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師永剛談抗癌十年的感受，以及《無國界病人》一書。2012年中秋節前，其在體檢時發現了腎上腺皮質癌，手術切除的癌瘤達13-16厘米，重約1.6斤，協和醫院確認其已到晚期，且手術後發生全身轉移，肝、肺等重要器官到處都是，師先生的生命已進入倒計時。
當時唯一的有效藥「米托坦」，國內至今未批准上市。藥在哪裡，生命就在哪裡，萬般無奈之下，他只能去（有特效藥和治療技術的）美國求醫問藥。
在美國的高科技治療機構MD安德森（俗稱「癌症村」）住滿了來自歐洲、亞洲富裕地區的「無國界病人」，師永剛與他們一樣，治療全自費。癌症全自費治療費用高得令人咋舌：一次增強CT要1.2萬美元，抽一次血1000多美元，首次見醫生600美元，後續每次300-500美元，Keytruda藥物一個療程5萬美元。師先生為此近乎傾家蕩產，最後迫不得已把深圳的房子賣了湊醫藥費，僅前三年，就花費了40多萬美元。
隨著巨大的資金投入、不斷的科技創新，奇蹟發生了：本已到晚期的生命，延續了10年，在長達3000多天時間裡，師先生做了2次手術，4次復發轉移，6個周期放療，多次超大劑量化療，3次參與臨床試驗盲試新藥，最終贏得重生。如今，其病情已穩定4年沒再復發，並已恢復工作，出版了《無國界病人》一書。
美歐醫療體系：「自由」Vs「平等」
看罷還是比較感慨：為什麼美國的科學技術還是如此先進？在生命科學方面竟已大大領先於東亞，甚至領先於科學與現代醫學發源地歐洲？不僅是東亞，甚至連歐洲的富裕病患也要遠渡重洋，赴美看病。
索維爾的《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現實應用篇》提供了解答：美國的醫療體系，允許私人資本行醫、製藥，因此美國的醫療系統比歐洲的要靈活得多，逐漸後來居上。西歐和加拿大等地在近幾十年，大力推廣「福利主義」，以很高的全民稅收來保障全民醫保，公民醫保繳付僅需很少份額。但隨之而來的是大病統籌、手術審核制度，其理由是：既然醫保幾乎全是政府財政支出，你看病是花國家的錢，「有關部門」當然要看緊錢袋子、把好行政審批關，以防有不法之徒打醫保資金的歪主意。
因此，澳大利亞的「擇期外科手術預約」患者有23%等待了4個月以上，紐西蘭、加拿大、英國的這一比例分別為26%、27%、38%，而這一比例在美國僅為5%。且呈現規律是：醫保個人繳付比例越低的社會，行政審批時間越長，患者等待時間越長。曾有歐洲案例：一位重症老嫗，醫生說其若不馬上手術就僅有２-３個月剩餘時間，但是其全部審批流程需要約6個月。螻蟻尚且偷生，情急之下，患者賣房、賣股份、清盤生意……搬到美國去當「無國界病人」。
歐洲目前的社會風潮，是崇尚並致力於社會平等，對資產和利潤課以重稅，法國甚至實行過75%個人所得稅。其中製藥企業、醫院、醫生等被認為利用他人的病痛賺錢太多、為富不仁，屬於重點監管與打擊對象。
所以，歐洲青年報考醫學專業者逐年遞減，手術排期越來越漫長。西歐人越來越多接受了印度的價值觀：認為與生命有關的醫療和製藥，就應該是高尚的慈善而不應用來牟利，印度法律不承認醫藥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因此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仿製藥生產地，但自主研發全軍覆沒。
但是，現實社會、真實生活、經濟規律都是如此無情，現代醫藥的研發成本動輒幾億至十幾億美元，耗時需十年上下，任何藥企和投資方都不可能做這麼大手筆的慈善，完全出於公益研發藥物卻不賺錢，誰干？所以，當醫療與藥物在歐洲發展不暢時，歐洲乃至全世界的藥企、投資方、研發人員、醫務人員……紛紛前往更加自由、寬容、開放的美國市場。譬如：師永剛先生的主治醫生哈勃大夫，是來自敘利亞的阿拉伯人。
資本、科技、人才為何流向美國醫藥市場
由於美國的醫療體制更加市場化，私人資本占比很高，因此醫學科研、探索、創新異常活躍，如師先生所言：MD安德森都是研究型醫生，人人都盡全力探索最新治療方案，因為每一次成功都成為其寶貴智慧財產權，受到法律保護而「錢途」無限。為此，醫生會為治療方案而爭得面紅耳赤，力爭把自己最好的技術應用於患者，而不是相互間「做人、處人、搞關係、為評職稱升主任而搞團隊關係建設」。
同時，哈勃醫生主動為師先生申請了5萬美元一個療程免費藥物。放療醫生在一次價值9萬美元的椎L4放療時，一次做了２個點（等於為師先生省了一次治療費），體現出極大的同情心和對患者的關懷。這樣做的原因，其一是美國醫療界沒有「藥品提成」（這在美醫療界是重罪），犯不著為藥商利益而奮鬥；其二是美國醫生重點靠自身業績，以及科研成果安身立命，所以其醫療方案的效果越好，其社會地位和「錢景」就越寬廣，儘可能為病患爭取利益，對其治療方案的成功率亦大有好處。
美國這套醫療體制，未必有歐洲的那麼「高尚」，但卻大大推動了美國的醫學科技發展。1990年代初期的全球醫藥市場，美國和歐洲各占1/3，雙方科技差距不大，基本是分庭抗禮。而到目前，美國藥品已占全球市場50%以上，資本充裕、人才濟濟的美國醫藥產業，私人資本甚至敢冒著巨大財務風險，為罕見病研發「孤兒藥」。而歐洲的市場占比已下降到21%，且歐洲藥企的利潤里，60%是靠將研發轉移到美國市場、與美國藥企合作而獲得的。
搞垮一個產業、趕走大批專家很簡單，只要一個激情澎湃的泛道德化法案或政策。但再想復興該產業就難得多了，譬如：前拜爾製藥的生化專家去了美國，在輝瑞所在的紐約買了房、結了婚、孩子獲得美國國籍、在紐約的私立學校接受英語教育、拿幾倍年薪、繳更低個稅……那為何還要再返回勒沃庫森？
同時，隨著資本、科技、人才越來越多流向美國醫藥市場，其醫療與生命科技將越來越先進。而曾經醫療先進的歐洲、日韓等發達地區，越來越多有錢的絕症、重症患者，或想長命百歲的闊佬，會攜帶巨額資產，去美國做「無國界病人」，這對病患與財產輸出國而言，不啻為一場財富大出血。
歐洲的教訓、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仔細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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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