這個東西,怎麼可能和實際的政治運作能夠完全契合上?所以清代衰落,沒有專家治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的知識跟不上我們的挑戰。

鄭小悠:尤其到近代更明顯一點。傳統社會相對簡單很多,清代是很典型的小政府,最重要的兩個業務一個是刑名和錢糧,就是財政收稅,包括錢、漕、鹽、馬、茶,各種各樣的稅收形式;另外就是辦案子,就是司法審判。其他的相對來說比較軟性一點,像禮部的那些,到了基層涉及的教化這些,就是軟性的,有力就做,沒力就算了。

但到了近代以後,你要管理的國家的這個複雜性就突然增加了。

李文杰:外交的、工程的。

鄭小悠:近代企業的這些。

李文杰:還有路礦。這些東西都需要特別多的專業人才來做。

鄭小悠:像趙舒翹,他在科舉考試上來的這些官員里算能力很強的了。但他到了總理衙門之後,跟他要管的東西完全不搭。而且他的思想很保守,在處理外交事務上,大事小事一概駁回,這其實不是一個做外交事務的思路。

宋晨希:對。像光緒皇帝的一個老師叫翁同龢,1874年有一個楊乃武小白菜案,他那個時候是刑部右侍郎。他是翰林考上來的,是一個狀元,科舉考試第一名,然後在翰林院做了很多年,慢慢升到內閣學士。突然把他下放到刑部做右侍郎,負責全國最高的司法衙門,你能相信他能辦好嗎?他平時從來不讀律例之類的東西,讀的都是四書五經的東西。

鄭小悠:尤其是後來,像沈家本這樣在刑部幾十年一直幹上去的,那六七個堂裡面,大概有一兩個是這樣的。其他都是「視官如傳舍」把做一任官當成住酒店一樣,一站一站走過來,這樣才升得快。你要老在一個地方待著,升官是很慢的,要迅速在各個衙門裡面都過一下,官才能升得很快。但是每個衙門都做的時間很短的話,他的專業性確實不行。

宋晨希:我覺得從古至今,其實在專業裡面,不只是刑部,包括像戶部這種錢糧的,都是要有專門的吏或者是官員的。

鄭小悠:刑部有一個好的地方,各個司都是干斷獄問刑的事情,人員在各司之間循環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對口不同的省,但做的都是同一類事。戶部就很麻煩,戶部每個司對應不同省的地丁錢糧,這個大體是接近的,但是帶管的業務像漕運、錢法、關稅、鹽法、茶馬這些,都是不一樣的。所以官員換一個司,立刻就要接觸新業務,而且都很複雜。

宋晨希:每個省的比例、折算都不一樣,特別複雜的一套。

鄭小悠:戶部就非常重視書吏的意見,書吏的權力很大因為司官的專業性要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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