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口述：
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日軍，第18軍官兵請纓護滬，陳誠與蔣介石密電協商。
蔣電陳：「如全軍援滬，則江西縮短圍剿防線，放棄贛南，退守南昌、撫州；否則迅速進援贛州，先擊破紅軍，再行援滬。兩方案請兄擇一實行。」
當時是贛州守兵旅長馬崑連電乞援，行營參謀長賀國光、省主席熊式輝連催第18軍援贛。
陳知蔣意是要其援贛，但部屬又不願進兵贛州，為難之中，乃與我這個總參議商議。
我對陳說：「援滬與援贛，當然以抗日為主。但據我看，上海戰事主要由第十九路軍發動，我中央及日軍俱未有全面準備。
京滬鐵路及長江運輸，均受敵機阻礙，我軍增援困難，戰局難以持久，恐不久以美、英、德、意調解而告終。
我軍從陸路進援，行程近月，未到而戰事早已結束，勢必重新迴轉江西，重與紅軍作戰。
若是放棄贛南、贛州，紅軍乘勢攻擊南昌，南撫地處鍋底，勢難保守。援滬不成，丟了江西，前途不堪設想。
今紅軍主力屯兵於贛州堅城之下，行將近月，在對日作戰時，仍圍攻贛州，紅軍將士，心理上不無動搖，如迅速援贛，內外相應，必然擊破紅軍。
如滬戰相持下去，仍可從容援滬，江西可不丟，士氣更旺盛。我以為先援贛州為是。」
陳問：「如官兵不肯去援贛州如何是好？」
我答：「軍長可集合11、14兩師軍官作一次訓話，說明急於援滬抗日，無奈被紅軍圍攻贛州，妨礙我軍抗日。
我軍不忍友軍馬崑旅及數十萬民眾歸於死亡，不得不先行援贛，盼全體官兵共同努力，快點打垮紅軍，解除贛州之圍後，隨即起程援滬抗日。
這樣就可鼓勵士氣，不惟肯去，且加快解圍時日，我預料10日左右就可回師。」
陳誠採納了我的意見，下了援贛命令，陳走後，羅卓英、周至柔來訪，要我勸陳勿援贛，我把對陳講的話告知了他倆，羅、周二人相對嘆息。
我為陳誠出了主意，陳對我極表感謝，在陳自己對部隊訓話後，又請我向全軍將校尉官致辭，並對部下說，服從我就是服從他。
陳誠自率第11、14兩師援贛州，留下第43、52兩師守吉安、吉水，預從4個獨立團編成一個先遣縱隊援滬，以我為司令。
陳命我代表他先赴南京謁蔣，報告決心與處置情況，陳寫一紙條給南昌辦事處的吳子漪，要其儘量支付我所需經費。
2月初，我到南京，這時上海戰局已成，敵在我左後瀏河登陸，經英使調解後，我方屈辱求和，同時，陳誠也解了贛州之圍。
陳誠、羅卓英、周至柔等3人由國民政府明令嘉獎，而抗戰之第十九路軍則在日、蔣雙重壓力下，於5月奉令移駐福建。
覃道善口述：
紅軍第3軍團在圍攻贛州中，挖坑道至城牆腳，用棺材裝炸藥轟城，城牆崩塌20餘丈，馬崑旅處境非常困難，大有破城的危險。
正處千鈞一髮之時，第18軍星夜兼程由吉安前往救援，以解贛州之圍。
當時，陳誠因事留南京未歸，即由第11師師長羅卓英代理，率領第11、第14師執行任務。
羅卓英親率第11師由泰和經遂川，向贛州前進，第14師由吉安經泰和沿贛江西岸向贛州前進，師部到達贛州附近的那天，第14師師長周至柔命令第41旅在五雲橋地區宿營。
第31旅當晚趕到贛州章水北岸，第41旅旅長李及蘭不遵照命令，也趕到贛州章水北岸，靠攏第31旅地區宿營。
周至柔得知後，大不滿意，仍嚴令第41旅非即刻撤回五雲橋宿營不可，李及蘭硬不肯撤，各執己見，大鬧意氣，不得解決。
後經參謀長柳善往返調解，第41旅不撤回五雲橋，而撤到五雲橋至河西中間地區宿營。這個問題雖得到折中解決，但周和李隔閡已深，不久，李及蘭因此而另調他職。
後來得知，李及蘭同周至柔鬧意見的起因，系第14師副師長出缺，以第11師旅長霍揆彰調升，而沒有升到他，因而對周不滿，藉故不服從命令，以破壞周的威信。
1932年3月初，第11、第14師全體到達贛州河西後，贛州之圍未解。於是，羅卓英即決定親率第11師由河北渡河進城，準備從城內向城外出擊；以第14師第84團在河西向唐江方向占領陣地，並築工事，以防紅軍第1軍團來襲，而掩護第11師的作戰。
但是，第11師渡江進城既無橋樑，又缺少渡船，同時，受紅軍火力的控制，白日不能行動，似此渡河本屬難事，終因河幅不寬，工兵強架輕便浮橋成功，一夜之間即渡河完畢。
在渡河時，紅軍雖發覺，用機槍掃射，又從上游放火船燒橋，以期阻撓第14師的渡江。
由於第14師第40旅沿河防守部隊用強大的火力壓制紅軍的火力，並擊沉火船，使第11師渡河未受影響，而達到完成渡河任務，這是出乎紅軍意外的事。
第11師進城後，羅卓英暗由城牆腳挖地道數條，時經3個黑夜，將地道挖成後，又在出口處留很薄的土層，待部隊出城時才行打通。
出擊部隊不走城門，均從地道拂曉出城，以偷襲手段，忽向紅軍猛攻，使紅軍措手不及。
這次，羅卓英使用第11師全師6個團的兵力，為出擊部隊，並調第14師第84團進城作預備隊，待第11師出城後，又派部隊嚴守地道，只准出城，不准進城，謀求背城一戰。
但紅軍第3軍團發覺後，即向贛州東南方向撤走，第11師雖費了不少時間，結果只俘虜紅軍官兵500餘人。
紅軍撤走時，羅卓英又派第 11師胡啟儒團及第14師第79團尾追，終未追上，就連紅軍主力的去向也不知曉。
第79團僅僅拾得短槍4支，團長凌光亞卻以此假造情況，揚言追上紅軍，發生激戰，謊報功績。
周至柔得知此情，對凌光亞這種行為並未追究。最後為輿論所迫，才將凌光亞以指揮無方，調任他職。
這次，第14師除第40旅一部分沿河西岸防守部隊參加掩護第11師渡河戰鬥，及第79團參加追擊外，其餘都在河西擔負警戒唐江方向的防守，因為唐江方面紅軍第1軍團並未進攻，固未發生戰鬥，也沒放一槍，贛州解圍戰即告結束。
方耀口述：
這次戰鬥出擊之快，出乎紅軍意料，因此，繳獲亦較多，據說：「出擊部隊到了城外，攻到紅軍坑道陣地時，有的紅軍正在熟睡，大概因紅軍圍攻月余，過於疲乏。」
據第18軍對贛州戰役的公布材料，計俘獲1000多名指戰員，算是最多的一次。戰鬥結束後，第11、第14師和第154旅移駐於城內，陳誠、羅卓英等受到了蔣介石嘉獎，第18軍的兩個師的重要人事進行調整。
如第11師第31旅第61團團長黃維升任第31旅（一說32旅）旅長；第14師第41旅旅長李及蘭免職，由李樹森充任；第40旅第79團團長凌光亞免職，遺缺調第84團團長陳烈充任。
贛州的戰略地位很重要，馬崑旅長因守贛州有功，蔣介石通令晉升為中將旅長，該旅北調歸建。
蔣介石與陳濟棠商量，派粵軍第1軍駐大廋的余漢謀1個師（轄3個團）接贛州的防務。
當第18軍進城後，馬崑旅就奉令調走，此旅的官兵多數有兩支槍，一支是步槍，一支是鴉片煙槍，不但軍官有家眷，有些士兵亦有家眷，原因是此旅駐贛時間久，因此，部隊行軍拉得很長，拖拖拉拉。
第18軍進城後，一直在等待粵軍的到來，突然接到陳誠的電令說：「余漢謀的第1軍在大庾縣受到紅軍的圍攻，著羅卓英就近派部隊馳援。」
第14師師長周至柔率領該師及第52師第154旅，前往大廋解圍。
第14師與第154旅從贛州縣出發，經過南康縣，行軍三四天，抵達青龍，與余漢謀軍取得了聯繫。
大廋縣是木盆一樣的城，城外四周是大山，紅軍占領了城外的一切制高點，形勢岌岌可危，圍攻大廋的紅軍仍為第1、第3、第5軍團。
當第14師與第154旅到達青龍時，紅軍得悉援軍已到，立即開始撤退。
由於第18軍大力援助，余漢謀的第一軍得以保存，余漢謀對蔣介石十分感謝。當第14師與第154旅抵達青龍時，余漢謀贈送周至柔不少軍用物資，如無線電台等，表示感謝。
從此，余漢謀與蔣介石有了秘密聯繫，後來，陳濟棠反對蔣介石，余漢謀就首先反對陳濟棠，使陳濟棠陷於孤立之境。
余漢謀第1軍第1師與第14師一起，行軍三四天返回贛州縣城，粵軍第1師休息後接了防務。
1932年1月下旬，第14師從泰和向贛州行軍時，第79團團長是凌光亞，軍部下令說：「該團紀律不好，著即撤職。」
當時，我任該團第1營上尉營副，據我所了解的所謂紀律不好，是因天氣較冷，有的部隊出發前在燒火取暖。
我了解陳與凌有宿怨，1928年時，陳誠任南京警備司令，凌光亞任傷兵管理處處長，陳想擴充部隊，曾要求凌撥給2000餘名傷愈的士兵，凌不買陳的帳。
因為凌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與何應欽是同鄉，以何為背景，陳誠對凌光亞很不滿意。
後來，凌任教導第3師第1團團長，1931年改為第18軍第14師第79團，軍長是陳誠。
1932年時，陳誠與何應欽的矛盾很大，凌光亞是何應欽的人，任第14師資歷較深，陳認為此時不除凌，後患無窮。
陳誠處理此事，大家的意見很大，認為這是借贛州戰役之機，給予報復。
贛州戰役開始後，大部分的戰鬥是馬崑旅擔任的，第18軍不了解，第18軍抵達贛州時，第11師是參戰的主力，第14師是第二線部隊。
樊崧甫口述：
1932年秋，蔣介石命令川軍第59師張英部移防吉水、永豐，歸陳誠指揮，張英以何應欽為靠山，何電囑陳善視張部。
張師紀律不佳，陳密報蔣，蔣令陳將其繳械改編，陳誠與我商議：「現奉密令，對駐萬安的28師王懋德部及駐吉水的59師張英部，都要相機繳械改編，你看先從哪師著手？」
我說：「王懋德師系陝西部隊，官兵強悍，戰鬥力強，地處萬安，對中央存有戒備，逼之過甚，投歸紅軍或上山負隅，均非好事；
張英部川軍，人弱械劣，紀律廢弛，民心不順，兼弱攻昧，還是先從張部著手為是。」
陳說：「剛歸我指揮，就被繳械改編，怕以後其他部隊不敢靠攏我這碼頭。」
我說：「你所言極是，但這次你已將他們的情況報上去了，密令已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是今後對再靠攏的應善意幫助，以明你並非有意傾覆。」
陳遂率領部隊襲圍永豐、吉水，不料，行營參謀處長錢卓倫已先把消息密電告知張英，張師登埠抵抗，何應欽嚴令陳誠撤退，陳氣懾，欲還師。
郭懺阻之，郭云：「兵臨城下又撤回，威信掃地，且對委員長密令，何以交代？不如先執行了再說，事後再叩頭跪拜向何賠罪吧！」
陳然其議，張英遵令繳械，在張部文件中搜出錢卓倫密電，便以之報蔣；何應欽也向蔣控告陳擅權。
蔣皆置勿問，後何拂袖而赴北京，與陳勢成水火。
陳誠將4個獨立團與張英部並編為第59師，以陳時驥任師長，陳在吞併第59師前夕，讓出所兼之第52師師長，以副師長李明升任；
調去第43師師長郭華宗，以劉培堂升任，插進鄒洪（若虛）為副師長，周祥初為旅長，均是保定軍校第八期同學，聲氣更一致，實力愈益壯大。
1932年春，陳誠讓羅卓英、郭思演、鄒洪等用廣東同鄉、保定同學的關係，把在廣西和桂系戰敗之第4軍吳奇偉（梧生）部接引到吉安，編為第90師，仍保持其第4軍軍長虛銜，增兵益械，恢復其勢力。
馬崑旅調離贛州，由陳濟棠派粵軍第1軍余漢謀部接防，陳誠對余積極拉攏，遂雄視贛江流域，其時，贛東信水流域、贛東南撫河流域守軍兵力薄弱，無機動部隊，行營和省府雖極嫉視陳，但在紅軍進攻時，又不得不仰仗陳支援。這一時期，陳誠成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的中心力量。
1932年秋，紅軍攻吉安，陳誠率第11、14、90師增援。紅軍因無隙可乘而引退，斷後的紅軍第3軍團師長郭炳森叛黨，率500餘人投降陳誠，陳將其編為暫1師，交第4軍吳奇偉指揮。
冬初，紅軍攻宜黃，圍南豐。南昌行營派陳誠為撫河方面軍總指揮，陳以我為參謀長，郭懺為參謀處長，梁啟霖為副官處長，率第14、90兩師移駐撫州增援；
命羅卓英率第11師回吉安，以兼副軍長代行軍長職權，指揮第43、52、59等幾個師，承擔安福、永新、撫綏修路等事宜。
陳誠又向熊式輝薦任郭懺為永新區行政專員，張節甫為永新縣長，陳把這些區域的行政權都抓在了他的手中。
總部開到撫州時，紅軍攻新豐街，守軍撤回南豐，紅軍遂圍攻南豐。守備南豐的毛炳文第8師、守硝石的許克祥第24師及守南城的李雲傑第23師，原來是由朱紹良統一指揮的，此時，朱到新疆、甘肅一帶去了，將部隊讓給毛炳文升兼。
毛資望淺，指揮不靈，部隊膠著陣地不敢動彈，雖然毛炳文是留日士官系，但陳誠卻看不順眼，所以儘管毛連電呼籲，行營賀國光也電報、電話多次催促，而陳卻按兵不動。
撫州行政專員兼臨川縣長周鍾岳，是熊式輝之師，為第5師師長周渾元之父；守軍司令是二次「圍剿」時指揮過陳的二十六路軍總指揮的孫連仲，僅一年時間，孫倒過來接受陳的指揮。
陳誠展開政治活動，強制拆除市街店屋，使公路通過市區，燒毀納過特稅的鴉片，公審了販毒奸商，威脅到了熊、周。
陳誠朝夕與孫連仲過從，弈棋、喝酒、談心，孫正苦於缺餉少械，兵心不固，因愁成疾，以心事告陳。
陳勸孫自動請蔣介石將第25、27兩個師縮編成為一個27師，並裁掉一個軍部，這樣，不但可保證不被裁減軍費，且可更得蔣的信任。
孫採納陳的建議，把高樹勛的軍長職務和25師裁掉了，孫自此投入蔣的懷抱，以後，凡馮玉祥舊部有異動時，蔣都派孫去統率整編。
熊式輝也受蔣介石、宋美齡的寵信，是販毒的後台老板，煙案一直鬧到蔣處。
蔣電陳：「事關行政，希勿過問。」陳擔心受處分，我則不以為然，告
陳曰：「不過賠10多萬元而已，現蔣正重用你，不會小題大做，此後不管就是了。」
蔣果不再責陳，但熊含恨尋仇，二人暗鬥甚為激烈。
紅軍圍攻南豐一星期，不克而退。陳誠以第27師之池峰城駐滸灣、74師開南城萬年橋、90師開宜黃，對紅軍暫取攻勢防禦。
但陳之感情容易衝動，自信力強，變動很快，持久性薄弱，當3個師轉移之第一日晚上，我在陳對面參謀長辦公室內，見陳於深夜反覆鑽研兵力配備地圖，乃得知他又將變更部署。
我慮軍行在途，中道折回，有損士氣，但又不好當面阻止——如阻止，陳必負氣不聽。
翌日拂曉，陳就叫衛士來請我，見面後，陳就說：「哲山兄，我對3個師有個新計劃，請你研究。」
我說：「好！請總指揮在圖上指給我看。」陳指過之後，我說：
「我也研究了3個方案，一個是和你的相同，另外兩個我說出來，請你訣擇一個。」
陳考慮了很久，選定了其中一個，問我同意不同意，我同意。
陳囑：「你既同意，就下命令。」我問：「前天下了命令，軍隊走了一天，今天又下命令麼？現情況未變，讓他們到目的地休整幾天再動如何？」
陳愕然說：「今天不好再下命令，算了。」
後來，他天天到孫連仲處下象棋，孫總讓他贏，陳非常高興，對調動軍隊再也不提。