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樹和李斐是青梅竹馬的鄰居，命運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愛奇藝供圖/圖）
「只要你心裡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裡的念是誠的，高山大海都會給你讓路。」這是作家雙雪濤的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摩西》裡廣為流傳的句子。
跨越大洲和大洋，2023年2月17日，導演張大磊帶著自己的新作劇集版《平原上的摩西》（Why Try to Change Me Now）抵達柏林，在可以容納幾百人的電影院為第7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現場觀眾再現小說中的經典場景。
《平原上的摩西》是中國大陸視頻平台第一部六集的迷你劇，主創試圖以電影的方式去製作劇集，打破二者之間的壁壘，該劇也成為華語地區唯一入圍柏林電影節劇集單元的作品。
首映禮之後，外國媒體對《平原上的摩西》所展現的20世紀末工業城市的背景產生了興趣。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將德國東部工業區的衰落與劇集裡的1990年代下崗潮進行了對比；美國《綜藝》雜誌（Variety）則注意到這部作品的英文名來自鮑勃·迪倫的同名歌曲，並指出該命名與張大磊少年時代對國企改制的記憶有關。
「這部劇集的形態與以往劇集作品有著顯著的不同，但從公司而言，還是希望和支持做一些影視內容來滿足更多觀眾多樣性的觀影需求，因為我們發現，觀眾的觀影習慣在慢慢改變。」該劇的製片人齊康說。2023年3月4日，中國電影資料館為這部特別的劇集舉辦了一場展映，以電影的方式放映了這部長達432分鐘的作品，放映從中午12點開始，結束時已經到了晚上9點左右。
不同於一般的犯罪類型片，在劇集《平原上的摩西》中，人物和故事都有了更多旁逸斜出的空間。張大磊在小說的基礎上為觀眾帶來的是一個不同於犯罪類型片的罪案故事，著力展現大時代中平凡個體的悲劇。「我最初決定改編這部小說的時候，也曾想過將它改得更具類型元素，但如果那樣就會和原小說的氣質背離太多，最終我們還是選擇了現在的方式。」張大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並不是雙雪濤的小說文本第一次在西方世界傳播，《平原上的摩西》曾被翻譯成韓語、英語、西班牙語和立陶宛語在不同國家出版發行。2021年7月，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平原上的火焰》入圍第69屆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2022年底，雙雪濤小說集英文版《艷粉街》（包含《平原上的摩西》《光明堂》和《飛行家》三篇小說）入選《紐約客》年度書單。
作為雙雪濤最早的海外推手之一，學者王德威評價這位80後作家「也許是中國當代文學最有前途的作家之一……是『東北文藝復興』現象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一篇《平原上的摩西》的書評中，他格外看重雙雪濤的創作和故鄉東北之間的緊密關係，認為「只有將故事放回當代東北歷史語境，從『文革』的混亂到國有企業解體，從工人下崗到社會治安混亂，雙雪濤蒼莽的視野才有了依託」。
雙雪濤。（受訪者供圖/圖）
艷粉街
遼寧省瀋陽市鐵西區的艷粉街，原本叫做艷粉屯，這條街道長1800米，曾有十萬人居住於此，本是瀋陽這座老工業城市郊區不起眼的一隅，但它卻因為文藝作品被人所知。在世紀之交，歌手艾敬和導演王兵先後以自己的方式講述過艷粉街的故事。這裡如今也被評論家們視為雙雪濤文學創作的起點，雙雪濤不但曾是這裡的居民，還在數部小說中描述過這片土地。
在紀錄片《鐵西區》的開頭，王兵以字幕的形式介紹了鐵西區的歷史：瀋陽鐵西區是全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它於日偽時期建立，1949年後又按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和蘇聯模式重塑，成為國有企業性質的龐大工業群落。到新千年前後，大廠依次被拆，舊時代分崩離析……
《鐵西區》分為三個部分，其中以「艷粉街」一章最為熱鬧，王兵的鏡頭記錄了這裡雜亂的空間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艷粉街，他發現了一群十七八歲的少年，跟隨著他們進入不同的家庭，見證了工廠倒閉和房屋拆遷帶來的蕭瑟。
小學高年級的時候，雙雪濤一家搬去了艷粉街，與周圍很多人一樣，他的父母也遭遇了下崗。最初的幾年裡，經濟上的困頓讓日子過得不算容易，他後來在一檔播客節目裡回憶自己幫母親擺攤、為了躲避城管一路狂奔的往事。
1990年代中期，瀋陽當地出台了一個政策，學生可以跨學區報考重點中學，但不論成績如何，一律需要繳納九千元。對大部分工薪家庭來說，這筆錢堪稱巨款，但為了進入瀋陽數一數二的好學校，雙雪濤的父母向親戚朋友借錢，支持兒子升入了重點初中。
在雙雪濤後來的小說諸如《聾啞時代》《平原上的摩西》《我的朋友安德烈》中，「九千班」往往對主人公成長起到特別的作用，或者是其少年時代的陰影，或者成為干預他們行動的力量，以至於韓文譯者直接將雙雪濤的小說集翻譯為《九千班的孩子們》。
1996年，瀋陽出現了一樁搶劫殺人案，3月8日上午9時3分，幾名從銀行取回工資款的國企員工在一分多鐘的時間內被蒙面歹徒開槍擊倒，搶走了十幾萬元……由於案件性質特別惡劣，這起被命名為「三八大案」的事件讓瀋陽一時人心惶惶。經過警方調查，這還不是一起孤案，犯案的是一些下崗工人和無業人員，他們組成了一個五人團伙，曾在城市裡尋找計程車司機伺機作案，手段殘忍。這群人被捕之後接受了電視媒體的專訪，專訪在瀋陽的電視台滾動播放，曾經轟動一時，後來還被拍成過電視劇。
中學時代，雙雪濤在電視裡看見五人一一接受記者採訪，這件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年後還揮之不去，成為寫出《平原上的摩西》最初的誘因。他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最初在腦海里浮現的人物就是辦案刑警蔣不凡。
在劇中，張大磊以自己的方式復刻了少年在電視上看到罪案的一幕：女孩李斐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電視裡正好播著一起剛剛發生的罪案，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因此和鄰居的孩子莊樹扭結在一起。李斐和莊樹顯然是雙雪濤的同齡人，他們的命運走向某種程度上也與此相關，李斐的父親後來被人懷疑為兇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李斐要上好的初中，就需要九千元，但作為下崗職工，他被警方認為一定拿不出這樣一筆錢。
《平原上的摩西》的故事由八位敘述者來講述完成，他們的獨白互相交叉，為讀者一點點拼出事情的全貌。整部小說三萬多字，時間跨度長達四十年，揭示了兩個家庭從「文革」到21世紀初錯綜複雜的糾葛。這篇小說的篇幅不算長，讀起來可以一氣呵成，卻很難用隻言片語來概括其主旨。
計程車司機搶劫案、城管謀殺案等事件僅僅是給小說搭建了一個「類型」的框架，它們讓幾十年的歷史賦予小說中的個體悲劇集中爆發，但其中的父親、母親、丈夫、妻子和少年的情感，卻一言難盡。即使到今天，在被問到小說人物的感情世界，雙雪濤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覺得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
作家淡豹看完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第一感覺是他寫案子多，但真的算起來，其實也就《平原上的摩西》和《蹺蹺板》直接寫到兇殺案。但她認為雙雪濤的小說「確實籠罩著神秘和死亡的氣氛，處理階層和暴力，女孩莫名出現又消失，來自舊時代的屍體躺在城市邊緣的廢墟中等待發現，它所描述的工業城市日常生活有黑暗紋理，案子是城市暗色的背景」。
《平原上的摩西》結尾，少年時代的好友李斐和莊樹在公園裡的人工湖上重逢，他們的身份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個是逃犯的女兒，一個則是追捕的刑警，是一系列的偶然讓他們走到了這一步，兩個人最終也鬧不清楚，這究竟是誰的錯。
劇版《平原上的摩西》，導演張大磊將主題定為「對抗長大」。（愛奇藝供圖/圖）
作家班
雙雪濤畢業於吉林大學法律系，選擇法律這個專業，多少是因為它是一個安全的選擇，可以滿足家人的期待，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畢業後，他進入瀋陽一家政策性銀行，負責貸款業務，抽空就看存在電腦里的電子書。2012年，他成為這家銀行瀋陽分行成立以來第一個選擇主動辭職的人。
文學之路的開始是偶然的，2010年冬天，雙雪濤不經意得知有一個「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可以提供六十萬新台幣的獎金，折合人民幣十多萬元，這在當時幾乎等於一套房子的首付。
在這之前很多年，雙雪濤是當地圖書館文學區的常客，業餘閱讀大量作品，不時給一些雜誌寫影評。看到文學獎徵文的消息，雙雪濤內心突然升起一個試試看的想法，後來他花了二十多天寫成的小說《翅鬼》真的獲得了首獎。
《收穫》雜誌前編輯走走還記得雙雪濤投來的稿件最特別的地方是署名方式，他的署名和小說標題往往會占去一整頁，並且以「雙雪濤 作品」的方式來落款。她認為這個細節很能代表雙雪濤如何看待寫作這件事。
「我是希望每一篇東西，拿出來，都叫一個作品，而不是一個什麼其他的東西。」雙雪濤後來說。他還記得將長篇小說《聾啞時代》投給《收穫》後，編輯走走雖然沒有將其發表，卻特地打來了電話提出建議，認為他不妨將其中的部分章節改成短篇小說。這段往事他寫在了後來的一篇創作談中，那時候他的小說終於在《收穫》發表，他寫道：「放下電話，我跑去公司浴室沖了一個澡，唱了半小時歌，隔壁的女浴室聽得真切，以為公司混進了瘋子。」
雙雪濤第一篇在《收穫》上發表的小說是《跛人》，講述了一對少年戀人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和一位怪人遭遇的故事。《收穫》主編程永新介紹：「這篇小說在氣息上和《傷心咖啡館之歌》有相通之處，讀來令人驚艷。後來，編輯部一直跟蹤他的寫作，雙雪濤每寫一篇作品，也會給我們看，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關係。」
2012年，雙雪濤從瀋陽的一家銀行辭職開始全職寫作，到劇集《平原上的摩西》製作完成，正好十年時間。這篇小說對他的意義不言而喻，不僅為他贏得了第十七屆百花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文學獎，還讓他真正走進了大眾的視野中，第一本小說集也以此命名。
不同於之前相對順暢的寫作，《平原上的摩西》幾乎耗盡了雙雪濤的耐心。他說自己是個急性子，喝水都沒有耐心，但是寫這篇小說的時候，他反覆修改了十一回，以至於很多段落可以背出來。「多次感覺耐心已經耗盡，好像一場曠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戀愛，因為吵鬧而煩躁並且越陷越深。」
他記得最後一稿的交稿日期是2014年11月18日，比上一稿多出二百多字，對人物莊德增醉酒的一處細節進行了修改。對於這篇小說，他顯然傾注了不少感情，他寫下這樣的文字：「這裡面有太多和我血脈相連的東西，這裡面有太多我一直未敢展示的自己的觀察和想像，這裡面有太多我從未嘗試過的壓榨自己的方法，這裡面有太多我不太成熟但是又不甘放棄的對小說的一點體會。」
出版人王二若雅還記得第一次閱讀《平原上的摩西》時的驚艷，她覺得這個作家年紀不大，但一出手就很成熟。在走走的介紹下，她和雙雪濤還沒見面，就在網上聊了起來，讀完雙雪濤發來的好幾個短篇小說後，她就決定選擇其中的十篇結集出版一本小說集。
當時，雙雪濤在文壇已經嶄露頭角，即便如此，王二若雅供職的出版公司對這個選題頗有顧慮，決策層遲遲不能下定決心出版這個年輕作家的小說集。後來她離職成立自己的獨立出版工作室，繼續出版《平原上的摩西》。
王二若雅擔心單行本市場關注度不夠，她選擇了雙雪濤、孫一聖、於一爽和趙志明四位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說，將它們分別結集，同時出版，從營銷的角度尋找一個話題切入點。
在這部劇中，張大磊沒有將重點放在誰是兇手這類抽絲剝繭的推理上，而是事無巨細地去表現不同人物的生活。（愛奇藝供圖/圖）
其實這些青年作家們各有特色，幾乎很難用一個詞語來概括他們的風格，王二若雅於是想到用「新古典」來命名。「用這個名字很簡單，就是覺得這批作家對待文學的態度是很傳統和嚴肅的。」2016年，雙雪濤的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終於付梓出版，小說的推介語是這麼寫的：「在近乎平靜的風暴中，每個人都被命運所驅逐。」
「新古典寫作系列」面世後，王二若雅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為四位作家做了一場對談，邀請李敬澤、邱華棟、張悅然等嘉賓到場支持，最初她還擔心弄這麼大陣仗沒人來看，沒想到活動當天現場坐滿了人，還有很多讀者不得不站了兩個小時。後來《平原上的摩西》很快加印，成為當年嚴肅文學中的暢銷書，對於大部分讀者來說，他們對雙雪濤最初的認識就源於這本書。
「現在想想，當時的讀者其實也在期待80後出現嚴肅小說作家，但是他寫的又不是那種幾十萬字的小說，讀起來有負擔，年輕讀者的閱讀習慣也讓他們更願意去接受中短篇小說。當然了，雙雪濤的語言也很好，有自己冷峻的風格，還有好看的故事。他在故事性、文學性和結構性上平衡得特別好，一出手就不凡，這恐怕是他不但在純文學內部被認可，也具有大眾影響力的原因。」王二若雅對南方周末記者總結道。
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作家班」，課程類似於「創意寫作」，是一個授予碩士學位的脫產研究生班。授課老師包括閻連科、梁鴻、張悅然等知名作家，雙雪濤受邀成為這裡的第一屆學員，課程設置還在一點點完善。雙雪濤回憶，那時他在人大圖書館待的時間最長，其次就是足球場。
儘管身處「作家班」，雙雪濤並沒有與所謂的文學圈走得很近，他在北京的朋友不少是做電影的。他覺得他們讓人放鬆。雙雪濤有時候也會對北京的生活感到恍惚，他曾告訴媒體記者自己需要常常回到瀋陽和曾經的朋友聚聚，「以確認自己的坐標」。
四得公園
雙雪濤喜歡踢球，他曾對一家媒體說，自己除了寫作和閱讀，業餘生活里就是踢球和看電影兩件事。搬到北京居住後，他常常在麗都的四得公園踢球，這裡也是北京的影視行業從業者愛出沒的地方。
生活環境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的寫作題材，在2019年出版的小說集《獵人》中，東北漸漸成為人物身後的背景，北京的地理空間則一點點浮現出來，在其中一篇名為《起夜》的小說中，四得公園成為主人公心目中埋屍體的好地方。「老寫一種東西也會厭倦，但東北還是我的『初始設置』。」雙雪濤說。
在進入作家班學習之前，雙雪濤也曾短暫地來過北京尋求發展，最初他對自己的職業規劃是做編劇。「2013年和2014年這兩年間，我是辭職了一直在家寫小說，當時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可短篇小說體量有限，能夠引起大家的討論或者注意也相對只是在一個比較文學的圈子內。2014年我就想『得掙點錢』，因為這要吃不上飯混不下去了，我就從瀋陽跑到北京來給人寫諜戰劇——在『諜戰』和『宮斗』里，我覺得『諜戰』可以試一試。我就在一個地下室里住著開始寫諜戰，一邊寫一邊在想自己是不是還應該去努力地貫徹自己的文學道路。但在那段時間裡，其實辦法比較少。」雙雪濤在與導演刁亦男的一場對談中講述過這段往事，在其小說《間距》中也有這麼一個住在北京地下室寫諜戰片的編劇，或許可看作這段經歷留下的一點印跡。
或許不僅僅是巧合，那年春天雙雪濤在北京的電影院看了刁亦男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電影《白日焰火》，他感覺內心被什麼東西觸動。他覺得這部電影有自己的語法，看上去雖然有類型元素，是講所謂的犯罪，但它的基礎其實是一個作者電影，而且文學性很強。
「《白日焰火》對我的幫助是非常大的，它第一次讓我意識到有一種這麼有文學性的電影，也讓我發現了自己內心的某種東西。」雙雪濤回到瀋陽，開始寫作《平原上的摩西》。
後來，雙雪濤和刁亦男成了朋友，經常聚會，刁亦男還成為電影和劇集兩版《平原上的摩西》的監製。刁亦男記得自己最初也是通過朋友推薦讀了《平原上的摩西》，他覺得這部小說里有種「通俗」的情節鋪排，但最能觸動讀者的其實是充滿了質感和柔軟的東西，雙雪濤找到了自己的某種「文體」，「這種文體使得他的小說與眾不同，成就了他小說的某種『平衡感』」。
在籌備這部劇的時候，刁亦男對張大磊的建議是「講述的順序是從頭講到尾的，不要做太多的技巧，既然是在說這些人的命運，也在說他們的歷史，歷史前後都是有因果的，那就用最本分的方式」。
在劇集《平原上的摩西》上線播出前，雙雪濤已經有好幾篇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比如2021年春節檔上映的電影《刺殺小說家》。對他來說，影視劇與小說本質上是兩回事，影視化的過程也是一種再創作。
1982年出生的張大磊比雙雪濤大一歲，他的父親是內蒙古電影製片廠的剪輯師。張大磊從小生活在電影廠的大院，在他的多部作品裡，人們都不難發現集體主義生活帶給他的烙印。
2016年張大磊憑藉處女作《八月》獲得了第53屆「金馬影展」最佳影片獎。在這部電影裡，他將自己的童年記憶傾注到影像之中，藉助一個小男孩的視角去展開所有的故事，其中還涉及國企改制的時代背景。電影裡的成人各有各的愁苦，但以孩子的眼光去看外部世界，一切仿佛都變得浪漫而神秘。
張大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所謂的「下崗潮」帶給自己的並不是冰冷的記憶，而是溫暖的回憶。家人下崗後不用上班而是待在家裡，對於孩子來說，家裡就不是空蕩蕩的了。當時他生活的大院裡，白天人一下變多了，孩子們還是無憂無慮的，成人之間則多了一種凝聚力，生存能力一下子就迸發出來了。某種程度上，《平原上的摩西》可以看作《八月》的續篇，尤其是在前兩集，觀眾跟隨著張大磊慣用的長鏡頭進入一個個人物的生活，感受生活的質地。
《平原上的摩西》改編難度並不小，原著的時間跨度很大，又採用多聲部的敘述體，直到最後真相大白，讀者才會明白書中人物的糾葛之深。張大磊和團隊最初也曾想過將《平原上的摩西》改編成一部犯罪類型片，但最終還是放棄。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一直在找拍攝的重心，一開始是在敘事上找，後來還是決定讓人物帶著劇情發展，我們還是看人，看這個空間裡人的故事。」
劇版《平原上的摩西》和原著最大的不同恐怕在於將故事的發生地從瀋陽改到了呼和浩特，後者是張大磊的家鄉，這最能發揮他捕捉空間的優勢。離開了瀋陽這樣一個老工業基地，沒有了鐵西區這樣的強烈符號，張大磊選擇從人物最普通的生活入手，去展現大時代里的普通人。「1990年代下崗工人的情況其實差不多，我並不是在拍一個歷史劇，也不是要拍一個檔案電影，人實際都一樣，每個人牙疼的時候都很痛苦。」
在這部劇中，他沒有將重點放在誰是兇手這類抽絲剝繭的推理上，而是事無巨細地去表現不同人物的生活。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我們最終將主題定在了『對抗長大』，不論莊樹也好，李斐也好，他們長大後就要面臨一個異常殘酷的世界。」張大磊所說的「殘酷」不僅僅指主人公意外捲入的罪案，更是普通人無法走出的生活本身。
劇集《平原上的摩西》雖然有所謂的主線人物，但基本上還是一個群像戲，展現了歲月飛馳中那些被拋下的人。齊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從2017年第一次閱讀這篇小說到現在，他漸漸意識到這也是一個獻給我們父輩的故事。
這部劇有大量的配角是非職業演員，大多只有一兩場戲，他們有的是下崗後擺烤肉攤度日的大叔，有的背棄丈夫孩子遠走他鄉，還有的無所事事乾脆泡在老年舞廳里不願意回家……
「說到底，我想拍的還是那個時代的一群人，現在想起來這些人的共性就是很無力，他們都挺孤獨的，某種程度上都是很失敗的人，當這樣一群人湊在一起，反而會讓人感到另外一種溫暖。」張大磊說。
對照小說和劇集，雖然故事走向差不多，卻總有些許微妙的差異，兩種文本並置起來，有點像是形成了一種多聲部的復調結構，彼此互為補充。劇集的最後，觀眾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年李斐非要裝病跑到郊外是為了自己的一個承諾，給喜歡火的莊樹放一場大火，卻因為身上的汽油味引來了懷疑。小說里，莊樹其實忘記了這個約定，並沒有前往。劇集的結尾，年少的莊樹雖然有些害怕和膽怯，在樹林裡迷了路，但他沒有忘記他們的約定，這多少給人以安慰。
「大磊這部作品是以生活為主角的，你要說這兩個結局是平行時空的兩種可能性，這種解讀我也接受。」雙雪濤說。
南方周末記者 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