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文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並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斌與三位年輕學人一同討論其新著《誰是那個弱女子：郁達夫的愛恨離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本文為評論文章。
郁達夫
《誰是那個弱女子：郁達夫的愛恨離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一書作者楊斌，博士畢業於美國東北大學，曾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現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斌教授的治學領域非常廣泛，對中國邊疆史、全球史、海洋史、科技史等皆有關注，曾著有《流動的邊疆：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等著作。如果對其之前的研究有所了解，那麼讀到眼前這本《誰是那個弱女子：郁達夫的愛恨離愁》跨界之作，便會覺得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因為此前作者並未有中國現代文學史方面的論著，關注的領域無論材料還是問題意識也離此較遠。只是作者與郁達夫皆為浙江人，且家鄉相去不遠，皆為廣義上的「浙西人」，作者多年來追索搜集郁達夫的資料和行跡，不無表彰鄉賢之意，正如他自己在最後一章中所寫到的：「冀或一窺鄉賢風采，而饗富春江、錢塘江鄉親。」若郁達夫泉下有知，想必亦因同鄉後輩的追慕，而會心一笑，甚至邀約同飲一杯，打些鄉談。不過在我看來，以往作者治學，有兩個關鍵詞：一是「流動」、一是「跨界」。這樣一本關於現代作家郁達夫情感世界的著作，便包含了多個意義上的流動與跨界：既是知識領域層面上的，也是作者和研究對象本身的經歷。
錢鍾書曾經說過一句俏皮話：「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認識下蛋的母雞呢？」文學作品一旦寫成，就自有其生命，郁達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數的人物，其作品與人生已經被反覆研究。《春風沉醉的晚上》《釣台的春晝》更因選入不同時期的語文教材或是中學語文讀本而廣為人知。易言之，郁達夫作為下蛋的「母雞」與其所下的蛋，已經被反覆檢視，而「母雞」下蛋時的狀態，則可能尚有分析的餘地，但許多事實草蛇灰線，頗難究詰，以專題論文來探討，反而可能未必合適，不如以體例較為靈活的學術隨筆表述。事實上，本書體量不小，但並非一本體例規整的學術著作，各章自有獨立探詢的問題，皆扣住郁達夫生平交遊與情感世界，出入於文字之間，又兼實地考察，試圖回到文學與歷史的現場。通讀全書一遍，可借用魯迅評價《儒林外史》時所下的斷語：「雖雲長篇，頗同短制」來形容。一方面讀者欲藉此全然了解郁達夫其文其人，顯然不夠，若欲從中看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郁達夫及其作品的意義，恐怕也並不能如願；另一方面，規整的學術論著中無法容納的一些材料、思路、現場考察的記錄甚至情感體驗得以在書中呈現，由此讀者在跟隨作者筆端思路不斷流動與跨界過程中所能感受到的是文學史的「及物」與「見人」。杭州、富陽、福州、武漢、上海、東京、北京、新加坡、重慶，地理空間的轉換與人物在不同時期的際遇，始終與郁達夫的文字相互纏繞，作者在書中扮演一個導遊，這個導遊同時在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向遊客解說和展示，並灌注自身的理解和情感。
《誰是那個弱女子：郁達夫的愛恨離愁》全書除題記、前言、後記之外，共有十二章，各章自有其主題，各章皆呈現郁達夫人生中的一些鱗爪，但並不全然勾連，亦非一本郁達夫的思想或者情感傳記。第一章以郁達夫本人及妻子王映霞文字中對郁達夫容貌描述開篇，繼以友人、媒體文字中描述郁達夫夫婦不同時期的音容笑貌，並輔以照片史料，為讀者直觀呈現出一幅郁達夫的肖像，以及其與王映霞的對比。
第二章至第五章，作者宕開一筆，分別敘述郁達夫與胡適、徐志摩、林語堂、魯迅等人的交遊與相關文壇公案，梳理了既有研究中關注的一些事實，文字清晰流暢，富有感情，使其中人物歷歷如繪。上述諸人，皆為學界、文壇的一時之選，透過諸人與郁達夫的交往，也從不同角度展現了郁達夫行事與文字的風格。在此部分中，筆者認為在考訂事實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新文化運動以降的白話文作家的交遊圈形成的因素有哪些？思想主張、文字風格乃至審美品味的趨同與相近，固然是他們選擇朋友圈的重要依據；此外，地緣、學緣等背景對不同人之間的離合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國自科舉停廢之後，新的象徵資本往往依託各級學校再生產。不同學校的等級、聲譽等對其畢業生群體之間的認同和社會認知產生相當重要的作用。郁達夫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歸國之後又一度任教北大，對其與當時名流從容交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否則，僅憑新文學作品想要躋身當時文壇或學界主流皆頗為困難。當年湘西青年沈從文自家鄉到北京，寄居於小公寓中，一面在各大學旁聽課程，一面不斷將作品投寄到各當時各大報刊，希望發表後獲得文壇認可。沈從文因為並未從正規學校畢業，一直希望能升入大學，正式獲得學生身份，一度在極其困苦的情形下寫信求助於郁達夫，而郁達夫的回信《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發表在《晨報副刊》上，成為一篇名文。此文的內容，是勸沈從文打消作文學青年的念頭，並表示大學生失業的也甚多。事實上，郁達夫自身在早期文學生涯中因學歷而獲得的無形助力不可小覷。此外，郁達夫與創造社諸人的文學風格及對胡適等新文化運動領袖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亦與其學歷及在大學任教之經歷不無關係。至於本部分中寫到的郁達夫與徐志摩的深厚交誼，則自然與兩人是同鄉同學有莫大關係；而郁達夫後來與魯迅的交往，亦與他們是浙江同鄉有一定關係。
《郁達夫之「毀家詩紀」》，《正報》1939年4月24日
至第六章始，一直到第十二章作結，進入本書一大主題，即郁達夫與王映霞定交、戀愛、結婚以至齟齬、婚變的過程，標題之中「愛恨離愁」所關涉的情感世界，親情、友情固然是其中一個面向，而作者尤為關注的無疑是郁達夫與王映霞頗為曲折的愛情經歷。
從最初郁達夫與王映霞相遇於上海友人家中，到展開追求、熱戀、不顧家人朋友的反對而結婚、直至婚後因生活習慣、家庭瑣事、戰亂播遷等原因逐漸產生齟齬，並因若有若無的婚外情而感情破裂，終至分道揚鑣的過程。
在作者排比史料、綜合各方舊說事無巨細的考證和敘述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感情歷程中，讀者也許會生出一個問題：這種對文人的情事的考證，如何與現代學術問題意識之間建立聯繫？作者似乎並未明確表達。筆者認為一個可能的視角是：現代傳媒與近代中國感覺結構和愛情觀念的相互形塑。李海燕的經典研究《心靈革命：現代中國的愛情譜系》一書，曾經藉由晚清至二十世界中葉的眾多文學材料，援引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所創造的「感覺結構」這一概念，勾勒出晚清、五四直至革命時代的中國思想世界之中儒家的、啟蒙的、革命的三種感覺結構，並由此不同的感覺結構而塑造的不同愛情觀及情感體驗。事實上，揆諸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感情糾葛，不難注意到，郁達夫作為現代文人，其行事與表達常常訴諸現代傳媒（具體到當時而言是報刊、新書籍），並嘗試變換不同的文類（包括小說、日記、書信、舊體詩），這樣一種虛實結合的形式，使得郁王二人的情感從私人領域而邁向公共領域，向這些傳媒的受眾進行公開的展演，而這種展演在自我形塑的同時，又在有意無意中形塑了受眾的「感覺結構」。當然，郁達夫自身遊走於不同文類之中，亦常展現出不同類型的「感覺結構」，譬如郁達夫在婚變、王映霞一度出走之後，曾自注其舊體詩「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琇重幃護玉堂。碧落有星爛昴宿，殘宵無夢到橫堂。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在王所遺留下來的衣物上題寫：「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其中「下堂妾」這個舊式表述確實與舊體詩這個文類所從屬和營造的「感覺結構」較為貼合，即便郁達夫後來追悔，並表示此行為不過是「聊以泄憤而已」，但事實上文類自有其形塑觀念的力量（詳後）。
郁達夫、王映霞合影
需要指出的是，郁王二人留下的不同文類，不能一概視之為「紀實」，但又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有所區別，是在虛與實、公與私之間的跨界之物。而這樣的文本得以留存於當時的公開出版物之上，正是由於近現代中國的巨大轉型而造成的。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轉型時代」，或許不止於規整的思想世界，更進一步至於觀念與情感世界。而郁王之間的糾葛及其留存的史料，正是我們得以管中窺豹的一個案例。
文字既能釐清事實，又能矯飾並製造迷霧，並且不同文類的作用和效果並不相同，文類本身所具有的「格套」，常常能左右作者的表達。筆者在此試舉兩個例子：其一，本書書名中「誰是那個弱女子」一語，來自郁達夫於1932年所寫的一篇小說，作者在十二章中曾對此小說的創作過程、留存手稿以及其中的內容情節「採取『索隱派』的方式來進行一番推敲」，並認為「即使所的推敲如沙灘城堡水中明月，這樣的努力還是有一定的意義」。關於作者在章中依託小說情節，擬還原郁達夫與王映霞在此前後情感經歷的「本事」，是否準確？筆者不擬判斷，亦不在此重複，只是想在此指出，依託小說來影射實事，雖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但郁達夫作為新文學家以白話小說寫作《誰是那個弱女子》，其中除開「本事」，亦呈現出與當時新文學中時常出現的內容，譬如青年學生不同的思想主張、生活態度，有的主張革命、有的甘於墮落；有的忠於愛情、有的遊戲人間；而作者認為其中有關同性戀的描寫，是郁達夫懷疑王映霞與她的女同學劉懷瑜之間的曖昧，故在小說中以影射筆法出之。事實上，即便拋開這種「本事」，同性戀在當時逐漸能成為一個吸引公眾眼球的話題，亦體現出時代風氣的轉變以及「概念工具」的變化。否則在舊式文類之中，則可能有類似「本事」，而無法擁有恰當的「概念工具」加以描述。
郁達夫唯一存世完整著作手稿《她是一個弱女子》
其二，作者注意到郁達夫雖為新文學家，但其長於舊體詩文，常常以律詩形式表達心意，並獲得時人認可。在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感情糾葛之中，郁達夫有一組舊體詩《毀家詩紀》，1939年3月5日發表於香港《大風》雜誌第三十期，共收詩十九首、詞一首，並多附有自注。舊體詩詞，文詞簡省，其平仄對仗乃至用典的要求與規範，皆制約了寫作者自由的表達，但反過來亦可利用其中模糊多歧之處，給讀者製造隱約的印象，將讀者牽引至作者所預設的觀念之中。再者，如前所述，在採用舊體詩詞表達意思的時候，寫作者的感覺世界亦因為舊體詩詞的固有格套而與寫作新文類時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說，寫作不同文類時，寫作者有著不同的人格。今天的研究者憑藉這些不同文類的史料，所能夠做的，也許不僅止於考索其背後的「本事」或者某段公案的虛實，而是可以思考處在新舊變革轉型時代中的文化人，對包括愛情在內的不同情感的理解，是否亦如不同文類中所呈現的那樣，有很大的跨界感，譬如郁達夫在新小說中當然是新文化的擁躉、自由戀愛的歌頌者，但在舊體詩自注中又寫出「下堂妾」這樣恍若前清遺老筆下名詞。此外，作者與讀者，私人文類與公開發表之間的差別，無不體現出時代轉型過程之中，包括感情體驗在內的感覺結構已經產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有時會給當事人造成痛苦和創傷，有時又給長於寫作的文化人，帶來了某種能動性。在任何時代，文字既可以直抒胸臆，又可矯飾掩蓋，而在文體轉換的新舊交替之際，這個特點更為明顯。文類對寫作者的塑造，以及傳媒和出版界對不同文類的態度和變遷過程，亦值得進一步探討。
郁達夫先生詩稿，《香海畫報》，1938年第10期
全書的第三部分，即第十三章：「星洲遺蹤：難以消逝的郁達夫」，篇幅雖不長，但獨成一體。這個部分聚焦於1938年12月郁達夫南下抵達新加坡直至1942年2月4日乘船撤離新加坡赴印尼蘇門答臘島躲避日軍這三年零兩個月之中，郁達夫在新加坡的行跡。作者利用曾在新加坡任教之便，實地考察了郁達夫曾經居住、工作、交遊飲宴的場所：紅燈碼頭、丹戎巴葛車站、南田旅店和南田酒樓、中峇魯的故居、珍珠巴剎、醉花林、白燕社、江夏堂和敬廬學塾、愚趣園和神農大藥房、虎豹別墅、期頤園、怡和軒和晉江會館、平社、星洲書店等地，並拍攝照片，多方引證史料梳理其變遷歷程，為讀者繪製了一幅動態立體的「郁達夫在新加坡」的地圖，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讀者能夠透過作者的文字和照片，與郁達夫同處一境界，回到歷史的現場。
依筆者之見，此部分可以延伸思考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抗戰前後，大量中國文化人自國內南渡，麇集南洋，從事文化教育及宣傳出版工作。與此前南洋華僑中多閩粵籍的勞工與商人所不同的是，這批文化人多非閩粵籍，不乏長江流域及北方人士，籍貫和教育背景使得他們所使用的漢語方言口語與書面語言皆與舊日南洋華人華僑有所區別（參見《王賡武回憶錄》中提及王庚武先生的父母南下經歷和其早年在馬來西亞檳城成長過程中所感受到的語言和文化環境）。在與當地華僑華人相處的過程中，這批文化人也將新文化運動以降國內的新思想文化、國家意識乃至新的表達方式、文體傳播到南洋。在此後數十年中，他們所播撒的文化種子，仍在潛移默化地產生影響。直到晚近，我們仍能在馬來西亞華人作家的作品之中，不時看到郁達夫及其他南來文人的影子（參見黃錦樹等人的作品）。在南來文人之中，郁達夫是其中璀璨奪目的明星，最終也埋骨於南洋叢林之中，故留下的記憶與故事相對較多。但不能忽略的是，郁達夫是一個群體中的一員，而這個群體所做的工作，對於在南洋傳播包含現代因素的中國文化，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上述第一個問題涉及近現代史上的具體情境，筆者思考的第二個問題也許更具有歷史學上的普遍意義：不同的城市建築和物理空間，本身自有其建造、變遷乃至毀滅重建的歷史，但也因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履跡所在，而附著了不同的歷史意義，後人每每通過尋訪舊跡，或憑弔先賢，或感慨古今之變，以至於某某人物常常成為一個地點的象徵。那麼當人們從物理空間切入歷史的時候，如何平衡由名人履跡、重大事件而帶來的影響和相對平靜無聲的緩慢變遷，就變成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與前者相伴的，常常是一個地點的「大寫歷史」；而後者則可能承載著普通人或者說「無名之輩」的「記憶」。需要指出的是，在這裡，歷史與記憶之間往往並不截然兩分，在相當程度是可以兼容甚至是重合的，但不可諱言的是，兩者之間亦存在著不小的張力。譬如在本書中，郁達夫在新加坡蹤跡所至的那些空間地點，也承載了當地人不同版本的記憶和情感。當我們將目光聚焦於物理空間歷史上那些璀璨奪目的明星和大事件時，不能忘記其實空間變遷在更多時候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緊密連接，名人也許可以讓空間為世人所知，但本身並不能獨占一個空間的記憶。如何將一個具體空間的歷史和記憶較為平衡地呈現出來，也許是歷史研究者甚至建築遺產保護者、城市規劃領域的學者所需要思考的。
馬克斯·韋伯說：「人是處在自身所編織的意義之網的動物」，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時空的意義之網，皆有所不同。透過郁達夫的愛恨離愁這樣一個具體而微的世界，我們能窺見那個時代的意義之網，以及由此意義之網所形塑牽引著的人們的不同命運。圖像、文字、物理空間，皆可成為後人進入那個意義之網的憑藉和入口，作者此書的意義或者便在這裡，而不僅僅是圍繞郁達夫個人的那些感情「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