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和丁聰都是有名的畫家。也許名字中都帶「丁」字，也許年齡、個頭相仿，也許都畫漫畫，美術界外的人有時不免將他們搞混，以為「小丁」即是「張仃」。然而，他們確實是兩個人，而且是好朋友。
不同的經歷、機遇及才秉，造就張仃和丁聰不同的藝術軌跡，而憂國憂民，據仁遊藝，卻是他們一以貫之的共同的追求。應當說，氣氛寬鬆的晚年才是兩位畫家真正的黃金時代：張仃在畫完揭批「四人幫」的漫畫《立此存照》（1976-1977）組畫之後，金盆洗手，告別漫畫，從此專心致志，開闢出焦墨山水新境界；丁聰則不忘初心，重拾漫畫，在當年《現實圖》《現象圖》的基礎上再出發，以敏銳深邃的眼光，溫潤而雋永的線條，諷刺抨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醜陋、不公、愚昧與乖謬，成為新時代名副其實的「啄木鳥」……
張仃和丁聰出道都很早，性格氣質和人生經歷卻是很不相同。張仃是東北流亡少年，蹲過國民黨的監獄，窮困潦倒，狂放不羈。丁聰則出生名門望族，父親丁悚是上世紀20年代滬上著名的漫畫家、美術教育家，中國第一塊「漫畫協會」的牌子就掛在他家門口，丁家的客廳，常常名家雲集，含珠吐玉。受環境的薰陶和自己對藝術的痴迷，丁聰少年得志，並且溫文爾雅。
儘管如此，他們膜拜同一個藝術大神——張光宇。張光宇像一塊磁鐵，從不同的方向將他們吸引，甚至連他們的訂交，都與這種吸引有關。兩位畫家於1940年冬在山城重慶相遇。據張仃晚年撰文回憶：「1940年，我和胡考從延安到重慶，我倆準備藉助張光宇的社會關係出本雜誌《新美術》，來介紹解放區的美術。當時張光宇和丁聰在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在等待出畫報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我們經常一起去中蘇友好協會畫素描。這裡我要說一條他漫畫的缺點，我認為小丁的漫畫太注重素描的關係了。這是我和小丁第一次見面，不久『皖南事變』爆發，胡考到了香港，我又回到延安。」（《不畫句號的小丁》）
年輕時的張仃（左二）、丁聰（左三）與友人，中國電影製片廠外景拍攝地
一張黑白老照片，足以證明這「第一次見面」的愜意。背景應是中國電影製片廠的外景拍攝地，景觀荒率奇異，宛如一張西方現代戲劇的舞台照。五位藝術家個個神態自若，衣冠楚楚。特偉、丁聰、胡考為一組，或凝神站立，或低頭沉思，張光宇手持司的克側立邊上，身體微前傾，風度翩翩，視線與丁聰正好相對，兩人似乎在交談什麼。只有張仃，叉開雙腿，雙手撫膝坐在地上，展露牙齒，開懷大笑，眼睛眯成一條縫……
這張照片可以讓人產生豐富的聯想：即使是在內憂外患，黨爭紛亂的艱難時世，藝術家憑藉天真的與赤子之心，照樣可以浪漫，可以摩登。其實，張仃千里迢迢由延安來到重慶，除了打算與張光宇一起創辦《新美術》雜誌，還另有原委，與張仃此前（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在延安魯藝美術系任教時，因藝術觀念異端而排斥最終被下崗的經歷有關，這裡暫且不表。至於在這「一個多月時間裡」，張仃與丁聰有些什麼接觸，發生過什麼故事，張仃自己無記述，《丁聰年譜》(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出版)更是不見蹤影，而第三方的證詞，至今闕如。筆者於是不得不作這樣的推想：由於性情氣質的差異，儘管小環境寬鬆，其樂融融，張仃與丁聰並沒有產生特殊的精神感應與「心有靈犀」的默契，留下可圈可點的軼事。由此，令人聯想張仃與詩人徐遲（也是張光宇重慶之行的一員）連日徹夜長談、興意盎然的場情（參見徐遲回憶錄《我的文學生涯》中的相關記述）。——相比之下，詩人徐遲與張仃似乎更加「投緣」。
丁聰自畫像
丁聰《東江百日雜憶》之二 1987年 （深圳美術館藏）
晚年丁聰這樣談論張仃早年的漫畫：「我很佩服他。因為無論我們怎樣——我是生在上海的，一直長在上海——我們畫的那種漫畫都是輕飄飄的，沒有分量。他抗戰爆發就跳出來，他也真是畫是好，又重又厚，學是學不來的。後來我一想，沒辦法，他是東北的真正深受侵略壓迫的人。他有一種感情，你沒有，怎麼畫得出來？」——這番即興的評價雖籠統，而且有點絕對，卻清楚道出丁聰與張仃的藝術風格的差異（「輕飄」與「重厚」），和地域風土養成的文化性格的差異（「上海」與「東北」）。正是這兩種差異，造成張仃與丁聰不同的藝術天性與審美趣味。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其實，前述張仃回憶中一句坦率的批評，已曲折透露個中消息：「我認為小丁的漫畫太注重素描的關係了」。對照丁聰當時的漫畫作品（如1939年發表的控訴日寇的《逃亡》），給人「果然如此」之感。究其原因，原來丁聰自小學畫全憑個人愛好，沒有受過洋畫學院式的訓練，長大後發現畫畫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為免受正統畫家的「不會畫畫」之譏，在素描上下過很大功夫。然而，素描功力也是兩面刃，既可以給畫作帶來栩栩如生的真實感，也可以束縛畫家的想像力。具體到漫畫這種畫種，後果更嚴重，因為漫畫的藝術特徵和看家絕活就是變形與誇張，一旦「太注重素描關係」，就會削弱這種藝術特徵，處處受到明暗、透視法則的掣肘，妨礙畫家的視覺想像力與筆墨線條的自由生發。正如張仃所論：「誇張和變形是漫畫的兩件法寶；有了這兩件法寶，漫畫便一身是膽；如果取消，就等於解除武裝，漫畫就只剩下了『畫』。」（見張仃《漫畫與雜文》）。好在丁聰很快悟到這一點，盡力補救，努力突破「素描關係」的束縛，在「素描」與「變形誇張」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到1940年代中期，創作出《現象圖》《現實圖》等傳世之作，形成丁聰特有的漫畫風格……
張仃自寫像
張仃與丁聰再見一次相會，已是革故鼎新的新時代。來自延安的中共首席藝術設計師張仃成了中央美院的教授，任實用美術系任主任；著名漫畫家、資深報刊編輯小丁，經廖承志推薦，在新中國對外宣傳畫報《人民中國》任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值得一提的是，《人民中國》的前身是《東北畫報》，而張仃恰好是《東北畫報》的創辦者，1946至1949年任主編）這是一個激動人心、充滿希望的時代，也是兩位畫家見面較為頻繁的時期。張仃的許多作品，登在丁聰主編的《人民中國》上。
經歷過那幾年意氣風發、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光，暴風雨突然降臨。在那場風雲變幻的運動中，丁聰被劃為「右派」，發配北大荒，張仃卻陰差陽錯，升任中央工藝美院第一副院長。他們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大了。又過七八年，更大的暴風雨洶湧而至，這次張仃首當其衝，煉獄的烈焰，使他一夜白頭……
1957年之後的整整二十年，張仃與丁聰幾乎不通音問，他們似乎彼此遺忘了。然而，不泯的良知，對藝術的摯愛和劫後餘生的感悟，使他們的靈魂於無形中彼此靠近，一切盡在不言之中。1978年初張仃復出，中央工藝美院百廢待興，立即向丁聰發出邀請，請他幫助編中央工藝美院的校刊《裝飾》雜誌，引領年輕的後輩，而此時丁聰尚未獲得平反，仍在中國美術館打雜。
張仃漫像，丁聰畫
不同的經歷、機遇及才秉，造就張仃和丁聰不同的藝術軌跡，而憂國憂民，據仁遊藝，卻是他們一以貫之的共同的追求。應當說，氣氛寬鬆的晚年才是兩位畫家真正的黃金時代：張仃在畫完揭批「四人幫」的漫畫《立此存照》（1976-1977）組畫之後，金盆洗手，告別漫畫，從此專心致志，以枯焦厚重的筆墨揮寫色彩斑斕的大千世界，釋放內心的焦慮與激情，營造渾厚華滋的藝術世界，開闢出焦墨山水新境界；丁聰則不忘初心，重拾漫畫，在當年《現實圖》《現象圖》的基礎上再出發，以敏銳深邃的眼光，溫潤而雋永的線條，諷刺抨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醜陋、不公、愚昧與乖謬，成為新時代名副其實的「啄木鳥」……
晚年的張仃
1996年，丁聰八十壽辰之際，應《光明日報》之約，張仃撰寫《不畫句號的小丁》（《光明日報》1996年9月7日），文章追憶往昔，論述丁聰的漫畫藝術，高度評價他40年代的代表作《現象圖》與《現實圖》，認為與將兆和的《流民圖》具有同樣的藝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並對他晚年「不畫句號」的藝術探索精神與人生態度表示由衷的讚賞。
2008年，筆者為紫禁城出版社編《大家談張仃》，此時張仃91歲，丁聰92歲。筆者請託灰娃（張仃夫人）向丁聰先生索文，然而先生疾病纏身，已不能執筆。最後通過電話，灰娃記下丁聰對張仃的評語：「張仃是個大好人，很正派，畫也畫得好。今天，像他這樣有良知，有大才幹的藝術家，不能說沒有，但也不多少見了。」
這顯然不是廉價的相互吹捧，而飽經風霜、閱盡人世後的肺腑之言。他們是君子之交。
丁聰生於1916年，逝於2009年，享年93歲。張仃生於1917年，逝於是2010年。享年也93歲。
2023年3月10日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